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在其描繪共產主義制度的發人深省的劇本《措施》中，對為了鞏固革命成果而採取的一些極端做法做了如下的辯護︰
為了剷除卑鄙，
手段卑鄙又有何妨？
倘若可以改變世界，
又何必前思後量？
去改變世界吧，
哪怕要跳入泥淖，
或是擁抱劊子手！
世界需要改變！
雖然我的部下中恐怕沒人知道上面這段話，但在追求一個更加美好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以上思想已在我們腦海中深深紮根。我們覺得，只要對我們的事業有利，幾乎可以無所不用其極。
具體地說，我領導了一個名為「特別任務小組」的人員精幹的機構。該小組的政治任務是削弱西德在國際上的地位，打擊鼓吹在外交上孤立東德的哈爾史丹主義，阻止西德重整軍備的努力。我們工作的重心不是「撒謊」或「誤導」，而是洩露醜聞。權且稱此為心理戰。當然，撒謊的骯髒勾當我們也幹過，但那不是我們工作的主要內容。我們將真假情報混在一起洩露給外界，藉此加強我們的政策，削弱西德的政策和各種組織並打擊一些人。希特勒的軍國主義冒險政策導致德國一敗塗地後不久，聯邦德國政府即著手推行一項重整軍備計畫。前納粹分子在西德各界紛紛受到重用。這一時期並不需要散佈什麼假情報。西德新聞界也很樂於刊登政治上的醜聞。
「特別任務小組」歸屬情報局第十處。該處成立於一九五六年，專門負責影響西方的輿論界，並在西歐和美國制定針對蘇聯陣營的政策時迷惑敵人。這方面工作的創始人是一個叫阿加揚茲的足智多謀的情報行家。以後接替他的ＫＧＢ人員連給他繫鞋帶都不配。
冷戰期間，德國是從事這類活動的最佳場所。無需贅言，兩個德國之間有著共同的語言和歷史。社會民主黨的東德局應美國情報機構的請求向我國境內放氣球，撒傳單。所以說，從一開始這樣幹的就不止是我們一家。波昂的國防部還設有一個「心理防禦」處。其實它跟防禦毫無關係，完全是為了開展心理戰。這是我們從西德一位前驅逐艦艦長賴興堡那裡得知的。他在該處工作期間曾向我們提供了機密文件。一九七八年退休後，他擔任了位於慕尼黑的巴伐利亞州基督教社會聯盟國防政策工作小組的主席。一九八四年，賴興堡被逮捕，罪名是過去十四年裡為了金錢向我們出賣情報。他被捕前，我們曾試圖向他和其他與他聯繫的人發出警告。我們與他約好在阿姆斯特丹皇家博物館裡陳列的倫勃朗作品《夜巡》前接頭，但這次接頭最終流產了。雖然我方折損一員，西德反情報機構的一位負責官員卻因與賴興堡關係密切而下台。從我方角度看，這也算是搞臭西德情報機構活動中的一次意外斬獲。
五、六○年代期間，中央情報局也有一整套的心理戰方案。它與諸如自由歐洲廣播電台和美國佔領區廣播電台這樣的組織之間的關係已是盡人皆知。冷戰時期，西方為了煽動人們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敵視採用了種種手段，其中最有成效的要數這兩家電台。它們根據持不同政見團體和因意識型態不合逃離衛星國的這些國家的公民提供的情況，出色地開展了針對我方的反宣傳。不僅如此，每當東歐集團內顯出動盪的苗頭時，它們會聞風而動，及時詳細地報導事態的發展。反對我們的人據此可以迅速對局勢做出回應。而共產黨國家的新聞機構卻要嘛遮遮掩掩，不予報導，要嘛輕描淡寫。
四○年代我曾在莫斯科德國民眾廣播電台工作過，對這一行相當熟悉。現在這方面的經驗正好派上用場。我們這個電台是倣傚加來士兵廣播電台建立的，播音的內容是呼籲德國聽眾起來推翻希特勒。加來士兵廣播電台設在英國，在德爾默的主持下辦得有聲有色。德爾默的方針是報導儘可能屬實，但在報導真實事件的同時摻入一些假消息，誇大德國軍隊、納粹黨及準軍事的衝鋒隊內反希特勒團體的力量。廣播員使用的語言完全是普通老百姓的語言，甚至包括納粹分子掛在口頭上的陳詞濫調和平時開的玩笑。而莫斯科國家廣播電台的播音內容全是照本宣科地宣讀官方那一套，枯燥無味。我們透過戰俘和截獲的德軍士兵信件得知，廣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動搖了德軍官兵對納粹頭子和戰爭的信心。
我們決定仿照德爾默的風格改造德國民眾廣播電台的播音模式，並設法給人造成一種錯覺，電台設在德國本土而不是莫斯科。為此編造了電台與德國地下抵抗組織來往的種種神話。我們還參照德爾默的做法，報導內容有真有假。經過反覆摸索，終於找到了真假消息所佔的最佳比例。我覺得我方廣播電台的播音效果後來一點不亞於戰時的美英兩家廣播電台。
