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十二月的一天，我接到東德領導人烏布利希的通知，去位於東柏林繁華市中心的中央委員會大樓見他。在入口處，我領到一張通行證。衛兵仔細檢查了這張通行證和我的身分證。當年黨中央總部大樓裡並沒有搞得戒備森嚴。大樓看上去也不大起眼。以後中央委員會總部搬到韋爾德舍爾廣場後情況就不同了。不過即使在當時，人們已經開始感覺到一個特權階層正在形成。這一階層最終完全脫離了民眾。
我來到烏布利希的外間辦公室。他正在開會，但很快就出來了。衣冠楚楚，蓄著兩撇向上翹的小鬍子的烏布利希把我領到隔壁他的妻子，也是最親密的同事洛特的辦公室。我和洛特很熟，當年我倆在莫斯科的「德國民眾廣播電台」共事過。她熱情地跟我打招呼。烏布利希示意我坐下，然後把妻子支開。他以前見過我幾次，所以省去了寒暄，直入正題。他的一貫作風是談吐簡潔務實，而且從不直視對方眼睛。
烏布利希面無表情地告訴我，外國情報局成立以來一直任局長的阿克曼因為健康方面的原因請求辭職。我知道阿克曼被解職並非身體不佳，而是烏布利希不喜歡他提出的走一條不同於蘇聯模式的「德國社會主義道路」的觀點。阿克曼因一段婚外情被烏布利希抓住把柄，被迫辭職。五○年代的東德好似清教徒社會，婚外戀屬大逆不道。
「我們認為，你應當接管情報局，」烏布利希說。這個「我們」來頭不小。確切地說，它是指中央領導人。他既沒問我是否覺得自己能夠勝任，也沒徵求我對此事的意見。我毫無精神準備。當時我年僅二十多歲，在黨內地位並不高。我問烏布利希，外國情報局歸黨內哪位領導人負責。他讓我直接向他會報。
不到一刻鐘，我又走在了大街上，腦袋裡卻仍是一片混亂。回到辦公室，看到阿克曼下台後擔任代理局長的施塔爾曼正在等我。我內心忐忑不安，不知他對這項任命會如何回應。像他這樣一個德高望重、經驗豐富的人難道會心甘情願地把權力讓給一個飛黃騰達的毛頭小夥子？沒想到，他笑容可掬，一副如釋重負的樣子。他打開保險櫃，取出裡面不多的幾份文件遞給我。研究文件從來就不是他的強項，卻是我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施塔爾曼把一串鑰匙順著桌面推給我，說︰「沒我事了。祝你好運！需要我幫忙，儘管說！」我趕忙出去買了套西裝，準備第一天上任時穿。想到馬上要坐到這張巨大的寫字檯後面，內心不禁喜滋滋的。
直到今天，我仍不明白為什麼挑選只有一年零四個月情報工作經驗的我擔任這一職務。不過，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一九四九年十月剛剛成立，它的各級官員只能邊幹邊學了。阿克曼顯然推薦了我接替他。我的家庭背景以及與蘇聯千絲萬縷的聯繫肯定也起了很大作用。有時有人問我，為什麼我心甘情願在一個鎮壓機構工作。首先，我並不認為情報局是鎮壓機器的一部分。其次，我的責任感，黨的紀律以及冷戰時期的需要也決定了我不可能拒絕這項任命。
五○年代西方動輒指責我們不可能對周遭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理由是我們經歷過莫斯科的大清洗，可以察覺出種種跡象。此話差矣。當年在莫斯科的生活經歷恰恰產生了與此相反的效果。我們始終覺得史達林的所作所為乃出於不得已。面對兇惡的敵人，他不能不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對二三十年代蘇聯國內冤假錯案波及面之廣，我們一直缺乏足夠的認識。因而以後捍衛蘇聯在東歐國家的戰略地位時，我們無法識別種種謊言和狹隘的報復行為。
鑒於美國和它的歐洲盟友處心積慮地阻撓我們在德國這塊土地上建設社會主義，我們這一方為了實現宏偉理想也不得不採取一些曖昧的做法。在以後漫長的歲月裡，我們不停地找出新的理由為自己的這種行為做辯解，一九八九年才從夢中恍然驚醒。有些人稱我們的制度建立在彌天大謊之上。我仍無法接受他們對我們說三道四。但我不能不承認，在很大程度上，我們的制度是建立在種種託辭之上的。
我接任外國情報局局長後，烏布利希直接領導我們只有半年左右的時間。一九五三年春天時，我們局已歸威廉．蔡司領導。蔡司是政治局委員，兼任國家安全部部長。他閱歷豐富，是一位受尊敬的東德領導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他曾在中國執行過祕密使命。西班牙內戰時，他擔任國際縱隊第十一旅旅長。我們倆配合得很好。換言之，他放手讓我開展工作。每週他只給我一小時會報工作。還沒等我講到存在的問題，時間就到了。他篤信馬克思主義理論，當時正在主持編輯新德語版列寧選集。他更願意討論這部選集的翻譯問題，而不是聽我會報。他的寫字檯上通常堆放著這套選集的翻譯手稿，而不是我們遞交的情報。
