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生活在共產主義政權下的大多數人一樣，許多年後我才破除了對史達林和史達林主義的崇拜。覺醒的起因是赫魯雪夫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召開的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發表的世界上流傳最廣的祕密講話。我與史達林主義的決裂經歷了一個漫長而又痛苦的過程，很難說清開始於哪一天。五○年代初，東德出現了不祥的氣候。我對一向信奉的意識型態開始產生懷疑。思想上的轉變大概就是從此時開始的。但和我們這一代的許多共產黨員一樣，真正動搖我長期形成的世界觀的事件還是赫魯雪夫揭露史達林罪行的這篇講話。在此以後，我們雖然仍可以稱自己是忠誠的共產黨員，但再也不能說自己純潔無瑕了。
直到一九五六年二月，我的辦公室裡仍高高懸掛著史達林的畫像。照片上的他正在點燃煙斗，一副慈父的樣子。二月的一天，我和往常一樣收到厚厚一疊西方報紙。我一直閱讀《紐約時報》和巴黎版《國際先驅論壇報》，藉此瞭解美國思想動態。此外，我還閱讀許多西德報刊雜誌，包括《圖片報》。這份小報雖然在報導上譁眾取寵，可它透露的西德情報機構的內部消息常常比一些大報還要多。倫敦的《泰晤士報》和法國的《世界報》也是我瀏覽的對象。閱覽全世界各地的報紙是我這份工作的一個特權。東德禁止西方報刊的發行，表面理由是它們裡面含有鼓吹顛覆共產黨政權的內容。真正的理由是，政治局成員心裡清楚，西方報紙對鐵幕後面生活的報導往往過於真實，令他們感到不舒服。
在蘇共二十大上，贏得了史達林死後一場血腥權力鬥爭的赫魯雪夫譴責了史達林的獨裁統治，並揭露︰一九三四年蘇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選出的一百三十九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九十八名被逮捕處決。一九三六名七大代表中，一半以上的人被打成反革命，其中活下來的人寥寥無幾。我們幼年時，父母曾莊嚴地向我們講述過蘇共七大的經過。赫魯雪夫最後指出，史達林的殘酷鎮壓違反了一切革命準則。
我們這些共產黨人還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提法。在此之前，我們已習慣於粉飾工作上哪怕是最微小的缺點。今天，這一制度的殭屍已赤裸裸地躺在手術台上，任人解剖。我們可能會覺得赫魯雪夫譴責史達林的語言不夠鮮明全面。但在當時，我們彷彿挨了當頭一棒。看完西方報紙上全文登載的這篇講話後，我的第一回應就是把史達林的畫像從牆上取下來，一腳踢到角落裡。我對這篇講話的內容並非完全沒有精神準備。昔日在蘇聯我對大清洗多有耳聞目染。然而得以窺見史達林罪孽之深令人極為痛苦，好比是我們內心深處對宣誓獻身的這一制度懷有的疑慮一瞬間成了現實。
透過西方新聞媒體的報導和人們之間的奔走相告，赫魯雪夫富有爆炸性的講話在東歐各國不脛而走，波蘭和匈牙利等國民眾的不滿情緒好似火上澆油。十月至十一月的匈牙利起義即是赫魯雪夫反史達林的直接後果。匈牙利的改革派領袖是納吉。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期間我在莫斯科工作時就認識了他。當時他任流亡的匈牙利廣播電台台長。我是德國民眾廣播電台的記者。下了晚班後，我倆常乘一輛公共汽車回家。納吉留著典型的匈牙利式小鬍子，圓圓的臉。他性情沉靜隨和，很快和莫斯科的流亡團體成員結成了朋友。我當時相信，納吉與莫斯科領導人一定能找到辦法，恢復匈牙利的平靜。起義的最初幾天過去後，坦克撤出了布達佩斯。納吉保證要推行自由化政策。
然而為時已晚。匈牙利民眾已不滿足這一點。抗議活動和流血事件持續不斷。十一月四日，蘇軍坦克返回布達佩斯。蘇聯人不停地透過我的緊急電話線翻來覆去地問我同一個問題︰北約組織將如何回應？我心裡並沒有數。一方面，大量證據表明，北約正在祕密地針對蘇聯人備戰。另一方面，根據潛伏人員提供的消息，西方似乎不打算動手，因為擔心事態會升級。我心一橫，回電給莫斯科︰「北約不會干預。」
如果當初我判斷錯了的話，我這個局長十之八九要被撤職。這還是最輕的結果。可我說對了。納吉於是成了蘇聯人的代罪羔羊。蘇聯人向躲在南斯拉夫使館裡的納吉和其他匈牙利人保證不會審判他們，但卻食了言。他們把納吉從南斯拉夫使館裡綁架出來，帶到羅馬尼亞，經過鬧劇般的祕密審訊後就地處決。蘇聯人的行徑完全回到了史達林最黑暗時代的做法。日後，匈牙利外國情報機構首腦勞伊芳瑙伊芳向我坦白說，他曾親自參與對納吉的審問，為此深感內疚。「米沙，這種事永遠不應重演，」他說。