情報局第十處的工作方法與此十分相似。我們四處物色合適的西德記者，不過一般盡量不去沾派駐東柏林的外國記者的邊兒。這些人多半是西德反情報機構的注意對象。我們把物色的重點放在自由職業記者身上。他們不大在乎跟什麼人打交道。只要有文章可做，誰給他們文件都照收不誤。
甚至連《明星》雜誌社性情古怪的海德曼也跟我們有來往。八○年代他偽造了希特勒的日記。當時我們對此毫不知情。剛認識他那會兒，只知道他對尋找傳說中的納粹埋藏的財寶一事感興趣。據說隨著盟國軍隊逼近柏林，德國人在覆亡前夕把這筆財寶裝上飛機運到國外。海德曼確信親納粹分子將這筆財富埋在德捷邊境的某個地方。他與東德國家安全部祕密達成了一筆錯綜複雜的交易，獲准在靠近德捷邊境的地區進行挖掘。忙活了半天，最後連財寶的影兒也沒見著。不過他卻借和東德關係不一般出了名。日後，他利用這層關係突然拋出所謂丟失已久的希特勒日記，聲稱是在莫斯科找到的。這場騙局最終被人戳穿。西德的一些大出版社和著名歷史學家因為上當受騙而名節掃地。
雖然我們情報局與這場騙局無關，以假充真卻是十處工作內容的一部分。不管我們的目標是西德政府，還是大公司企業、出版商或政黨，要達到的目的都是一樣的︰動搖公眾對這些新成立的未曾檢驗過的機構的信心，從而對整個西德政治秩序產生懷疑。十處的頭頭們情不自禁地受到德國新教創始人馬丁．路德那句名言的影響︰「一條謊言要想顯得真實並披上真理的光環，需要七條謊言的烘托。」
儘管如此，我仍堅持新聞報導儘可能屬實這一方針，尤其是現實生活中有大量的素材可供十處使用。我們揭露了西德眾多的重要政治家與法官曾與納粹勾結的歷史，其中包括西德總統海因里希．呂布克、曾在戈塔爾宣傳部裡幹過的西德總理庫爾特．基辛吉、巴登一符騰堡州的總理漢斯．菲爾受格。菲爾受格在納粹時期任審判長時，曾將士兵和其他許多人判處死刑。
搞臭西德是一項專業性極強的工作。情報官員首先對竊聽到的西德政府部長之間或銀行總裁之間的談話內容進行分析，看看在諸如武器出口或黨派鬥爭等敏感問題上是否有對公眾隱瞞的地方。一旦發現有不可告人之處，即將搜集到的有關材料整理成厚厚的卷宗，然後透過潛伏在西德或西柏林的間諜透露給那些會對此刨根問底的記者。我們力圖造成竊聽電話源於西德的印象。據我們所知，美國國家安全局在西德的竊聽活動十分猖獗。這類被隱瞞的真相一旦曝光後，涉及到的人往往狼狽不堪，根本無力招架我們編造的其他更為不利的指控。
可惜專業性極強的這一行到了後來失去了控制。從事這方面工作的情報官員能將西德數百個不同機構的公文特點模仿到以假亂真的地步，為此十分得意，常常利用自己的專長幹出一些蠢事。為了不給這些想像力豐富的人潑冷水，我對他們的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即使按情報這一行的尺度來衡量，他們的所作所為也出了格。例如，一九七七年被紅色旅綁架的德國工業家漢斯．施賴爾遇害後，十處編造了施賴爾向紅色旅交代內容的記錄。不無諷刺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垮臺後，編造出這份供詞的佈雷默是最早向新聞媒體出賣他所掌握的祕密的人之一。
我的一些同事幹起這種事來勁頭十足，滿腦子的點子。我內心深處覺得靠這種辦法並不能迫使資本主義世界屈膝投降。我認為宣傳戰的主要用途在於搞臭一些頑固敵視東德的死硬分子。他們對政策和公眾輿論有很大的影響。在這場鬥爭中，報界大王施普林格是我們的頭號敵人。施普林格的帝國包括發行量極大的《圖片報》和最受西德政界推崇的《世界報》。他本人強烈反對給予東德任何形式的外交承認。直到八○年代中，他擁有的報紙均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一詞的德語字母縮寫DDR上打上引號。施普林格借自己的報紙大肆攻擊承認德國分治現狀、促進實現兩德之間商業正常化的各項條約。我國領導人渴望得到世界各國的承認以及伴隨這種承認而來的貿易和外交上的往來，為此指示我們情報機構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反擊西德敵對分子。
西德發行量極大的雜誌《快捷》週刊和施普林格的報紙持同一腔調。不過這回我們極為走運。《快捷》的總編是馮．努許斯，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