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在歐洲只有英國和德國有著他國望塵莫及、協調得當的力量，這體現在它們的富有、它們的工商業體制的有效以及英國海軍和德國陸軍的強大上。其他國家只是站在英國或德國一邊對它們間的平衡發揮作用。
在所有的國家中，普通大眾傾向於首先關注通常屬於國內範疇的那些問題。個人的利益和他所居住的地區及其周邊、乃至省份和國家的特殊需要緊密相關，這些需要對他有著超乎一般的意義。這種情形是自然、合理的，不用多說。體現在美國的政府權利以及村鎮會議傳統中的「地方自治」這種觀念已滲入了我們的頭腦；大家還理所當然地認為，身處一線、通過日常接觸對現實情形十分瞭解的人最適合掌管地方政府的事務。這種信念明顯無遺表現在了州政府、眾多的市政府以及往下細分的城鎮和鄉村的管理機構中。這對於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說，與其說反映了一個他們已深刻領悟的道理，不如說只表明了一個再簡單不過的習慣。
這種授予地方以自我管理權能的觀念之所以能得到應有的認同，是因為一個行之有效的體制藉此而得以建立。不過在我國的早期歷史上，也就是在獨立不僅沒有取得、甚至還未被宣佈的殖民地時期，一般認為，如果想實現一個地方自治的政府所希望達到的結果，還需要超出地方自治之外的許多其他東西。滿腦子都充塞著地方自治思想只會使自己與其他地方社團產生疏離。這顯然既不利於促進公共利益，也不利於自身的發展，何況當時十三塊北美殖民地相互關係中還彌漫著眾所周知的猜忌心理。這樣，當時確有規範這些殖民地之間關係的必要，這種關係在性質上和國家間的關係並無二致，雖然它們相互間有著更緊密的聯繫。
「地方化」這個詞就其廣泛意義而言更適用於歐洲而不是美國；然而就其所蘊含的「思維偏狹」之意而言，用它來形容南北戰爭前的我國早期歷史中屢見不鮮的那些偏見和行徑是再也貼切不過了。地方主義或者地方性的思維和行動方式的壞處不在於它們可如實反映某個地方的現實——如果真是如此，它們就成了有益之物了；而在於它們破壞了對於各個地方之間關係的平衡之感。依照地方主義，大都市和邊遠角落都可以不可救藥地自私自利而無半點悔意，華爾街也可如此，雖然它關連著四面八方的利益。
在更大的區域，也就是國際社會的內部相互關係中同樣可看到上述思想。國際社會每位成員的首要考慮無疑在於自身利益，在於把自己的房子收拾得井井有條。而且，對於個體而言，無論他或它是人、社區還是國家，只要其主要利益得到了良好保障，他或它也就對普遍的福祉作出了最大貢獻。不過，對這個道理的認識如果僅僅停留在只關注自己、不考慮其他人或國際社會的其他成員的處境和必要要求的地步，它也就成為了消極的地方主義的東西。
美國國務院在從南北戰爭結束至美西戰爭告終這段時間內的死氣沉沉狀況正反映了美國公眾對於國際形勢普遍的漠不關心。只是在一些非常事態威脅到了我們或者破壞了我們信奉的一些原則時，我們才會短暫地表示一下關注。對多數美國人而言，美西戰爭的前因後果以及它對國際關係的影響完全是隨機性的東西；除了極少的、差不多沒有什麼名望的一些人關心國際問題，政府圈子之外幾乎無人理睬加強對國際關係的重視的要求。而政府又是主要忙於其他必要事務。一位精明的老國會議員曾就佔主導的公眾態度告誡一位新當選的議員：如果你希望保有選民對你的支持，就不要在看來吸引人的外交委員會中任職，因為大眾對國際問題毫無興趣。
不過有趣的是，在幾塊殖民地嚴格而言象省份一樣的殖民時代，美國人對於國際事務的淡漠還不象後來那樣明顯；考慮到現在還有每天能從全球各個角落給我們帶來資訊的輪船和電話，這點就更引入注目了。當然，早期和後來的美國人興趣不同的原因不難找到。和現在相比。革命時代以前的美國人和歐洲有著更多的直接經濟和政治聯繫。他們不僅受其與歐洲國家間關係的影響，也很大程度上為歐洲國家相互間的關係所左右，就像今天在一個歐洲國家內部發生的變動會給整個歐洲社會以震顫一樣。當時，關於歐洲的戰爭的種種傳聞令北美殖民地上的人們不安，因為戰爭的爆發會將他們捲入其中。馬考萊就普魯士腓特烈大帝對奧地利的西裡西來地區的佔領有如下生動評述：「（這個佔領）所產生的消極影響在連普魯士這個名字都罕為人知的這塊土地上已可為人感知。由於一個人可以掠奪他曾許諾保護的鄰居，黑人們正在克羅曼德爾的海濱相互爭鬥，而北美大湖地區的紅種人也在互相殘殺。」
