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年夏天，兩個德國在經歷了四十年的分裂和敵對之後準備統一。東西德的分裂和敵對始於戰勝國一九四五年建立的戰後秩序，在隨後的超級大國衝突中又進一步加深。我親眼目睹自己懷著社會主義理想而為之奮鬥一生的事業頃刻間分崩離析。我自己的國家——東德因為有負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這一稱號，處於被迫與歐洲經濟大國西德聯姻的境地。結束一個獨立的東德的過程已經啟動。我雖然不知道一個獨立的德國對歐洲將意味著什麼，但有一點是清楚的︰我很快就會成為一個被通緝的人。
統一的日子已定在一九九○年十月三日。無論我走到那裡，都是滿目淒涼。昔日的祖國以及這個國家的制度成了一堆廢銅爛鐵，被掃入垃圾堆。紀念品的搜集者們興高采烈地搶購著不久前東德人還自豪地佩戴和穿著的獎章和軍裝。我內心遠沒有這種節日般的歡樂，甚至連懷舊的情致也沒有。
雖然大家都是德國人，有著戰後歐洲鐵絲網無法隔絕的共同語言和文化，我們之間的敵對卻是一種特殊形式的敵對。它不僅僅是兄弟鬩牆之爭，德國人反對德國人。資本主義德國對社會主義德國的報復，也是全世界範圍內清算馬克思和列寧的遺產以及對打著他們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的旗號犯下的種種罪行的一部分。我的國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全球分裂為兩大敵對意識型態陣營的最生動體現。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沒有料想到這場分裂會結束得這樣快。
我始終把領導東德情報機構的工作看做是冷戰期間擔負的一項特殊使命。為鼓舞年輕部下，我曾仿照一首蘇聯歌曲譜寫過一首歌，其中把他們的工作比做「看不見的戰線」。這決不是誇大其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四十年裡，我們一直認為，我們與糾集在一起反對我們的資本主義勢力處於交戰狀態。
我們的工作重點是柏林。這裡，兩種制度在漫長的戰後歲月裡涇渭分明，水火不容。雙方的戰略學家和政治家均認為，如果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它最有可能在柏林打響。然而，隨著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柏林圍牆的坍塌以及東德對世界敞開大門，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這個國家頃刻間土崩瓦解。我為之服務一生的國家轟然坍記。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我的政治生涯會是這樣的結局。柏林圍牆倒塌的前四年，我對周遭的官僚機構的僵化深感失望，辭去了情報局的工作，轉而從事寫作。在重病纏身的昂納克的僵化領導下，我覺得根本不可能從內部推行改革。然而東德局勢的急轉直下同樣令我感到措手不及。末日終於降臨時，許多人痛苦萬分，向我傾訴內心的酸楚。
新聞媒介、政客和法院宣稱曾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支柱之一的東德安全機構的成員是頭號民眾公敵。這種現象的出現在所難免。在一定意義上，它也是一個垮掉的政權的公民重新正視歷史的痛苦過程。
一九九○年一月十五日，憤怒的人群衝進位於諾曼大街上的國家安全部總部，發現了大量透過特務手段搜集到的有關本國公民的檔案。
我知道任何改革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希望已不復存在（我退休期間，曾有人把我看做是潛在的戈巴契夫式的改革者）。我需要想辦法暫時躲開這個發著高燒的國家。
我來到度過童年的莫斯科。這座城市曾庇護過從希特勒的魔掌下逃出來的我們一家。我對莫斯科始終懷有深厚感情。外界廣泛流傳有一個精心制定的應急計畫，幫我逃脫。事實並非如此。我當時正在撰寫關於一九八九年事件的回憶錄。為此需要時間在一個安靜的地方把它寫完。而德國的統一很可能意味著我的被捕。東德垮臺前不久，西德正式發出了對我的逮捕令，指控我犯有間諜和賣國罪。覬覦的鯊魚正在我周遭游弋。
