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德國到莫斯科那年我十一歲。十一年後又重返德國。人們常笑稱我是半個俄國人，有時甚至帶點批評的味道。但我從來沒有把這看做是對我的侮辱。俄國人的關照在我的一生中太重要了。德國共產黨內的同事們都知道，我在蘇聯度過的青少年時代以及俄羅斯民眾博大的氣質深深地影響了我。在以後的歲月裡，遇到同蘇聯人發生爭執時，我憑借與蘇聯非同一般的關係說話較少顧忌，也更有份量。
日後我每次到莫斯科出差，一有機會，就從德國官員的身分中溜出來，像一個我所熟悉的莫斯科人那樣漫步街頭，與人攀談。比起柏林和柏林人，我對這座城市和它的市民瞭解更深。我會重返基茨洛夫斯基街上我們住過的那棟樓。現在這座樓的門口掛著一塊銅牌，紀念父親和弟弟。我還去探望住在阿爾巴特區的許多老朋友。我和摯友阿利克一同穿過我們以前住過的小區，步行到高爾基大街。現在它又恢復了革命前的老名字，特維爾大街。阿利克在二戰中失去了一條腿，如今是一位德語教授。學生時代，我倆常常排幾個小時的隊，為在著名的莫斯科藝術劇院看一場塔拉索娃扮演的安娜．卡列妮娜。要嘛去看學校附近的一家猶太人劇場的主角上演的戲。我倆都喜歡俄羅斯古典作品，還有十九世紀歐洲大師的作品，如海涅、巴爾扎克、高爾斯華綏和馬丁．杜．加爾，以及文筆簡潔遒勁的海明威。一九四一年夏天我倆重逢時，曾泛舟莫斯科河上，划到僻靜的河彎處，一起背誦勃洛克和葉賽寧的詩。
離開莫斯科後的悠悠歲月裡，這座城市常令我夢繞魂牽。但我和定居莫斯科的朋友們不一樣，從未打算在蘇聯過一輩子。德國仍然是我的故鄉。再說黨派我到共產國際學校學習以及去廣播電台工作就是為了回國這一天做準備。那時我二十三歲，躊躇滿志，對返回德國後的情況想得非常簡單。我們在校時，意識型態教育佔了很大比重。訓練的重點放在如何整肅戰敗德國的殘敵上。然而，一旦面對國破家亡的同胞、親眼目睹了自己曾熱烈擁戴過的大獨裁者可恥覆滅，我受到的震撼難以想像。
我們這些從莫斯科返回德國的年輕的共產黨員把自己看做是政治啟蒙者，決心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左派和右派之間的天壤之別。我們最初接到的指示不是在德國的蘇聯佔領區內建立共產黨政權，而是成立一個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反法西斯同盟，當然是在我們控制之下。我們和所有的共產黨人均認為，這樣做不僅僅是一種策略，而且是絕對必要。希特勒留下的慘痛教訓之一，即左派力量可以被斬盡殺絕。實際上，史達林最初對在德國的一部分領土上建立一個蘇聯式的政府是否可行心存疑慮，他想在同西方盟國打交道時有多種選擇。
返回德國後的情形實際上比我們想像的痛苦壓抑得多。許多年後，弟弟在他拍的一部電影《那年我十九歲》中反映了這種痛苦的心情。電影描寫了一群天真熱情的年輕人在得知極其野蠻暴行的真相之後的心理感受。年輕正直的主人公與他所處的亂世形成鮮明的對比。隨著紅軍的迫近，各城鎮的市長忙不迭地捲起納粹旗子，有的乾脆把旗子中間自圈裡的黑剪掉了事。
康尼作為一名蘇聯情報軍官參與了在蘇聯佔領區籌建一個新政權的工作，我隨黨的機關返回柏林。流亡海外的德國共產黨領導人烏布利希與身材瘦小的皮克等一小批人四月先從莫斯科返回柏林。一個月後，五月二十七日，我和其他人身著嶄新的西裝搭乘一架道格拉斯DC-3型軍用飛機回國。從空中望下去，戰後的土地滿目瘡痍。
我們這批人成分五花八門。既有老共產黨員，又有父母是老共產黨員的德國戰俘。回到德國後會是什麼樣，大家心裡都沒有譜。我們甚至不知道是否允許共產黨在德國合法存在。沒有人高談闊論建設一個新德國。誰都知道，當務之急是解決德國人的衣食住行，以渡過難關。
埃米和我一起返回德國。這是我們夫妻第一次生活在一起。回到祖國令我們既激動又傷感。俯瞰大地，昔日的德國城鎮千瘡百孔。飛行途中，被夷為廢墟的華沙從機翼下掠過。整個城市蕩然無存。瓦礫中灰煙縷縷，好像從燒死人的木柴堆裡冒出來的。我們這架飛機是在柏林剛剛開放使用的騰佩爾霍夫機場上降落的首架飛機。三年後的柏林危機期間，這個機場成為盟國空運的交通樞紐。當時沒人想到遭到如此嚴重破壞的柏林還能重建。
我們這些共產國際的孩子受強烈的使命感的驅使，渴望清算自己同胞的納粹歷史並真誠地相信，憑借在學校學到的社會主義理論，就能蕩盡納粹流毒，建立一個新德國。然而，整天跟這些曾對希特勒、戈培爾之流歡呼吶喊過的人們生活在一起比我想像的難得多。大多數人似乎不明白，或根本不想明白，納粹在他們的助紂為虐之下或打著他們的旗號犯下了纍纍罪行。沒有誰因納粹的所作所為而感到負罪，或反省自己的責任。埃米有一次聽到幾個婦女議論我們電台播放的關於德國戰爭罪行的報導︰「德國男人絕幹不出這樣的事！」德國男人這種說法完全是鼓吹極端民族主義的希特勒式的語言！這種論調她們聽了整整十二年。
