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冷戰已成為歷史，事後諸葛亮很容易當。什麼蘇聯如何笨拙啦，在許多方面如何不如其頭號敵人美國啦，一開始就註定要失敗啦等等。然而在整個國際關係為超級大國之間的爭奪所主宰的四十年裡，人們根本沒有這種感覺。恰恰相反，西方國家憂心忡忡，生怕莫斯科有一天實現赫魯雪夫發出的趕上並超過資本主義國家的誓言。受此恐懼心理的驅動，西方的情報與宣傳機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高速運轉著。此外，蘇聯情報工作的成就極大地影響了西方的政治想像力。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情報與反情報工作則源於對西方奉行的擊退共產主義政策以及後來雷根發出的星球大戰的威脅的擔憂。無論社會主義陣營還是西方陣營均怕對方奪得戰略上的優勢。
身為舉世公認的共產黨國家中最卓有成效的情報機構的前首腦，由我總結一下東德情報工作的成敗功過恐怕再合適不過了。
在東西方情報人員的圈子裡，我素有社會主義陣營內莫斯科的心腹之稱。這種說法也對也不對。如果它是指我每個星期一早上給克里姆林宮或ＫＧＢ打電話，與他們商討一週的工作安排的話，則純係子虛烏有。如果是指我從史達林逝世後一直到社會主義陣營崩潰時與蘇聯的一些當權人物關係不同尋常的話，那倒是真的。由於我講一口流利的俄語，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和戰時又是在蘇聯度過的，因而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可以既以一個目擊者，又以一個局外人的雙重眼光審視整個冷戰時期蘇聯的思惟模式以及它的祕密諜報活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和戰時，蘇聯情報機構在美國和歐洲的斬獲最豐。當時它可以依靠這些國家內的共產黨和知識分子階層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在德國和英國，但也包括美國。蘇聯彷彿是一座燈塔，吸引了大批的人堅定地投身到它的情報機構之下。這段時期發展的一批間諜是最優秀的。在他們的協助下，蘇聯得以在核競賽中趕上對手。甚至經歷了麥卡錫時代以及一九四五年古先科叛逃到加拿大事件後，他們中仍有許多人沒有暴露。
從我們情報局成立之日起，我們就把情報工作視為一種光榮的職業。過去反法西斯鬥爭中的著名間諜建立的豐功偉績和累積的經驗為我們的工作奠定了基礎。如索爾格與他的大名鼎鼎的助手維爾納和克勞森。維爾納戰時曾為蘇聯在中國、但澤、瑞士和英國搜集情報。克勞森曾是索爾格的發報員。
此外，還有隱藏在納粹外交部心臟的伊芳爾莎．施特伯；在戈林的空軍裡任軍官，同時又是紅色樂隊的頭頭的舒爾策．博伊芳森。該小組成員還包括哈納克和庫克霍夫兩對夫婦。
我們情報局裡就有很多第三帝國時期從事共產主義運動的老戰士，如我的幾屆前任蔡司、施塔爾曼、科布和沃爾韋伯。他們對往事的回憶讓我聽得如醉如癡。我意識到，向新參加我們隊伍的人宣傳老一代人的事跡，使其懂得情報工作在捍衛社會主義制度方面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我們還給這種做法冠以一個堂而皇之的名字︰繼承光榮道統。
社會主義國家與西方國家在情報工作上的不同做法清楚地反映在它們稱呼自己的語言上。中央情報局和西德情報局按文官制度給每一個成員定級。而我們則仿照蘇聯的一貫做法，在情報局實行軍銜制。國家安全部部長是四星將軍，然後依次往下排。我們甚至譜寫了自己的戰歌。國家安全部還有一個合唱團，透過歌曲表達我們永遠忠於黨的事業的決心。有一首俄國歌曲歌頌了戰鬥在敵後的間諜。我把它翻成了德語。這首歌的歌詞開頭是︰
我們是祖國的眼睛和耳朵，
我們是無名戰士。
我們的功勛無人知曉，
時刻與敵人周旋——
隨後是雄壯的合唱，歌頌戰鬥在看不見的戰線上的人。看不見的戰線一詞源於列寧建立的第一個祕密警察組織——契卡。我們從來不稱自己是間諜，而是用偵察員這個路德時期的含有褒義的德語詞形容自己。「特務」一詞只指敵人，從來不用於自己一方。這些不過是語言心理學方面的起碼常識，但它成功地渲染了一種氣氛。受此氣氛影響，東德的情報人員常懷有一種浩然之氣，視敵人為醜陋的小人。