當時，儘管資訊交流相對稀鬆，但還是有著來自歐洲的、並非為了趕郵船而草率而成的精心、充分的文字報導。而當時的讀者也有時間仔細評判外部事態的基本形勢，日常的大量瑣事並沒有分散他們在這方面的注意力；很少有什麼東西比北美報紙上關於外界複雜局勢的消息更重要和讓人深思。這些都說明了為什麼早期和後來的報紙讀者興趣不一：我們在殖民時代的前輩對外部事務甚為關注；而現在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則相信這些事情和他們關係不大。
關於當今對外部事務的態度的起源和延續有許多東西可說，不過應該相信這種態度如今已不合時宜。在我們的獨立戰爭之後接踵而來的是法國革命及隨之而起的戰爭，而當時新生的美國也遭遇到了一連串源於它早先和法國訂立的條約的麻煩，法國和英國之間的海上戰鬥給美國帶來了不少棘手的問題。於是華盛頓向美國人民提出了嚴肅警告，要求他們不要捲入同盟關係之中，而繼任的總統們也極為真誠地希望絕不摻和進歐洲的爭執之中。實際情況也加強了這個意圖。在一八○三年和一八二一年，我們分別得到了路易斯安那和佛羅里達，使領土從大西洋伸展到了太平洋與墨西哥灣。這樣我們的邊界就由自然特徵加以了清晰的規定，從而防止了人工劃界帶來的領土爭端的產生。另一方面，西屬美洲的革命又使我國除了在加拿大一側，和歐洲勢力都脫離了接觸。
和上述形勢相對應，門羅主義在十九世紀早期產生了。它的目標是將歐洲的侵滲從西半球排除出去，從而實現避免與其發生糾纏的願望。幾個世紀的經驗表明，歐洲國家間在美洲的衝突必然會干擾到美國，而只要歐洲國家在美洲據有土地，就存在著發生這種衝突的可能。門羅主義的基本精神就是要阻止歐洲列強通過佔領和交換而在美洲擴大佔有的範圍。儘管門羅主義的實施會導致不少爭執，但它無疑明顯有助於有關目標的實現；不過，它也促成了我們對於和歐洲國家的任何政策上的聯合的反感。強化了某種在今天依然發生作用的心理。這種心理也許已變得和偏見一樣毫無道理，起破壞作用，妨礙我們看清當前動盪的世界局勢中所包含的趨勢。國家政策中的保守主義是必不可少和值得稱道的，我國的憲法就是對於保守主義力量的巨大保障，但同時我們的思想中又應該具備某種彈性，具備使我們前進的動力。任何保守主義都不能防止外部環境發生變化，如果人或者國家不能使自己適應於時代，看來牢牢在握的東西也會喪失殆盡。
這樣，在我國早期的歷史中可以找到美國人既在觀念也在行動上將自己和歐洲問題相隔離的原因，前文對此已作簡要介紹。不用多說的是，和關於奴隸制的爭論緊密相關的國內問題使我國對於國際事務的漠視得以強化和持續。從門羅主義的頒布到南北戰爭結束之際，我國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努力保持國內的秩序，將國家的自治建築在堅實的基礎之上。這個超過一代人的時期被完全用來安撫那些不可安撫的勢力，以保持國家的統一，這是國家活力賴以存在的基本因素。在任何國家，尤其在一個象我國這麼大的國家，各種勢力之間的利益分歧必然會導致派別對立。但在我國的經歷中，還沒有什麼分歧象兩種對立的勞動制度之間的分歧那樣明顯和有危險性。這種分歧無論就本質還是形式而言都是極端敵對性的，而且既對我國的產業和經濟狀況，也對有關地區的心理和道德狀況產生了影響。就我們現在的話題而言，上述情況的意義主要在於有助於解釋我國在觀念上對於國際關係的長期淡漠。當時，我國不具備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條件，國內局勢的不佳、大部分地區的不發達等使它無力這樣去做，問題纏身的它根本無暇關注遠方的事態。
但是，只要我國上述時期的狀況就本質而言在其他國家的歷史中也能得到印證。就可以將這個因其自身特點而和其前後時期、和我們今天所生活的時期相異的歷史階段和其他國家的歷史作比較。國家由人類組成，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趨勢；對它們應留心觀察，以便或者制約它們，或者將其轉化為現實。奴隸制並不是將我國分化為不同派別的唯一原因，宗教和種族的差異都可以導致這種分裂。在德國，分裂線曾經處於信奉天主教的南方與信奉新教的北方之間，這種分裂體現的是一塊領土在政治上的分化；而在我們國家，這種分裂隨著南北戰爭的結束已被治癒了。在法國，歷史上主要的分裂線是在東西部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