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東方文明還是西方文明將決定著整個地球並支配其未來？當前基督教文明面臨的重任就是將中國、印度和日本的文明納入自己的胸懷並融進自身的理念之中。
在任何情形下，終結，一條生命、一種關係、一個時代的結束——即使這些東西完全是人為的安排、人為的創造——都強烈地吸引著人們的想像，尤其是象我們這樣有著自我意識的一代人的想像。這代人有著這樣的信念——不論它是如何膚淺與不正確：我們知曉自己的方向和趨勢；在不絕於耳的自身進步產生的喧嘩中，我們知曉這種進步從何而來，往何而去。那麼，在十九世紀即將走至盡頭，二十世紀正在走近的情形下，今天的時代從何處而啟？已經走了多遠？又往何處而去呢？
充分地回答這些問題意味著對於將要過去的這個世紀的基本歷史要給予一番濃縮的介紹，而這不是這樣的一篇雜誌文章或系列文章馬上能提供的。筆者給自己定下的考察範圍——這麼一個處於必要的限度之內的範圍也幾乎是不可駕馭的——不包括國家內部的情形。這方面的內容在當代佔去了如此之多的對於經濟和社會變化趨勢的注意，而且在許多人看來是唯一值得從最純粹的物質角度予以關注的話題。儘管這些東西十分重要，但至少可以肯定它們並不是全部；而且，儘管本世紀的物質進步十分巨大，國際關係的變化以及它們對於歐洲國家和世界上的所有民族的相對重要性也同樣引入注目。筆者正是希望從這個角度來探討前面提出的主題。這個主題對於某個具體的國家而言，可以說是指它的對外關係。不過，在一個更廣泛的意義上，它更要關注由業已開始並處於進展之中的各種運動以及如今還不易分辨的各種趨勢所表明的世界的一般未來。這些運動或趨勢如果不遭到什麼抵制，將使深刻地關係到人類的福利的政治平衡發生重大的變化。
展開主題的一個簡便的方式似乎可說是十八世紀以來浩大的殖民運動被美國革命推至了一個中止點。美國革命使英國失去了它的最富裕的殖民地，緊隨這場革命而來的法國革命和法蘭西共和國及拿破崙的破壞性的戰爭迫使歐洲將其注意力從外部的誘惑上收回，集中到了它自己的內部事務中。對此，十九世紀之初美國對路易斯安那的購買是一個重重的句號，因為這實際上將北美大陸從可作為對外殖民對象的荒蕪之地的清單上勾掉了。在接下來的十年中發生了西班牙殖民地的起義，然後出現了門羅總統和坎甯先生的聲明。這些聲明通過制止歐洲的干涉確保了西屬殖民地的獨立。美國人民從此時起對門羅總統的立場的一貫堅定維護和門羅主義在以後得到的發展則使講西班牙語的美洲國家在同等程度上從另外的歐洲殖民可能中擺脫了出來。
十九世紀就是這樣被拉開了帷幕。無疑，人們仍然還積極地在海外尋找活動空間，不過它們主要不是為了建立新的殖民地，而是為了開發利用業已在政治上有所歸屬的土地。但是，總體而言，甚至這種活動也只是附屬性的。從十九世紀的開端至其結束，這個世紀的主要活動在於認識和研究自然力量並應用其成果以滿足技術和經濟進步的需要。當時，那些為人們所掌握的手段——它們在剛被發明出來時是如此令人驚奇，在今天卻是如此為我們所熟悉——被自然地首先運用於各國資源的開發利用上。當時，到處都是新生的土地，因為在任何一塊地方人們都不可能做到了對大自然之所賜的充分利用；到處都有著幹勁的投入，因為在任何一個地區都有著數不勝數的事情去做。因此，很自然地，這樣的一個時代主要是一個和平的時代。當然，大的戰爭不乏存在，但國家間的和平一直是這個發展時代的一般特徵。在這個時代中，人們致力於的是運用所掌握的新的力量來改變他們自己國家的面貌。
但是，任何這樣的階段都會象人類的每一件事情一樣化為過眼雲煙。生產的增加——這是經濟學家們癡迷的目標——如所預料的那樣帶來了對新的市場的需要。生活的改善、財富的增加、人口的上升引起的國內消費的增加跟不上生產的增長以及蒸汽的使用導致的運輸方面便利的增加。在十九世紀中葉，中國和日本從封閉的年代中被趕了出來，被迫和歐洲社會建立聯繫，和它做買賣。不過，在國外進行的旨在獲取新的政治領地的大規模的認真嘗試在很大程度上停止了。只有在確信能賺取利潤的情形下人們才為商業活動尋求新的根據地。另外，美國的人口和資源的增長、英屬澳大利亞殖民地的開發都有助於滿足需求。中國和日本的開放只是這種需求的一個單獨的表現。所以，這種開放更應該說是隨機械加工方法的進步和交通線的增多而來的普遍的工業發展的伴生物。
