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代初的德國像一張巨大無比的蛛網。各種公開或祕密的關係交織在一起，錯綜複雜。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陣營裡的人都有難言之隱或是秘而不宣的特殊關係。沒有一件事黑白分明。沒有任何人可以完全信賴。看到的外表往往是假相。人人生活在神經高度緊張之中，彼此相互猜疑。比利．懷爾德拍攝的反映美國佔領區生活的電影，尤其是《域外戀》這部片子，以及我弟弟拍攝的反映蘇聯佔領區初期日子的電影，均捕捉到了這種氣氛。
兩個德國均稱，它們的目標是實現國家統一。鑒於戰後德國的分裂源於戰勝國之間的利害衝突，我個人覺得這一目標在可預見的將來根本無法實現。一九五三年六月東德境內的騷亂也堅定了華盛頓和倫敦的信心︰擊退蘇聯勢力擴張的戰略一定會奏效。由於受到政治、經濟以及軍事方面的壓力，統一的希望更加渺茫。西方把重新武裝西德，將其拉入西方軍事同盟置於議程之首。儘管如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領導人仍然死抱住德國統一的口號不放，全然罔顧大批的東德公民移居海外。
我國領導人最關切的是設法使東德具有自己鮮明的特徵。他們內心深處始終無法擺脫「第二個德國」與生俱來的脆弱感。一種近乎於荒誕的愛國主義崇拜應運而生。我們設計了自己的軍禮服。我本人就有五套。對一個從未服過役的人來說，成就可謂不小。在這期間，烏布利希鼓吹的一個頗為奇怪的想法是再次使用軍事象徵手段。鑒於我們曾批評西德沿襲希特勒軍隊的好戰的民族主義道統，這一做法無異於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一九五一年在東柏林舉行的蘇聯陣營內的世界青年運動會上，第一次公開演奏了道統的軍樂。我和許多共產黨人一樣，對此深感不安。我們一直認為，這種尚武主義與音樂的結合構成了納粹主義的溫床。當進行曲響起的時候，我轉過身，問和我一起站在觀禮台上的俄國猶太人作家愛倫堡對此有何感想。他像典型的俄國人那樣聳聳肩，回答說︰「德國人一向喜歡正步走。」
與此同時，我們新成立不久的情報局正在埋頭熟悉情報這一行。一個情報機構剛成立時，難免會受到墨菲法則的影響。在科技領域尤其易於犯錯誤或是作出錯誤的判斷。
五○年代期間，成千上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公民源源不斷地透過當時幾乎完全開放的邊境，移居西柏林和西德。一九五三年六月的起義之後，外流的人數大幅度增加。起義後的三年裡，民主德國一千八百萬人口中有將近五十萬人逃到西德。
我們的間諜混雜在人群裡進入西德並不困難。他們通常年紀很輕，堅信共產主義。日後取得的不少成就都是靠這批人鋪的路。他們到了西德後，一般被收容在難民營裡並受到盤問。不過只要事先編好一個可信的理由，比如想投奔在西德的親戚，夾在大批新移民裡很容易矇混過關。我們的人打出各種各樣的幌子，如想隱瞞過去曾是納粹黨員或黨衛軍成員的歷史，但被發現了，或是發洩過對政府的不滿言論。我們甚至還把這類含有「污點」的材料放進其他部保存的關於此人的個人檔案裡。即使西德反情報機構設法搞到了哪個間諜在東德的檔案，也難辨真偽。我們局不用西德有親戚的人，以防西德情報機構倣傚我們的辦法，也透過親屬關係打入到我們內部。
每一名派到西德的間諜都執行一項預定的任務。間諜的培養訓練採取人盯人的辦法。每名間諜的訓練由主管這項任務的聯絡官負責。訓練的內容僅限於情報工作的基本知識以及獲取我們所需情報的一些技巧。讓他們掌握與自己任務無關的知識和技能毫無意義。這樣做有時反而使他們的任務不必要地複雜化，從而增大風險。時機成熟時，我們還把間諜從西德召回東德，接受新的訓練。
我們的間諜去的是西德，一個和我們有著同樣的語言和文化的國家。這顯然是一個有利條件。蘇聯派間諜滲透到美國就難多了。反之亦然。隨著兩個德國分裂的日益加劇，派人潛入西德越來越難。柏林圍牆修建後，中間混有我們間諜的絡繹不絕的東德移民一下子變成涓涓細流。這意味著，間諜事先為自己編造好的履歷更要滴水不漏。即便如此，西德還是處於劣勢。因為從西德移居東德的人寥若晨星。這樣的人一旦到了東德，馬上受到嚴密的監視。不過話說回來，西德也不太需要派人去東德。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在大批對現實不滿的東德公民中間收買人做間諜。