同父異母的妹妹萊娜．賽門諾娃安排我住在她的鄉間別墅和位於莫斯科河邊高級住宅區的公寓裡。從三十年代起，這裡就住著莫斯科高級官員的家屬們。每次走進這套公寓考究的大門，我都情不自禁地想起當年在莫斯科我們這些年輕的共產黨人所懷有的美好理想。憶往昔，我和父母為逃離法西斯德國而來到莫斯科。今天，眺望著二月冰封的莫斯科河面，我再次有了一種安全感。冬天凜冽的空氣使我的頭腦格外清醒。我常常沿著阿爾巴特老區一帶的狹窄小街久久漫步，回想一生。世事滄桑，風雲變幻，我這個土生土長的德國南方孩子在不諳世事的年齡裡來到這裡，在風華正茂時回到分裂的德國，再回來的時候已是一個領取退休金的老人。
我來莫斯科的另一個目的是想摸清，東德垮臺後，我們昔日在ＫＧＢ和克里姆林宮的盟友想盡多大力量幫助我及我在情報部門的同事。過去幾個月裡我們度日如年，而莫斯科的朋友們並沒有熱情地伸手拉我們一把。和我們一樣，他們對事態的發展毫無精神準備。多少年來我們舉杯共祝的所謂永恆的兄弟般的友誼，如今已名存實亡。往日架設的東柏林與莫斯科之間繁忙異常的電話熱線，如今寂然無聲，發出的任何音信都如石沉大海。等待我的是令人尷尬的沉寂。
很多過去在情報部門工作的同事給我寫信，訴說國家安全部侵犯公權利的真相暴露之後，他們成了國人發洩憤怒的靶子，孤立無助。當遍佈全國境內的監視機構曝光時，東德民眾怒不可遏。我本人在情報總局內的工作從沒有針對過一千七百萬東德民眾，而是針對覬覦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可我知道，這會兒沒人會有興致搞清楚斯塔思下屬各司局之間分工的細微差別（國家安全部被東德老百姓貶稱為斯塔思，我們情報局是它的一個下屬機構。國家安全部的從業人員不會用這個詞，我也避而不用）。我想知道，我們這些昔日蘇聯陣營中最出色的情報人員究竟能得到什麼樣的幫助。
抵達莫斯科後，我照例在位於莫斯科西南郊外的ＫＧＢ第一總局大樓內受到歡迎。這裡是ＫＧＢ外國情報工作的心臟。外國情報局局長舍巴爾申和他手下的高級助手對我十分熱情。我們的交情歷經幾十個春秋。他們拿出伏特加酒，關切得詢問我在莫斯科的生活狀況。然而我很快看出，受戈巴契夫政權後期權力鬥爭的牽制，ＫＧＢ再也無法給予我們任何實質性的幫助。
由於我與東德情報機構的軍官、特務和鼴鼠的命運屬於政治上高度敏感的問題，戈巴契夫總統本人直接過問這件事。我獲知，我同克里姆林宮的聯繫要透過費林。他是一位老資格的中央委員，戈巴契夫的外交事務顧問。我非常熟悉他在蘇德關係上發揮的重要作用。極受西德尊重的費林介入此事意味著我可能會帶來政治麻煩。費林接手的這項工作相當棘手，既要照顧我的需要，又不能惹惱西德。
在我一生中，走投無路下投入俄羅斯母親的懷抱已不是第一次了。但我並未像外界傳言的那樣，一九八六年離開外國情報局後一直與莫斯科的上層人士保持著正式的聯繫。ＫＧＢ在柏林的負責人，開始是瓦西里．舒米路夫，後來是根納季．季托夫，只跟米爾克打交道，避免與我接觸。有人說，我和共產黨內支持改革的漢斯．穆得羅密謀策劃一場政變，把昂納克趕下台。我曾警告過費林和莫斯科的幾位其他同事，東德政權已搖搖欲墜。但我從未試圖在昂納克倒台之後對主導層施加影響，也沒有得到這方面的協助。昂納克的下台是政治局內一場政變的結果。
甚至可以說，我退休以後，除了出於禮貌或昔日的情誼非請我出席不可的場合，俄國人避免與我接觸。每次我去莫斯科，與費林和舍巴爾申談到我對東德的擔憂時，他們總是無話不談。然而他們當時全神貫注於蘇聯的改革，已無暇他顧。柏林圍牆倒塌後，事態發展一天一個樣，幾乎沒人能跟上情勢。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我給戈巴契夫寫信時恐怕已為時太晚。我在信裡寫道︰
我們曾是您的朋友，胸前佩戴多枚貴國頒發的勛章。貴國曾稱，我們為你們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貢獻。如今我們處境艱難，我想您一定不會拒絕幫助我們。
我接下去問戈巴契夫，他是否可以把大赦東德間諜作為他同意德國統一的條件之一。ＫＧＢ首腦克留奇科夫在回信中告訴我，戈巴契夫已指示蘇聯駐西德大使同柯爾總理討論我這一要求。實際上，大使只見到了柯爾辦公室主任特爾奇科。
一九九○年夏天，在西方討論德國統一問題之前，戈巴契夫曾與柯爾討論過對東德間諜人員進行大赦的問題，但沒有達成任何協議。克留奇科夫認為，戈爾巴喬將在高加索的阿雷西舉行的首腦會議上再次提出這個問題，以最後敲定統一的細節。這個答覆並不讓人樂觀。我第一次對戈巴契夫的忠誠產生了懷疑。他總不至於把我們這些毫無防衛能力的人交給我們的老對手西德人處置吧？
一九九○年七月十四到十六日，戈巴契夫在高加索與柯爾總理會晤時，根本沒有考慮我的請求就同意了德國統一。在最後一輪會談中，他拒絕向西德人提出不對我們這些人進行起訴的要求。那時他最關心的是保持自己在西方的光輝形象。至於他也曾是一名共產黨員這一事實，他就不記得了。西德曾表示願意討論豁免前東德從業人員的問題。但這個問題在會談中剛一提出，戈巴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