許多德國人，包括其他國家的不少人認為，我們從蘇聯搬回來了另一種獨裁製度。西方國家後來曾挖苦我們用紅色暴政取代了褐色暴政。可我們自己並不這樣認為。當年生活在莫斯科的所有外國人中，我們這些德國共產黨人大概屬於對史達林的罪行感覺最遲鈍的，因為是蘇聯把我們從死亡或監禁中解救出來。對周遭發生的一切不管有何疑慮，也無法與希特勒殘暴政權下的經歷相比。我根本不可能把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看做是暴政。對於我和我這一代共產黨人來說，社會主義是一支解放力量。它的模式也許有些粗暴，但我們始終認為，歸根結底它是一支代表進步的力量。當時沒有人可以說服我接受與此相反的任何觀點。
這種態度日後決定了我們在冷戰期間的思惟模式。也就是說，每當聽到有人罵我們時，我們首先想到的不是「他們說的是否屬實？」而是「他們攻擊我們是否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這種自我辯解的習慣一旦養成就再也聽不進批評意見。
那時我們非常幼稚。我以為，德國人從戰敗的重擊下醒過來後，越來越多的人會感激蘇聯人把他們從希特勒的統治下解救出來，並對他們的救星表示熱烈的歡迎。實際情況跟我想的大相逕庭。在我住的居民區內，有一家納粹分子被趕出了他們那套寬敞的住房後，左鄰右舍開始為誰有資格搬進去而爭吵不休。德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雖已垮臺，而德國人仍為爭奪個人的「生存空間」斤斤計較，我不無厭惡地想。更令我氣憤的是，有一家人聲稱他們從未加入過納粹黨，因此最有資格住進這套房子。實際上，他們是當地臭名昭著的告密者，曾向當局出賣過五名共產黨員！
對當時宣傳的建設一個人道主義的和熱愛和平的社會與現實的矛盾，我怎麼竟然會絲毫沒有察覺？我想那是因為我在蘇聯成長的經歷使我成了半個俄國人，感情上同情俄國人渴望對無惡不作的德國復仇的願望。我以為，局勢恢復平靜後，報復情緒會逐漸消失，從而在德俄之間建立一種誰也不謀求壓倒對方的新關係。
回到德國後沒幾天，烏布利希一一接見了我們，簡明扼要地解釋了各自在蘇聯佔領區內的工作職責。我被分發到柏林廣播電台當編輯。廣播電台設在英國佔領區內的一棟大樓裡，這裡曾是戈培爾主持的帝國廣播電台所在地，現在掌握在蘇聯人手裡。開始我不想聽從烏布利希的分發，因為我是學工程學出身，對宣傳鼓動那一套所知甚少，雖然小時候在抵抗納粹運動中曾接觸過宣傳工作。我問烏布利希，什麼時候能讓我回莫斯科完成航空工程學的學業。他不客氣地說︰「讓你幹啥就幹啥。現在不是考慮造飛機的時候。」剛開始時心裡一點兒沒底兒，幹起來後卻發現對外採訪和撰寫外事評論其實極有意思（我的筆名是麥克．托姆斯）。我們的廣播電台位於遠離蘇聯佔領區的英國佔領區，因而成了剛剛揭開帷幕的冷戰中的一個前哨陣地。遠離位於東柏林的黨的總部意味著我們可以相對獨立地工作。不錯，我手上是有一份烏布利希在莫斯科時寫的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的小冊子，裡面強調了共同反對法西斯的任務。可當初除了這本小冊子外，我再無其他的政治文件。
我經常見到烏布利希。在我主持的一個叫「民主論壇」的節目裡，烏布利希代表統一社會黨（實際上是共產黨，一九四六年在蘇聯佔領區由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合併而成）講了話。他尖厲的嗓言和厚重的撒克遜口音嚴重地影響了播音效果。我當時完全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建議烏布利希以後讓播音員替他念稿，他可以利用這段時間練練發音。他聽後，臉上一紅，面露不悅。我初出茅廬就犯如此大錯，以後居然能在東德平步青雲，實在出人意料。為了把節目辦得更活潑引人，我們開設了聽眾問答專題，回答聽眾對當時一些忌諱問題的提問。比如，蘇聯關押的幾十萬德軍戰俘的命運如何？對納粹下級官員是如何處理的？沿奧德一尼河劃分的縮短了的德國新邊界是怎麼回事？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