在西德站穩腳跟需要一系列的官僚機構的手續。為了應付這些手續，我們的大部分間諜通常先找一份簡單的體力活幹上一段時間。具有某種手藝或在某個行業有工作經驗的人選因此更受歡迎。但不是所有的間諜都經過這一階段。前面已提到過，當時東德移居海外的幾乎所有的科學家和理工科的學生都在我們感興趣的公司或研究機構裡找到了工作。此外，我們還透過與西德科學家非正式的接觸瞭解到一些情況。他們中不少人對原子彈和生物化學武器構成的威脅憂心忡忡。廣島和長崎遭到原子彈的襲擊使他們身心受到極大的震動。這批人成了我們套取情報的方便來源。
有些間諜設法打入了嚴格守密的單位。有的當上了大公司的高級主管。然而，刺探到作出重大決策的波昂軍事與政治核心的內部機密則難上加難。
一九五三年的動盪過去之後，次年在波昂召開的西方盟國外長會議成為我們最關注的對象。這是西方第一次在我國門口召開這樣的會議。上面會要我搜集什麼樣的情報，我心裡沒底。蘇聯人像往常一樣要我們制定出一項具體的行動方案。抱著碰碰運氣的心理，我絞盡腦汁起草了一份行動計畫，希望我的部下能夠搞到大量的高品質的情報。
莫斯科派來的特別顧問仔細研究了攤在我辦公桌上的草圖，然後像一名找到發動機故障原因的修理工一樣對我說︰「會議期間還需要有一個『瑪莉娜』。」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瑪莉娜一詞在俄語裡是山莓的意思。不消說，我們的這位ＫＧＢ朋友這裡不會指水果甜食。後來才恍然大悟，原來這個詞在俄語土話裡還有妓院的意思。他是指我們的人應設法把偶爾走出會場的官員引到妓院裡消遣消遣。
當年我根本不懂得如何利用色情搞情報。此事過去多年後我才摸索出了一套辦法。可我不想在蘇聯同事面前顯得自己幼稚無知，於是指示部下火速將位於東柏林南面的一棟我們有時用的小房子改造成一個妓院兼陷阱。客廳裡安裝了竊聽器。臥室的燈具裡面藏了一台紅外線閃光照相機。當時這類器材還十分落後。攝影師不得不龜縮在臥室狹小的衣櫥裡，直到屋裡的人離開才能出來。
下一個難題是物色合適的妓女。我們找到一位曾任柏林警察緝捕隊隊長的高級官員（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期間，東德與西德攜手打擊賣淫和色情行業。）。他一副不修邊幅的樣子。儘管賣淫這一最古老的行業在我們這個清教徒的新社會裡轉入了地下，可他對妓女經常出沒的地方以及如何找到她們瞭如指掌。不幸的是，他把我們帶到了穆拉克。這一帶的妓女一向是柏林皮肉市場中最差的。我那時的上司幹了一輩子情報工作，對這種事早已見多不怪。他打電話告訴我︰「那兒的女人，一馬克讓你玩你都不想沾她們的邊兒。」
沒辦法，我們只好把正統的理論置諸腦後，本能地求助於自由經濟的刺激手段。在凱爾．馬克思大街上的一個牛奶飲食店裡，我們遇到幾位更有姿色的姑娘。儘管她們白天都有一份正當的職業，但表示為了社會主義祖國，願意晚上再幹一份不那麼正當的活兒。根據制定的計畫，我們派一些人分散到西柏林新聞中心以及外長會議地點附近的餐館和酒吧裡，伺機邀請與會的官員或顧問共飲。如果談得投機，便把他們領回「瑪莉娜」，參加有姑娘陪伴的「小型晚會」。
迄今為止，一切順利。然而午夜時分，我的電話突然響了。出現了一個「未曾料到的情況」。有人要求對這些女孩進行衛生檢查。結果發現其中一位並不像自己所說的那樣檢點。她患有淋病。我下令將她從這次行動中除名。
西方外長會議開幕了。我們佈置好了的人等得心急火燎，可沒有一位客人上鉤。那一年西方部長們的幕僚們品行好得不一般，因為只有一位西德記者上鉤，而且還是會議結束後的那天晚上。我們的人慇勤地陪著這位客人又吃又喝。各位姑娘也各就各位。誰知杯盞交錯中我們負責當晚行動的頭頭不小心誤喝了為客人準備的攙了春藥的酒。當晚安排的最後一項節目是看黃色電影。這類電影在東德當然受到禁止。不過每當我們需要時，原緝捕隊隊長總能給我們變出幾盤來。喝了春藥的這位頭頭看得目不轉睛。而他的獵物卻對電影和姑娘毫無興趣，躲到廚房裡與女傭人聊起天來。
第二天早上，那位記者是唯一頭腦清醒的人。他已洞察主人的良苦用心，表示願意為我們做事。這次行動總算有所斬獲，不過實在得不償失。我們給頗為失望的女招待付了錢，打發她們回家，並嚴厲警告她們不得對任何人說起這次砸鍋的行動。
此事後來還有一個奇怪的結局。我們派人去見這位記者時，他未露面。出來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