這裡要說明一下，與意識型態方面的教育相比，軍事化的組織手段絕對是第二位的。西方情報機構根本不搞這一套。就我所知，中央情報局也好，英國的軍事情報六處也好，大多數西歐國家的情報機構也好，均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成員無論對自己的工作還是對自己的看法非常實際，無半點浪漫色彩。我不是說這些情報機構的人員不稱職。他們其實都是訓練有素的情報人員。我是指這些情報機構的成員並不覺得自己的工作有多麼神聖，不過是辛辛苦苦搜集情報供其他了不起的人物分析的小職員罷了。我們恐怕走了另一個極端，引入了一套軍事組織架構，嚴格限制個人的生活習慣並向部下灌輸我們的事業是崇高的事業的理念。然而透過以上做法我們的人員強烈感到自己是這個集體的一員，從而鞏固了彼此之間的團結和忠誠。沒有忠誠，任何情報機構都無法運轉。
我一向認為，很少有人純粹為了錢當叛徒。中央情報局總是喜歡用錢去收買人。ＫＧＢ也是一樣。ＫＧＢ後來很難找到出於信仰為它當間諜的人，尤其是在美國，只好用錢去收買。蘇聯最後幾年情報上的重大斬獲均來自自動投上門來的貪財之徒，如頭號間諜艾姆斯，而不是為了打入敵方某個部門事先挑選的特務。我們情報局通常早在潛在的特務人員還是學生時就開始培養他們。
當然，對庫龍這樣的來自西德反情報機構的叛逃者，我們不惜重金收買。可這種情況實屬例外。一些更有頭腦的蘇聯情報人員認識到，在西方發展潛在的鼴鼠時必須牢記，除了錢以外，還有其他的元素起作用。其中一個元素我喜歡稱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誘人之處。我不是指有時為了幫助客人消磨時光向他們提供的妓女服務或黃色錄影帶，而是這些客人在鐵幕的另一邊受到款待時感受到的刺激。有時，我們邀請拉攏對象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或蘇聯訪問，儘管這類訪問毫無必要。易受影響的西德人乍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當然都是事先精心挑選好的），常常為其所見所聞深深打動。
一次，我用此法吸引西德社會黨內一位高級人士上鉤。我們給他起的化名是尤利烏斯。他是一家報社的編輯，很有社會地位，結交了不少要人，包括勃蘭特和黨內的其他大員。當時他應邀參觀蘇聯的一家發電站並考察坐落在伏爾加河畔的史達林格勒。我恰好在伏爾加河這一帶休假釣魚。我猜想他喜歡獵奇，於是拉他上了一條小船，駛到一個工人家。工人一家熱情款待了我們，燒了鮮美的魚湯請我們品嚐。我充當尤利烏斯的翻譯。他詢問了工人一家的生活和家庭情況，史達林格勒戰役的經過——這位工人曾參加過史達林格勒保衛戰，以及政治經濟現狀。這位工人批評了莫斯科。我們在一起討論了社會主義制度的種種缺陷。尤利烏斯對我們的直言不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天，我們參觀了當年為艾森豪威爾總統訪蘇時準備好的別墅。這次訪問最後流產。我在來賓簽字簿上簽了我的全名︰馬卡斯．沃爾夫中將。尤利烏斯顯得有點不自在，因為他的簽名緊挨著我的名字。
我們建議尤利烏斯投身到蘇聯爭取世界和平的事業中。在敵國腹地度過的這一短暫假日打消了他的種種顧慮。同時，他還感到一種偷嘗禁果的興奮。以後，他成了我們在西德社會民主黨內的一個政治消息來源。我們補貼了他私人辦公室的部分開銷。類似這樣的政治行賄基金許多西方民主國家裡也很常見。
我常對俄國同事說︰「你們這些人，最有力的武器反倒放置一邊不用。你們只領客人參觀發電站，不讓他們接觸當地人。他們也許住得很簡陋，可給外國人留下的印象勝過任何參觀項目。」
蘇聯情報機構曾是我們的榜樣，早期也是我們在外國情報這一行的老師。從五○年代中開始，我們常去莫斯科ＫＧＢ的第一總局會晤蘇聯的外國情報局負責人，並聽取ＫＧＢ首腦的情況通報。那時我們心裡十分清楚，在主人眼裡，我們不過是來自一個自豪的帝國前哨陣地的下屬而已。
蘇聯方面安排我們住在專門用於接待外賓的一棟小樓裡。這裡曾是維克多．阿巴庫莫夫住過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任可怖的蘇聯軍事反情報機構史墨斯的首腦，血腥清洗了史達林實際和想像中的敵人。一九五三年貝利亞死後，他也被槍決。
這棟小樓一共有三層，屬於蘇聯革命前奢華的建築風格。裡面有幾套房間，一部電梯，數個壁爐，還有一個巨大的大理石衛生間，裡面有一個很大的老式浴缸。餐廳一側的餐具櫃裡擺滿了精美的瓷器餐具和酒杯。一張漂亮的橢圓餐桌擺在正中，上方低懸著一盞吊燈。我們圍坐在這張桌子旁，與主人討論世界情勢。所有的窗子掛著厚厚的窗幔。小樓裡還有一個收藏俄國經典作品的典雅的圖書館（裡面的書極少有人動過），一個撞球室，一間電影放映室。即使是ＫＧＢ的高級官員來到這裡也禁不住咂舌。這種舊日的資產階級情調與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