暴徒肆虐殺人的匈牙利事件對我們所有人都是一場慘痛教訓。雖然莫斯科的教條主義者藉此事件暫時得以將改革者打為反革命分子，但對許多獨立思考的共產黨人來說，這次起義的原因卻是撲朔迷離，從中得到的啟示也很複雜。列寧時代的老問題不禁縈繞在我的腦際中︰「我們難道要冒失去得之不易的江山的風險嗎？為了誰的自由？自由的敵人又是誰？」
一九五六年三月，我們在國家安全部召開了一次會議，討論蘇共二十大的意義。當時主持國家安全部工作的仍是沃爾韋伯，他不像後來接替他的米爾克把會開得沉悶枯燥。對於米爾克來說，開會無非是對部下滔滔不絕訓上個把小時的話，然後宣佈散會。我在會上談了自己的想法，歡迎蘇聯同事敢於正視過去那段歷史，並表示，多年來我一直生活在疑慮之中。現在終於感到如釋重負。米爾克聽了我的發言後大驚失色。「我從來沒有什麼思想負擔，」他說，「我不知道沃爾夫同志是什麼意思。」接下去他又說，據他所知，蘇聯國內根本沒有什麼鎮壓行為，還特別補充道，東德國內也沒有任何這種行為。
當然，解凍對東德不可能沒有影響。被蘇聯軍事法庭判處有罪的八十八名東德犯人獲釋。還有七百餘名犯人提前獲釋。在黨內，對阿克曼、達勒姆、詹德雷茨基和其他幾位失勢的（自一九五三年起）中央委員的整肅不了了之。各種改革方案突然從各級官員的卷宗裡跳了出來。在東德共產黨中央委員內，也開始了對社會主義制度下建立市場機制問題的討論。這種做法若要成功，就必須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我曾參加了一個由不同行業的人組成的研究委員會。它的成員包括經濟、金融、政治、軍事和安全等方面的專家。雖然我對經濟問題一向一知半解，但卻饒有興趣地聽取了各位成員的發言。我思想上甚至開始傾向於接受擴大私有制的份額，並對言論自由與堅持黨的教誨的官方理論之間的關係有了更深一層的思考。
然而烏市利希繼續摀住蓋子。蘇共二十大過去僅兩個月，東德共產黨政治局即表決透過一項決定，禁止再討論過去的失誤，以免給敵人提供攻擊我們的砲彈。在諸如「克服前進道路上的缺點」這類荒唐提法下，又一次重申了黨內紀律。我和黨內許多同志曾希望換換腦筋，現在又一次在威力無比的黨紀下臣服。儘管如此，蘇共二十大仍是邁向後來被稱之為改革開放的漫長歷程中的第一步。這一絃線起於蘇共二十大，止於一九八九年。我最終離開了情報局，擺脫了它對我思惟的禁錮，完成了思想上的轉變。但在此之前，仍然還有一段坎坷的路要走。
一九五六爆發的一系列地緣政治事件使改革的希望變得更加渺茫。赫魯雪夫祕密講話後，波蘭工人舉行了罷工，遭到波蘭軍隊的血腥鎮壓。波茲南事件、匈牙利起義以及蘇伊士運河危機又一次迫使我們從冷戰的角度思考問題。當時的情勢給我們的唯一啟示是，當兩個超級大國的盟國試圖奉行獨立的政策時，分別受到了懲罰。莫斯科教訓了匈牙利。美國則敲了英國和法國一下。世界劃分為勢力範圍。我們當然清楚自己屬於哪個範圍。
我在想，倘若掌權的是我，做法上會不會略有不同，我希望是這樣，但並不肯定。八○年代初，我曾與安德羅波夫討論過改革的問題。那次討論的國家是波蘭，而不是東德，但問題是一樣的。我問這位開明的共產黨人，為什麼他在這些問題上影響如此之微。他回答說︰「沃爾夫同志，不管誰當上總書記，你只有大約一年的時間影響他。不久，他的身邊就會圍上一群親信。這些人吹捧他如何偉大，每一舉措如何正確。到那時再想影響他就太晚了。」安德羅波夫還舉了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的例子。齊奧塞斯庫早年似乎走了一條不同於莫斯科的路，但很快就墮落為暴君。
我耳邊已經可以聽到指責我的人嘲諷說，我用了整整二十年時間才把內心想法化為行動。可實際情況就是這樣。我對冷戰的看法完全基於以下的認識︰西方及其制度沒有指出一條可行的路。無論是當時還是以後的漫長歲月裡，我都不可能採取任何步驟推展我國或是華沙條約組織中的其他國家發展資本主義。哪怕想都不會想到這一步。我堅定不移地認為，儘管社會主義制度存在著種種重大的缺陷，但同西方的制度相比，它仍然代表了一種潛在的更為優越的人類社會模式。每逢重大關頭來臨之際，我認為決不能放棄我們在歐洲的影響，雖然我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做法越來越懷疑。一九六八年，我在日記中記下了下面一段反映我痛苦心情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