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信棄義絕非像我們希望的那樣只是偶爾發生的事。日常生活中，親朋好友常令我們失望。工作單位裡，親密的同事因為利害衝突或反目為仇，或暗射冷箭。這是生活中醜惡然而卻是可以預料的一面。但對於大多數人來說，背叛祖國是一種公民所不齒的行為，無論他們對自己生活在其中的制度持何種看法。我跟形形色色的叛徒打過交道。他們背叛祖國的動機從崇高到卑鄙，前面講述過的男男女女也不例外。他們或出於意識型態、經濟或政治動機，或純粹出於個人目的向外國出賣機密情報。
有一類背叛尤其令人骨寒齒冷，特別值得研究。這就是身為一國情報人員而向外國情報機構出賣祕密的叛徒。有些人以為，幹情報這一行的人平時對同事就沒有什麼信義可言。一朝自己內部出了叛徒，也不會大驚小怪。其實不然。背叛對任何一國情報機構來說都是一劑毒藥。而防毒疫苗的效力卻十分有限。
一個情報機構的心理文化與一個氏族或部落的文化相仿。所有成員為了某個宏大目標或出於一種認同感凝聚成一個整體，不管這種認同感是意識型態上的還是其他方面的。一旦他們中間出現縫隙，猜疑的毒水就會滲透進來。潛伏在敵國的間諜，即使自己的工作與叛逃者毫無關係，下次走近祕密投遞點（祕密投遞或接受信件、口信或微型膠卷的地點）時，或是透過收音機收聽總部發來的密碼指示時，也會心有餘悸，戰戰兢兢。一次重大叛逃事件發生後，徵募新成員也變得極為困難。
背叛事件對於情報機構的頭頭來說後果同樣嚴重。一旦出了事，情報機構馬上成了本國政治家注意的目標。例如，艾姆斯一案曝光後引發的地震幾乎使中央情報局完全陷入癱瘓。情報機構的一員叛逃時，背叛的不僅僅是他認識的男男女女，而是這一情報機構的所有成員。當然，有各種辦法可以盡量縮小這種風險。比如，可以在單位內創造一種濃厚的戰友般的氣氛，一種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互助協作精神。要嘛是利用童年時結下的友誼，無論是源於共同的意識型態和政治信仰，還是小時候在一起長大的經歷。任何想叛逃的情報人員會覺得這樣做無異於背叛自己。中央情報局由大量來自美國東海岸各州的白人所主宰也好，英國情報機構內的牛津和劍橋小圈子也好，蘇聯情報機構內子承父業的現象也好，均是防範背叛的手段。
由於叛逃後果極其嚴重，稍有可疑跡象就要認真對待，絕不可掉以輕心。我從來沒幻想過，我手下的人個個都不食人間煙火。不過我跟東歐國家的情報機構打交道時認識到，情報首腦極不情願承認他們內部可能埋有定時炸彈。
社會主義各國的情報機構中，彼此關係最難處的當屬東德和波蘭。不管波蘭共產黨人對莫斯科和它的盟國多麼忠心耿耿，歐洲歷史上波蘭人對德國以及俄國強權的憎惡註定了兩國關係不可能沒有傷痕。我們與波蘭同事的合作既需要嫻熟的情報工作技巧，又需要高超的外交手腕。
一次，我從隱藏在西德情報機構裡的一名鼴鼠那兒獲悉，波蘭內政部的一個高級官員向波昂駐華沙大使館解碼處的一位官員表示願意為西德當間諜。我決定微服私訪，親自向波蘭同事通報這一消息。波蘭國家安全部次長什拉赫齊茨早就請我去波蘭國家安全部專用的上西里西亞動物保護區共度週末，一起狩獵。我於是藉此機會前往。我倆在夜幕的掩護下，躲在樹叢中等待公野豬出現時，我告訴了他這個消息。我們一致認為，最佳辦法是私下跟他手下的反情報機構的首腦一起設一個圈套。由我手下的人扮成西德特務誘他到某地接頭，然後把他當場抓獲。
見到波蘭反情報首腦時，我才發現，什拉赫齊茨為了向我顯示他多麼重視這件事，還邀請了一些高級官員與會，協助我們制定具體方案。不消說，廚師多了反倒毀了一鍋湯。我們設了一個圈套，然後在預先定好的接頭地點——一家花店守株待兔。可他人未露面。下一次約會他又沒有上鉤。顯然，波蘭國家安全部內有人走漏了風聲。後來聽說這個懷有二心的波蘭叛徒改投英國人。我無意從頭到尾再走一遭，把這案子交給波蘭人自己去處理了。
我從來沒覺得，我們情報局固若金湯。透過早期的叛變事件我已經領悟到，我手下的人並不比其他情報機構裡的人聖潔。但我認為，把我們連接在一起的共同信仰具有極大的凝聚力。戰後兩個德國的情報機構都面臨一項艱鉅任務︰在其成員中樹立一種強烈的自我意識和集體榮譽感，從而最大限度地縮小內部變節的風險。這方面我們做的比西德人好一些。西德一直把情報機構看做是文職政府部門的一部分，不像我們那樣，培養情報人員彼此以戰友相待。考慮到情報工作的危險，引入戰友意識十分恰當。