一九五三年的復活節剛過去不久，我上任後的第一場大禍從天而降。我們局內經濟情報處的官員克勞斯叛逃西德，成了第一個叛逃的東德情報官員。這件事後來被稱為火山事件。我個人受到沉重打擊。我由此意識到，新組建不久的外國情報局的安全還遠遠沒有得到保障。不僅如此，克勞斯選擇了一個假日週末叛逃，一連幾天都沒有人注意到他的失蹤。西德反情報機構因而有足夠的時間從他那裡瞭解到他掌握的潛伏在西德境內的東德間諜的一切情況，並動手將他們逮捕。而我們仍未意識到他們處境危險，更不要說想辦法營救他們了。西德副總理弗朗茨．布呂歇爾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根據克勞斯提供的情況，西德一共逮捕了三十五名間諜。他這是誇大其詞。我們決不會允許任何情報官員瞭解我們在一個敵國內如此多的間諜的真實身分。原來西德反情報機構為自己取得的首次重大勝利手舞足蹈，極度亢奮中誤捕了一些無辜的商人。這些商人與東德有生意往來，可根本不是什麼間諜。
克勞斯的背叛給我們造成了重大的損失。至少六名卓有成效的間諜落入敵手，包括桑代克。他是一個才華橫溢的紀錄片製片人，在這一職業的掩護下為我們搜集情報。桑代克出身於顯赫的漢莎家族。透過他的社會關係，我們試圖打入漢堡有權勢的政治經濟圈子裡。克勞斯叛逃時他並不在西德，而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但一個小圈套使他落了網。西德反情報機構給他拍了一份通知他姨媽病重的電報。他一回到西德即遭逮捕。所幸的是，西德拿不出他從事間諜活動的證據，只好將他釋放。他回到東德，在我們這一邊重新操起了拍電影的老本行。蔡司溫和地責備了我一句︰「米沙，你還太嫩了點。」
接下去的幾個月裡，我們徹底整頓了情報局。物色合適可靠的人選是一件費力耗錢的事。調查這些人選的政治可靠程度、社會關係和性格需要時間。我們尋找的是有政治覺悟的青年，信仰社會主義，願意為祖國和我們的事業獻身。至於潛伏的間諜人選在西德是否有親戚我們並不在乎。這同總部從業人員的徵聘政策完全不同。後者絕對不能有任何海外關係。實際上，未來的間諜在西德有親戚不是壞事。他們可以藉此直接進入聯邦德國，無需經過難民營。
管一個間諜的訓練由以後直接管他的人親自負責。如果要搜集的情報涉及科技方面，還要對他進行特別培養訓練。在西德潛伏下來後，我們的間諜一般先找一份體力活悄然幹上一段，為以後在西德尋求職業上的更大發展做鋪墊。因此，我們更喜歡會一門手藝或在某一領域具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候選人。幾乎所有早期移居到國外的學生和年輕科學家都在研究機構或我們感興趣的公司裡找到了工作，如在干利希、凱爾斯魯厄和漢堡的聯邦政府核研究所，以及法蘭克福的美國人建立的巴特萊研究所。德國最大的電子公司西門子、ＩＢＭ德國分公司，以及德國大化學公司巴斯福、赫希斯特和拜爾。考慮到一旦反對德國軍事化的浪潮過去之後，西德的武器製造商早晚會恢復軍工生產，因此在梅塞施米特和伯爾科這樣的公司裡也安插了人。
我們的人有的打入了絕密部門，有的當上了大公司的高級主管。我們還利用兩個德國的科學家之間的官方和私人交往開展工作。當時的環境對我們開展這方面的工作很有利。隨著國際情勢的演變，兩個德國的科學家對原子彈及生物化學武器的危險憂心忡忡。這些二次大戰期間參與了研製原子彈的科學家對原子彈產生的後果深感震動。這批人尤其是我方間諜的重點發展目標。
一九五三年三月史達林的逝世震撼了整個共產主義陣營，引發了克里姆林宮內一場激烈的權力鬥爭。東歐各國主導層內人人自危。我和眾多崇拜史達林的人一樣，聽到這個消息後無比悲痛，同時也感到迷惘。這麼多年來，我們一直在他的指引下生活。現在他不在了，以後的路該怎麼走實在難以想像。
烏布利希把寶押在史達林身邊的極端保守分子身上，以為他們會在這場權利角逐中獲勝。為討好新的蘇共領導人，他頑固地推行他的「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政策，即高稅收，緊通貨的政策。這一政策窒息了小企業的發展，並把個體企業者推向破產。突然發起的完善社會主義經濟的運動還給大農場和農業企業造成了損害。宗教活動進一步受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