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年後，當後人把冷戰看做是龐大帝國之間的一場衝突時，當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史書中只是一個註腳時，我的國家恐怕將以修建了一堵阻止自己民眾外逃的圍牆這一事實名留史冊。柏林圍牆不僅將一座名城一分為二，還劃分出爭奪人類未來的兩大意識型態和軍事集團。聳立的柏林圍牆成了戰後歐洲分裂，乃至冷戰本身的殘酷與荒誕的最強大象徵。
柏林圍牆建於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此後，我一直在這堵牆後面生活和工作，致力於保衛和完善修建了柏林圍牆的這一制度。在我的眼裡，這堵牆既是力量的反映，又是虛弱的表現。只有一個對自己的意識型態有堅定信心的制度才能做到把一個大都市分隔成兩半，在一個國家的兩個部分之間劃出一條不可逾越的界限。也只有像我們這樣虛弱和有著根本缺陷的制度才會有這樣做的必要。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晚上，我打開電視，聽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公民可以自由到國外旅行的消息。電視螢幕上，首批東德人正在絡繹不絕地穿過突然開放了的邊境。我深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末日已經來臨。像我們這樣一個生存安危全繫於國內穩定的國家經受不起這樣的衝擊。時鐘彷彿一下子停擺了。我神情迷惘，和妻子一起看著電視上播放的東德和西德公民在柏林邊界的無人區地帶互相擁抱的畫面。有的人只趿拉著一雙拖鞋，好像在睡夢中見證這一即將決定德國乃至歐洲命運的不尋常之夜。
當然，東西德邊界從來沒有完全關閉過。對於因公旅行的東德人，它是敞開的。這些東德人首先需要經過審查，獲得「出差幹部」的資格。也就是說，他們政治上是可靠的，在西德沒有直系親屬，而且接觸不到任何東德的機密。七○年代，隨著兩德關係的改善，東德放寬了出國旅行的限制，允許退休人員出國。這樣做是基於以下合乎邏輯，甚至可以說是玩世不恭的考慮︰倘若退休人員滯留西德不歸，東德經濟上不僅不會受到什麼損失，反而還可以因此少付一筆養老金。毋需贅言，我們在國外的間諜以及給他們捎信的聯絡員也可以持偽造護照自由進出東德。
普通老百姓對可以出國的人極為羨慕。在這個沒有旅遊者的國度，民眾極其渴望有旅行的機會。出身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大多數大學生去的地方都比我多。西方的評論員對共產黨國家的特權階層成員說東道西時常常把這一點置之腦後。儘管我有種種特權，卻從未有幸光顧過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館，大英博物館或是盧浮宮。所有東德人的生活經歷都很狹窄，雖然我比別人見的世面多一些。由於情報工作這一行的需要，我先後去過東非，荒漠的西伯利亞，黑海海濱，瑞典的大森林以及具有亞熱帶氣候的風和日麗的古巴。我有一套不錯的公寓房子，一部汽車和一個私人司機，還可以應東歐集團內其他國家情報機構的邀請去這些國家度假。但所有這一切總是和我的工作與職務連在一起。到頭來，我對外部的大千世界同樣茫然無知。
雖然我們連西方普通殷實之家所享有的舒適和自由都沒有，但我個人遠不至於和普通東德老百姓一樣忍受物質生活的匱乏。我們從蘇聯人那裡繼承了一套特權階層享受特殊待遇的做法。這一制度始於一九四五年。當時政府官員、科學家和其他對共產主義事業有用的人可以多分到一些短缺的物品，我們稱為定量供應。以後這種做法形成了一套制度。一個叫「平安」的商店專門提供這類商品，它的店員後來增至五千餘人。透過以外貿部為首的一個關係網，我們享受著種種特殊待遇。這套制度的建立是為了保證國家高級官員可以得到比本國生產的常常是質量低劣的商品更多的東西。這套分發制度等級分明。政治局成員有供應西方商品的特殊商店。他們挑剩下的東西給我們情報部門，然後再是其他部委和貿易機構。這一切實行起來十分簡單。高級官員的日子為此過得很舒適。面對這些特權的誘惑，我沒有力量說不。多年後，學生質問我時，我老實承認了這一點。學生對我的回答感到滿意，因為他們理解這些特權給人帶來的難以抵制的誘惑。不用說，如果我政治上失勢的話，這些特權一夜之間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