每一次叛變都有前因後果，給人的教訓也各不相同。對我打擊最大的一次叛變發生在一九七九年。當時正值冷戰時期，歐洲緊張局勢達到尖峰。叛逃的人是情報局內最祕密、也是最卓有成效的處之一——科技部下面B處的一名軍官。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九日是我的生日。那一天我正在凱爾．馬克思城與當地的情報首腦開會。會議剛開始，就有電話找我。打電話的是我的一位副手。電話裡明顯可以聽出他聲音的緊張。
「科技部有人跑了，」他半句廢話都沒有。我聽後一怔，隨口罵出一連串髒話。我想，世界上任何一國的情報首腦遇到這種事八成也會作出同樣的回應。
「頭兒，還有更糟的呢，」電話另一端的人接著說。「保險櫃打開了。有些文件已不見。而且邊界特別通行證也他媽的沒了。」他指的是每個處的從業人員需要去柏林主要邊防站——弗里德里克大街邊防站——辦事時用的通行證。每個處只有一個。東德邊防軍允許持這一護照的人到該邊防站西德那一邊。
就在兩天前，我還按老習慣在新年之初給我們局的負責官員講了一次話。「同志們，我們要時刻牢記，敵人鑽入我們的心臟才是最最致命的。」當時我這樣講不過是想引起大家的警惕，不料居然被我言中。我深為震驚。尤其令我痛心的是，此事發生在科技部。我一向認為，如果我們在科技領域落在西德後面，情報工作再出色也是白搭，因此平時對該部的工作特別關心。
詢問邊防軍後才知道，使用這張通行證的時間是頭一天晚上九點三十分。等到有人覺察時，叛逃者早走了十二個小時了。叛逃的時機是深思熟慮過的，一個冬天的假日週末。位於諾曼大街上的戒備森嚴的情報局總部裡，從業人員忙成一團，急著查看B處人員的休假安排，然後一一給他們家裡打電話，辨明哪些人正在休假，哪個人是叛徒。
他們擬了一個可疑者名單。三小時後，我返回東柏林時，已真相大白。叛逃的是負責核物理、化學和細菌學的第一分處的施蒂勒大尉。他是該處最精明強幹的官員之一，為人隨和，富於自信，叛逃前剛剛被任命為該處的黨委第一書記。通常只有特別可靠的人才能擔任這一職位。毫無疑問，施蒂勒的叛逃是過去幾十年裡最嚴重的一起叛逃事件。（一九五九年，主管從基督教民主聯盟人士那裡刺探情報的馬克斯．海姆少校叛逃，導致我們十餘名間諜被捕。一九六一年，負責滲透西德境內的美國組織的官員瓦爾特．格拉斯叛逃。我們的一些情報活動為此夭折。兩人均定居西德，不時應西德情報機構的請求為他們出謀劃策。）
情況十萬火急。我們立即採取了一切應急措施，向施蒂勒分管的西德境內的間諜和耳目發出警報，指示他們窩在家裡，銷毀一切對他們不利的文件。與此同時，我們局的分析員仔細核對檔案，查明施蒂勒帶走了哪些文件。這是一場比速度的競賽。西德情報機構動手捕人之前，我們必須盡快通知處境危險的人。
我們很快查明，施蒂勒帶走了載有告密者名單的材料。其中包括供整個科技部參考的關係名單、一些間諜和耳目最近提供的情報摘要以及他們的化名。單憑這些，還不足以知道這些間諜和耳目的身分和工作地點。然而西德的反情報機構可以透過這批材料更好地判斷一些懷疑對象是否是我們的人。坦率地說，施蒂勒這傢伙確實膽子不小，叛逃前做了精心的準備。帶走這批告密者的檔案材料無疑是為了逃到西柏林後可以給對方獻上一份見面禮。顯然，他是鐵了心地要跑，不惜冒被抓住後處死的風險。這說明他要嘛早已被敵人收買，要嘛打算叛變投敵。
就在我覺得昏天黑地之時，專線電話機響了。另一端的米爾克驚慌失措地告訴我，保險櫃裡裝有他講話稿和指示的幾個紙箱也不見了。他平時講話喋喋不休，不得要領。丟失這批材料無非是讓人有點難堪，根本算不上什麼天塌地陷的事。可部長大人不這麼認為。他在熱線上喋喋不休說個沒完，不肯放下電話。「那些壞蛋都拿到關於我的什麼材料了？」他翻來覆去地咆哮著。「真他媽的亂到家了！以後乾脆邀請敵人出席我們的會議算了！你們這幫人真讓我倒胃！」
我真想對他吼上幾句，可還是緊咬嘴唇，壓下了怒火。他耍孩子脾氣耍慣了，我聽任他把火發洩完。隨後從另一處檔案部門複印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