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著政策能否得到完美執行的一個最關鍵的因素是軍事力量。我們有建立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的潛力，但目前還未擁有一支成熟的、組織得當的力量。
美國海軍在過去的十幾年中應該根據更現代一些的設計從根本上被完全地改造。就這件事實而言，它不應招致議論或引發關於美國海軍的未來方向或行動範圍的問題。如果這個國家需要或應該需要一支海軍，無疑在一八八三年就該讓在那時候已經老掉牙的大破船——大部分是光榮但老朽的內戰倖存者——退出各個序列，或享受優厚的退休待遇，或不可避免地被拆毀，並由那些能夠執行它們再也無法勝任的任務的其他艦船取而代之。
所以，除了對於完全適合要由軍艦去幹的工作的工具的緊迫需要，在海軍的重建後面不可能存在其他什麼深奧的原因。如果不想讓我國的艦隊僅僅成為無甚用處的海軍花架子，一個會讓我們付出代價的草人，這件事情就必須去做。不過，在海軍重建的同時，這個新軍種的發展已吸引了一些關注，其程度比起今天新聞販子和記者的貪婪的好奇心還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些關注中的一部分體現的是無遮無掩的厭煩和敵對，另外一些則帶著友好和祝願。這兩種情形都顯示了一種隱約可見的景象：在一支新型海軍的出現和我們正走進的這個時代之間存在著一些共同的東西。如果有著這種耦合，它體現的就不僅是某種明確的意圖，也有整個世界的經濟和政治形勢正在發生的變化。海權——就這個詞的廣泛意義而言——將和這種變化緊密相關。實際上，海權將成為那些不再主要是國內性質、更包納著關係到各國與整個世界的關係的廣泛利益的活動的主要特徵之本身，而不僅僅是其原因或結果。正是在這一點上分化出了對立的認識。那些認為我國的政治利益局限於我們自己疆界之內、不願承認形勢可能促使我們在邊境之外採取政治行動的人，帶著厭惡和懷疑看待一個事物的成長——其存在表明，國家有著國際責任和國際權利，而且必然會出現一些我們不比那些以前的或同時代的國家更能夠逃避的複雜的國際局勢。其他一些人則相反，他們注意到了時代的環境和特徵，以及其他國家如此積極和廣泛地從事的海外活動，覺得美國人可以介入那些爭論之中——不是那類在十九世紀中期引發了嚴重衝突的爭論，而是本世紀初的那代人或許認為過於遠離他們的關心，因而自然地完全處於他們的影響力之外的那類爭論。
關於永恆真理的宗教信條或許可以被相當長久地宣講。不過我們今天還是目睹了一些宗教主張面臨的尷尬。它們源於對於人類生活中一些程式的傳統上的恪守，這些程式反映了在遙遠的過去歸納它們的人們對於真理的看法。政治信條，針對的主要是一個不斷演進的世界中轉瞬即逝的、多變的情勢，它們不可能得到不變的信守，除非它們體現的不是一時一地的政策，而是永恆的正義法則。只要達至理想的正義狀態的道路不是一直那麼平坦或切實可行，權宜之計、一時之策和兩害相全取其輕的選擇就會隨時地左右人們。和人之間一樣，國家之間有時也的確會在一些問題上有著不可調和的分歧，的確出現這樣一些爭端：對於它們不能達成一致，必須訴諸於強力這個對國內社會的安全的意義更甚於其對於國家間關係的影響的決定性因素。才華全面的華盛頓在他的年代極其清楚地看到了這點，傑弗遜則不願看到或不能看到。根本不應該有海軍是傑弗遜政治思想中的一個主要論斷，它產生於對作為一個政治影響因素的有組織的軍事力量的過分恐懼。儘管他的身上也充滿著對兼並領土的熱情——這支配著他的許多政治行為，但他為美國的地理擴張定下的限度是它應不致於使擁有一支海軍成為必要。不過命運——就像傑弗遜當政經歷的其他方面那樣有著諷刺意味——又促使他承認，除非執行完全的孤立政策，否則就必須為了對付國際上的錯綜複雜而在海洋那頭獲取領土。這種複雜或許能被十分容易地避免，如果有一支強大的武裝船隊可用來加強美國主張的份量，促使對手對自己的失策和美國指出的它的不當之處予以承認。