在這種局面上，十九世紀經過了它的鼎盛時期，開始向它的終點傾沉。此時，在歐洲文明的國家中出現了戰爭和戰爭傳聞。王朝興衰，國家則在政治重要性的天平上沉浮。不過，前述的那些主要特點還存在著，而且越來越成為政治家們的主要關心所在，這些政治家們中的佼佼者在十九世紀達到其巔峰之時或之後不久也來到了歐洲舞臺之上。在這種狀況下，出於經濟意義上的純粹功利主義原因，維持現狀逐漸成為了一個主導思想。這個思想自然是令人推崇的；但是，從各大國為了自身利益而一致向希臘和克裡特人施壓來看，也許我們不可以認為它是高尚的。至今的問題是，在實際可行的意義上——作為一種合理的可能的體現而不是一個空想，維持現狀的想法還能為人推崇多久？我們已經發現許多人——其中一些是普遍和平的最激烈的鼓吹者，而普遍和平的鼓吹者又是當代對現實最為不滿的人——說道，當半個世紀之前沙皇尼古拉建議打破既有的平靜，依照一種更合理的平靜局面來重新規劃東南歐的政治地圖時，是他體現出了理想意義上的理性政治家風範，而當時現狀的維護者們顯露出的只是見風使舵的政客們的天然本性。歷年以來的證據表明，後者在東南歐這個令人頭疼的地區並沒有確保住平靜，甚至是死氣沉沉的平靜。鑒於正在離去的十九世紀作為遺產留給我們的世界上變化著的局勢，今天繼續無限期地維持當前的和平和繁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還是歐洲國家的一個切實可行的目標？認為普遍裁軍——對此的鼓噪令人不安地一時間蜂擁而起——最可能使我們如今的文明及其種種好處得以保持的觀點是否應體現在我們近來的要求之中？沒有誰能比筆者更熱切地懷有這種期望：有朝一日，各國將化劍為犁，熔矛為鋤。但是，是否包括美國在內的歐洲文明已經處於了能夠構築一種不是基於各國的良知而是基於一個永久的法庭的人為和平、從而在現代政治中再現中世紀教皇統治下的理想狀態的地位？
時代的標識究竟是什麼呢？它們還未完全進入人們的視野，人們還像是在透過一片黑黑的玻璃遙望未來，還不能肯定他們會往何處而去。不過，即使人們尚不能充分、準確地解讀種種標識，他們仍可以注意一二。我斷言，其中可以觀察到的一點是普遍存在於除我國之外的所有其他一流的文明大國身上的前沖勢頭。我們的國家受縛於、沉迷於我們自己的十八世紀傳統之中，為對於和平和富足——也就是要有充足的麵包——的大量要求所包圍，緊抱著孤立主義理想不放，拒絕承認整個歐洲文明世紀必須以一致的利益為基礎來企盼、迎接未來。我說我們的確是如此。不過，我將更確切地表達我的思想，說前沖的勢頭已經存在於我國的大多數人的身上，這在具體的事件吸引了他們的注意時體現了出來。但這種勢力尚受到阻礙，為那些從我國幼年時期所形成的信條獲取關於國家政策之觀念意識的人們長期地、危險地阻礙。
經過了差不多一個世紀的間歇、又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恢復的歐洲國家的前沖勢頭不僅僅是一個突如其來的、偶然的、和過去毫無聯繫的現象。它的到來儘管一開始不為人注意，但在十九世紀進入了中間階段之後很快就讓人看得一清二楚了。東方文明國家的變化也是這個階段的一大產物，當時同樣不為人關注，雖然如今是那麼醒目。對此，我有著一段有趣的回憶。一八六八年，當我正在日本橫濱的時候，有人讓我翻譯一封來自檀香山的用西班牙語寫的信，這信涉及的是一船日本勞工前往夏威夷的事。當時，我認識作為隨船醫生參加這次航行的人；而且，若我未記錯的話，當我還呆在橫濱時，他就以上述身份踏上旅程了。另外，當我在橫濱的使命結束後，我前往香港，從那裡再經蘇伊士運河返國。在去香港的旅伴中，有一位前南方邦聯的海軍軍官，他的差事是為一批中國人前往當時對黑人勞力已不抱什麼指望的美國南部各州一事進行洽談。如今我們所知道的我們國家發生的情形在那時並未引起人們多少注意。
給人帶來一種古怪感覺的事情是一面注視著各國不自覺的、不可抗拒的運動，另一面讀著我們的報章對於那些由於個人特性或偶然原因碰巧被推上了領導之位、但最多也只是引導著一種象重力那樣無法被永久地抵禦的無害力量的人們的描述。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角色原應是這樣的。他想將巴爾幹地區的事務的自然走向引入一個恰當的結局，而他的反對者卻竭力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