儘管我享有種種特權，去過一些奇鄉異國，平常過的卻是一個官僚的生活，一個為我的政治主子服務的僕人。最初，我們和蘇聯政府機構的高級官員一樣晚上工作。這是史達林的工作時間。史達林死後，米爾克改為白天工作，從早上七點開始，常常到晚上十點才下班。不過後來我覺得，他假裝待在辦公室，其實人在其他地方。情報局內有些人有很大的行動自由，令我羨慕不已。他們執行特殊任務時自由自在，工作時間可以自由掌握。而我每天都要跟著上司的工作時間表轉。
我每天早上六點三十分到七點之間起床，然後跑步，做操活動活動後背。年輕時我就有背痛的毛病。八點十五分左右到辦公室。一開始我有一個司機，一個秘書。後來增為兩個秘書，一個私人助理。我辦公室的幾位從業人員關係非常密切，很少有人事變動。我的私人秘書一九五四年到我身邊工作，當時我任外國情報局局長剛三年。他跟了我三十三年，直到我退休。
每天上班後我首先閱覽重要文件，各科室負責人呈上的報告，有時還有間諜提供的材料。在任的最後十年裡，由於文件流量太大，我改為閱讀分析處為我準備的一份概要，其中包括機密材料，要聞和各新聞社的報導。
外國情報局下屬大約二十個處，分別主管以下事務︰安插在西德政府各部門、政黨、工會、教會和其他機構裡的間諜及他們提供的情報；軍事情報；美國、墨西哥和世界其他地區；位於布魯賽爾的北約組織和歐洲共同體總部；反情報；散佈假情報；從西德搜集科學和經濟情報；竊取基礎工業、電子和科學儀器工業以及航空太空飛行工業的技術情報；各國大使館；邊防；培養訓練翻譯等。此外，還有一個處專門負責分析評估來自以上各部門的原始情報。
每週四至五天，我分別召見幾位副手以及我個人直接管的各處處長，瞭解他們的工作進展情況以及重要的活動。每份呈送給領導人的報告我都要過目。米爾克並不修改我的報告，但有些報告被他扣壓下來，沒有送昂納克，理由是︰「上面看到這些報告不會太高興。」通常我在位於利希籐貝格區諾曼大街上的國家安全部辦公大樓的院子裡與幾位副局長和局黨委書記共進午餐，利用吃飯時間交換情報，互通消息。即使是在戒備森嚴的國家安全部大樓內，我們提及間諜時，包括國外大使館裡的「合法」人員，也只用他們的化名，以防他們的真實身分洩露出去，陷於更大的危險。
我的工作中很大一部分內容極其乏味。情報這一行說到底其實十分枯燥，從浩如煙海的雜亂無章的情報中篩選來篩選去，只為了找到一粒使人開竅的寶石或是有啟發意義的線索。為了換換口味，我堅持親自掌管十到十二名間諜。據我所知，世界上各大情報機構首腦中，這樣做的人只有我一個。我得以不時地溜出國家安全部大樓，去位於柏林郊區的安全據點或德累斯頓和其他地方與這些間諜會面。我個人更喜歡是後者，因為外地更不容易遇到西德人。
遇到意外事件，尤其是我們在國外的間諜被捕時，以上工作習慣自然被打斷。通常我們先從新聞中得到消息。由於新聞報導有時會把一名間諜的名字搞錯，我們必須查明被逮捕的人到底是我們的間諜還是其他國家的間諜。有時，某個處的處長會來到我的辦公室，告訴我不幸的消息，特別是有人叛逃時。平時我們已養成了習慣，遇到這種事時一步步分析出事的原因，力圖避免自亂陣腳。應付國家安全部部長的追問已經夠讓人膽戰心驚的了。
有人被逮捕或叛逃後，當務之急是弄清還有誰會因此陷入險境，而不是追究責任。我們會立即用密碼發報給間諜，通知他們情況緊急。鑒於間諜不可能每天都打開收音機聽廣播，有時甚至有必要直接給他們的家打電話，用暗語報警。例如，如果一位間諜是商人，暗語可以是︰「下一場會議不得不延期舉行。」我們避免使用像「你在德累斯頓的舅母病危」這樣明顯的警告暗語。此外，還使用一些標記報警，如在一位間諜每天經過的一棵樹上釘個釘子，或是在一個郵筒上畫個十字。不過這種辦法不適用所有的間諜。
我擔任情報局長的最後十年裡，每天一般工作到晚上九點左右。每週六天，天天如此，只有星期天休息。平時沒有什麼社交生活，不過我盡量做到每月至少看兩次話劇或聽音樂會。訪問友好國家的情報機構或接待他們訪問東德的代表團對我來說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可以藉此逛逛博物館，去劇場看看戲。週末一般都在位於柏林東北方向二十英里的普倫登小村的鄉間別墅度過。在此其間我盡量擺脫一切公務的糾纏，過一天老百姓的日子。一九八五年，我在莫斯科時的童年夥伴喬治和路易士訪問柏林時，看到我在鄉村自由走動，不帶任何警衛，頗感意外。米爾克有一名貼身保鏢。有一次還命令我也帶一名，可被我想辦法打發走了。我的司機出於保衛我的需要受過特殊訓練，但從來不帶槍。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