今日的美國和十九世紀之初的美國在情勢上的不同自然地表明瞭我們多麼有必要避免不加思索地接受那些已化為信條的先例，多麼有必要尋求一種英明的原則以驗證那些為一代人所創立、但其在後一個時代中的運用卻會將人引上一個十分不同的行動方向的政策。在十九世紀來臨之時，美國並不是北美地區唯一的一個陸上強國，而是幾個力量大致相同的強國中的一個。它和所有其他的強國都有著產生於利益衝突的分歧，而且和它們在地理上直接接觸，後者是一個被普遍認為會增加發生政治摩擦的可能的因素，因為儘管兩個國家也可能在與彼此都相距遙遠的地區發生利益衝突，但當爭端存在於本土附近，尤其是存在於一條人定的邊界之上時，對抗的頻率和嚴重程度會高得多。所以，當時美國政府的一個自然的也是正確的打算就是通過將所有有爭議的土地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以消除麻煩產生的根源。於是，我們就選擇了一條處於類似環境下的歐洲大陸國家也會遵從的行動方針。為了得到關係著我們利益的土地，我們和別人討價還價，運用計謀，也發出威脅。儘管傑弗遜運用的是相當和平的方式，但很少有人會認為它們謹慎過了頭或者過於拘泥於傑斐遜個人的政治信仰了。從較高的道義標準來看，美國獲取路易斯安那——美國從一個並無權利出賣這塊土地的政府那購買了它，而置那個曾以這塊土地不能被如此出賣為條件將其讓出的另一大國的抗議於不顧。這個抗議過於微弱，以至無法對拿破崙和我們自己產生什麼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於在敲詐和使用暴力兩者間選擇一種較少引起抵觸的方式以實現自己所希望、所中意的目標；我們通過曲解把西佛羅里達強行擺在談判桌上討論的做法也不使關於它的交易看起來多麼光彩。不過，從政策上講，無疑當時的我國政府是相當英明的；而且，當時上述地區人口的稀少也有利於這些地區被轉讓以及併入美國。由於我們大家都熱愛自由，所以當時也不用過多擔心忠誠物件的改變會對這些土地上的人民的政治傾向產生什麼不良的影響。在關係到國家或世界的重大問題上，少數人的意願、利益或一般的權利不應被優先考慮，這其中並不必然有著什麼不正義之處，就如在投票時少數要服從多數一樣。
雖然傑弗遜時代的政治家們深深地感受到了在大陸進行擴張的需要，但關係到更長遠的利益的問題被當然地推後考慮了。在那個時候，具有眼前意義的事情迫切需要處理，考慮那些人們並無多少關注的問題只會分散注意和力量，而這對於如同對於從事戰爭一般的治理國家，乃是一大忌。不過，儘管當時的美國政府本可以令人高興地避開上述麻煩，它還是發現——如同任何時代的政治家們，一旦存在著外部利益，不論其特點如何，它們絕不能被忽視，也不可能不採取必要的保護措施。結果，雖然當時我國人民對於大陸之外的世界並無什麼政治野心，但他們的商業活動使美國的利益和正處於交戰之中的其他國家的關鍵利益發生了強烈碰撞。如果我們不能看到當時受爭議的問題更多地是牽涉到了正處於與拿破崙生死搏鬥之中的英國而不是我們自己的關鍵利益，我們將可悲地誤讀一八一二年的英美戰爭以及導致這場戰爭的事件所給予的教訓。那時候，我國政府試圖就爭端和英國達成妥協，通過和平施壓避免暴力的使用，而不是通過建立一支強大得足以在國際事務上發揮可觀作用的海軍來解決問題。這樣，我們就被拉入了一場不可避免的戰爭。
構成當今美國以及某種程度上整個世界所處的政治形勢的因素已和十九世紀之初根本不同。起作用的不僅僅是發展的快慢、國家的大小。我們又大又強、已經長大成人並且擁有了進軍世界的能力，但並不能決定一切，其中的每一點所能改變的只是問題的程度，而不是性質。我們過去和今天的最大不同是：就與世界上的主要強國的聯繫遠近而言，以前我們確實處於一種政治上的孤立狀態，而今天這種狀態實際上已不存在。當時，我國的地理位置以及國外政治家對於歐洲大陸上的空前重要的問題的嚴重關注促成了我們的孤立狀態，而孤立政策對我們來說也切實可行。它符合我們一時的需要，當時我們尚屬弱小，需贏得一定的時間來鞏固自己的獨立。那時候，除了有關密西西比河航行權的問題，和其他國家的摩擦只可能——實際上也是——產生於跨出邊界去尋求貿易機會的活動。今天一些人用來反對我國在本國之外進行政治活動的理由，在以前用來反對我們的對外商業活動也同樣合適。總之，讓我們呆在家裡吧，否則我們將會惹麻煩。說實話，原則上對於商業就像對於戰爭那樣厭惡的傑弗遜實行禁運制度是有道理的，這不僅懲罰了外國人並且減少了美國捲入國際糾葛的危險，也使我們自己的船隻免受傷害。即使這種作法使貿易受損，造成了草兒在紐約大街上生根發芽，它還是通過消除危險的對外活動而作了補償。
今天，無疑沒有多少人會心平氣和地看待一項將美國和平地割離於它的主要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