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蘭特總理是一個有勉力，有思想，為人正直的人，在戰後德國歷史上堪稱是一位傑出人物。他很善於因時因地作出恰當的姿態。訪問華沙猶太人隔離區時，他雙膝跪地，悼念被殺害的猶太人亡靈。他還真誠地致力於彌合東德與西德、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世界之間的裂痕。但我們還瞭解他的另一面。當年任柏林市長時，他曾是冷戰中的一員反共大將。出任西德總理後，他開始推行與東方和解的政策，即所謂東方政策。這裡的東方既指東德，也指社會主義陣營的其他國家。不言而喻，我們希望百分之百地確認，他確實不再是我們的敵人，而是真心想成為我們的夥伴。
勃蘭特總理的私人辦公室內潛伏有東德間諜一事曝光後，他的政治生涯猝然結束。對此我應負全部責任。雖然他已與世長辭，此事始終折磨著我。我永遠無法迴避人們的質問和責難︰為什麼要這麼做？而且是對勃蘭特？斯人已去，我現在能為已故的勃蘭特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詳述這樁戰後德國最大的間諜醜聞的來龍去脈。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勃蘭特當選為西德總理。八年前，他還是柏林市的年輕市長時，曾愕然地目睹了柏林圍牆的突起。出任總理三週後，一個叫京特．紀堯姆的男人找到勃蘭特辦公室主任，自我介紹說，勞工組織的負責人萊貝拉推薦他在新總理手下當一名低級助手，負責與各工會團體及政治組織的聯絡。勃蘭特收下了他。就這樣，我們不費吹灰之力就在頭號敵對國的總理身邊安插了一名間諜。
我們始終伺機打入波昂心臟，可誰也沒想到我們的人竟會潛伏到西德政府首腦的身邊。化名漢森的紀堯姆也不是我想像中能完成這一間諜史上的壯舉的人。京特原在東德的一家國家安全部辦的出版社工作。五○年代中，他和妻子克里斯特爾奉命潛入西德，與移居那裡的大批東德人混雜在一起。克勞斯特爾的母親是荷蘭公民，定居在法蘭克福，並開了一家煙草店。克里斯特爾總使我想起一個幹練的秘書所具有的品性︰踏實肯幹，缺乏想像力。京特則屬於那種與眾不同的人，善交際，和什麼人都能談笑風生。
憑著克里斯特爾的家庭背景以及她母親住在法蘭克福這一有利條件，紀堯姆夫婦避開了專門收留東德移民的安置營地，繞過西德政府為協助情報機構審查新移民而設置的障礙。我們決定，紀堯姆夫婦應當設法在社會民主黨內求得發展，以此做掩護開展工作。夫婦兩人加入社會民主黨後，政治生涯青雲直上。打入最高層並不在我們的計畫之中。當初我們只打算讓他們夫婦充當我們在社會民主黨內的耳目的聯絡官。沒想到我們大大低估了他倆的精力和智謀。
紀堯姆夫婦在法蘭克福有一套舒適的公寓房子，在當地開了一家複印店，還生了一個兒子，起名叫皮埃爾。夫婦倆都很勤奮。紀堯姆兼作攝影師，多掙一點外快。在當時左派勢力佔絕對優勢的法蘭克福社會民主黨內，觀點保守的紀堯姆很快引起右翼人士的注意。克里斯特爾先有了突破性的進展。六○年代初，她被任命為比科爾巴赫辦公室主任。比科爾巴赫屬於那種任何政黨裡都缺不了的人，關係廣，神通大。他是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的成員，歐洲議會中社會黨團體的主席，同時還是自己家鄉黑森州的國務秘書，可以接觸到像「類比戰爭」這樣的北約組織的戰略文件和應付核危機的各項計畫。
紀堯姆用微型照相機拍攝下這些文件，將膠卷藏在一支空心雪茄裡，然後交給假裝到他岳母商店買東西的聯絡員。每個月，我們與他和克里斯特爾在指定的日子和時間裡透過無線電保持聯繫。初期時，雙方往來發報頻繁。後來加強了守密，減少了往來發報的次數並經常更換頻率。紀堯姆常常半是抱怨半是炫耀地說，捕捉我們的發報回回讓他絞盡腦汁。
一九五九年，社會民主黨在巴特戈德斯貝格召開的大會上透過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不含馬克思主義的綱領後，我們對該黨更為注意。修改了黨綱後，社會民主黨的從政前景大大改善，將來有一天成為政府的一員已不再是虛無縹緲的事。我們指示紀堯姆先在政治上求得個人的發展。一九六四年，他成為社民黨法蘭克福區的負責人。隨著紀堯姆在政治上的飛黃騰達，我們意識到以後跟他聯繫要格外小心。當年他跟西德當局講，他是從東德逃出來的。既然如此，他跟東柏林不該有任何聯繫。這是他偽造履歷中的薄弱之處。一次，他坐車去東柏林一處祕密公寓跟我們見面。途中在一個十字路口遇到紅燈。一位當年在出版社的老熟人正好從他車前走過。假如他抬頭看見早已叛逃的紀堯姆就在眼前，會怎麼想？皮埃爾和所有孩子一樣，因為說話無遮無攔常令父母難堪。不止是難堪，還有可能無意識中出賣自己的父親。一次紀堯姆去東德，一位說話帶厚重撒克遜口音的軍官帶皮埃爾去動物園玩。返回西德的路上，皮埃爾模仿只有東德境內才有的這種口音並好奇地問父親，為什麼那個人這樣說話。紀堯姆一瞬間緊張得透不過來氣。他和所有間諜一樣深深感到，他已沒有了大多數普通老百姓習以為常的自由。他同意以後不再祕密來東柏林情報總局與我們會面。
但他始終堅守黨的紀律，忠於我們的事業。他當上了法蘭克福市議會的議員和議會內社會民主黨團主席。當時正值社會民主黨內思想理論大變動的時候，紀堯姆出色的組織能力以及他所持的堅定的保守派觀點引起了萊貝拉的注意。萊貝拉是建築行業工會主席，後來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社會民主黨與基督教民主聯盟組成的聯合政府中擔任過運輸部長。他正需要一個幹練的人幫他對付自己選區內年輕的左派人士福格特的挑戰，確保得到競選議會的提名。萊貝拉是社會民主黨上層中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物。儘管如此，這次爭取競選議會提名仍面臨一場苦戰。黨內的左派人士受一九六八年激進思潮的影響，決心與自己的黨和意識型態上的敵人基督教民主聯盟組成的聯合政府為敵。
在紀堯姆全力支持下，萊貝拉在一九六九年九月的選舉中穩穩獲勝。社會民主黨人戰後首次成了獲得選票最多的政黨。這對紀堯姆可以說是太有利了。他幫萊貝拉獲勝的選區是社會民主黨人在西德面對的最困難的選區之一。萊貝拉馬上許諾帶他去波昂工作。我們從東柏林注視著局勢的發展，對這一結果憂喜參半。紀堯姆從前在東柏林出版社幹過的經歷不是什麼祕密。再說我們知道，在西德一個政府部門任職不同於當初僅僅是社民黨法蘭克福分部的一名普通從業人員，受到的審查要嚴格得多。
我們指示紀堯姆夫婦暫時按兵不動，不要急於在新政府內為自己謀求一官半職。他倆於是靜以待觀。不出我們所料，西德安全部門對紀堯姆進行了詳盡的審查。日後擔任西德外國情報局局長的海倫布羅赫證實，對紀堯姆審查之嚴超過了在他之前的任何人，但沒有發現任何疑點。然而西德反情報機構（聯邦憲法保衛局）的分析人員仍有兩點疑慮。負責人事的勃蘭特辦公室主任埃姆克決定親自找紀堯姆談一談，澄清事實。
紀堯姆神情坦然地解釋了當年在東德大眾與世界出版社工作的情況。埃姆克所有疑慮頓消。紀堯姆暴露後，埃姆克驚得說不出話來。但有一個人始終對紀堯姆心存疑慮，即勃蘭特最親密的顧問、東方政策的制定人埃貢．巴爾。巴爾告訴埃姆克，他對調紀堯姆到勃蘭特身邊工作很不以為然。「也許我冤枉了這個人，可他的過去實在讓人不放心。」
最後還是沒有聽取反情報機構對紀堯姆所持的保留意見。理由是，當時移居西德的東德人普遍受到猜忌。許多移居西德的東德人覺得為了向西德政府證明他們的反共誠意，只有揭其他東德人的短。再說，西德政府中的幾位高級官員，如勃蘭特的內政部長根舍和一名自由民主黨黨員均來自東德。那位自民黨黨員儘管原是東德人，政治上仍負責西德的反情報機構。
其他社會民主黨人討厭紀堯姆是因為他平時慣於阿諛奉承，而且討論不關他的事時總喜歡湊在一邊。今天回過頭來看，不難理解他為什麼要這樣做。新的一屆政府決心刷新政治。埋頭苦幹，精力充沛和朝氣蓬勃的人比舊日按資排輩在官場混的人更吃香。這種新風氣對紀堯姆這樣既沒受過高等教育，官場上又沒靠山的人十分有利。當然，大人物的賞識和提拔也不無作用。紀堯姆的後面有與他情投意篤的萊貝拉撐腰。因此最後選中了他。一九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我們幾乎未費吹灰之力，就在西德總理辦公室安插了我們的人。
紀堯姆似乎是個理所當然的人選。萊貝拉和其他的工會領袖希望總理府內有一個心腹，幫助推展社會和政治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實施。後來勃蘭特也想同工會建立一條聯繫管道。紀堯姆擔任這一職務還不到一年，就被提拔為負責與議會、政府各機構和教會聯繫的總理首席助理，一年後，又升為高級文官，直接歸總理辦公室主任埃姆克領導。不過，雖然埃姆克覺得紀堯姆很能幹，但始終對他存有戒心。
人們常常問我，我們情報局是否因紀堯姆的幫助對勃蘭特的東方政策的意義做出了清楚的判斷。換言之，為了搞到這些情報，是否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