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蘭毫無疑問也已經走到了任何近代國家海上霸權的顛峰。其政府的一舉一動引人注目，在一般的方向上，此類行動是持續不斷的，儘管通常遠非是值得讚賞的，它堅定地朝向控制海洋的目標。其中一個最為傲慢無禮的表述可以追溯遠至詹姆斯一世的統治時期。當時在其三島之外，它幾乎還沒有任何立足之地，並且，弗吉尼亞或麻塞諸塞還沒有來得及拓展。這裡有一段黎塞留的敘述：
薩利公爵，亨利四世的大臣（一位有史以來最具騎士風度的王子），在通過一艘主桅之上懸掛著法蘭西國旗的法蘭西船駛離加萊之後，一進入英吉利海峽，迎面就碰上了一艘在那裡等候他的英國通訊快艇。後者的指揮官勒令這艘法國船降旗。考慮到自己的身份可以使其免於這種冒犯，公爵勇敢地拒絕了。然而，這一拒絕卻招來了三顆加農炮彈。炮彈在擊穿了他的船的同時，也擊穿了所有上等法國人的心。力量迫使他進行了為其權力所不容的屈服。
對於他所發出的滿腹牢騷，那位英格蘭船長給出的答覆是：「促使您尊重其大使官位，並服從於作為海洋主宰者之旗幟的榮耀是我的職責。「如果是詹姆斯國王本人的話，也許會稍稍禮貌些。大概除了迫使公爵謹慎從事之外，並不會造成其他後果。公爵則會假裝心滿意足，然而他的傷口卻總會時時作痛，並且永遠也無法治癒。亨利大帝不得不對此事從中調解；但是，在另一場合，卻下定決心依賴力量來維護其王位的權力，這種力量能夠藉助於時間，使他足以縱橫馳騁於大洋之上。
依照近代的看法，這一無法原諒的粗暴舉措並不是與那時的國家精神完全格格不入的。主要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英格蘭不惜一切代價宣稱自己對於海洋的主宰目的的最初表述外，那種侮辱居然是由其一位它的最為膽怯的君主對一名直接代表著法蘭西最勇敢最騎士的統治者的使節發出的。所謂國旗這一空泛的榮譽感，除了作為一個政府目的外在表現以外，僅是一個毫無意義的宣誓，但在克倫威爾統治下，卻一直得以堅持不懈，正如同在國王們統治之下一樣。在荷蘭人一六五四年災難性的戰爭後，這也是他們所同意的一個和平條件。克倫威爾絕對不只是一個名義上的暴君，他時時刻刻地敏銳意識到有關英格蘭的名望與力量方面的所有事物，並且決定在增進這些名望與力量的空洞禮節上大步向前。英國海軍當時幾乎還沒有掌握海上的霸權，然而，正是在克倫威爾的高壓統治之下，這支海軍進發出了新的生機與活力。遍佈於世界各地——在波羅的海、在地中海、在北非；在西印度群島的英格蘭艦隊需要英國的權利或者對於其暴行作出補償。正是在克倫威爾的統治之下，對於牙買加的佔領便揭開了通過堅船利炮的方式擴張其帝國的歷程，並且一直延續至今。對於英格蘭的貿易與航運業的增長同樣強勁有力的和平性措施也不能被忘卻。著名的克倫威爾的《航海法》宣佈，所有運往英格蘭或其殖民地的進口物品必須排他性地使用屬於英格蘭本國的船舶、或屬於所攜帶產品種植或生產國的船舶加以運輸。這一法令，其目標專門針對荷蘭——當時歐洲的公共運輸國，卻在整個商業世界受到了普遍的憎恨。然而，在那些民族衝突與國家敵對的歲月裡，這其中帶給英格蘭的好處是如此之明顯，以致於在君主政體下，它能夠得以長期延續。
一又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我們又發現了納爾遜。在其轟轟烈烈的事業尚未開創之前，就已通過在西印度群島針對美洲商船實施同樣的法令，顯示出其要為英格蘭的航運業謀求福利的熱情。克倫威爾死後，查理斯二世登上了其父的王位。這位國王儘管慣於欺騙英格蘭民眾，卻仍然對於英格蘭的榮耀以及政府海洋政策傳統忠心耿耿。他意在使自己獨立於議會與民眾，在其與路易十四叛國性的勾搭裡，他曾寫信給路易道：「對於一個完美的聯盟，這裡有兩個障礙。第一個是法蘭西目前正在致力於創造一種商業，並力圖成為一個能夠發號施令的海洋強國。這是引起我們疑慮重重的一個原因——而我們只能依賴於我們的商業與我們的海軍力量才會佔據一席之地。這一原因是如此之重大，以致於法蘭西朝著那個方向所採取的每一行動步驟都將加深這個國家之間的猜忌。「在兩個王國談判對荷蘭共和國發動臭名昭著的進攻的過程中，在論及誰來統率法蘭西與英格蘭聯合艦隊時，曾爆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爭論。查理斯在這一點上毫不妥協。「控制海洋，」他說，「這是英格蘭的傳統。「他直率地對法國使節說道，如果他作出讓步的話，他的臣民將不會聽命於他。在計畫對於聯合省的分割中，他為英格蘭還掙得了進行海上劫掠的陣地，這些地點控制著須耳德河與繆士河的河口。在查理斯統治下的英格蘭海軍曾一度繼承了由克倫威爾鐵腕統治下所創造的精神與紀律，儘管後來英格蘭海軍士氣普遍低落，這種狀況成了其邪惡統治的主要特徵。蒙克曾犯下了一個巨大的戰略性錯誤，即遣送走了其艦隊的四分之一，然而，在一六六六年時，卻發現自己掌管著一支擁有極大優勢的荷蘭軍隊。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毫不猶豫地就發起了進攻，並且一連三天戰果輝煌，儘管也遭到了一些損失。這樣一種行為並不是戰爭，而是一心一意地圖謀英國的海上地位，並以此指導其行動。對於英格蘭民眾以及它的政府而言，這早就是他們的共識與追求，但卻是在經歷了幾個世紀的許多風風雨雨之後才確立了最終勝利的神秘符咒。查理斯的繼任者，詹姆斯二世本人就有海員背景，並曾指揮過兩次大規模的海上戰役。當威廉三世登上英格蘭王位時；英格蘭政府便與荷蘭政府攜起手來，繼續合謀專心致志地對付路易十四，並一直延續到一七一三年簽訂烏德勒支（Utrecht）和約，確立了對法國的海上優勢。這一過程便經歷了四分之一個世紀。
英格蘭政府愈發穩定，目標明確，繼續推進其海洋統治的範圍，促進其海洋霸權的成長。作為一個公開的敵人，在海上，它痛擊了法蘭西；作為一個狡猾的朋友——至少許多人相信這一點，它耗盡了荷蘭人在海上的力量。英荷兩國的條約規定，關於海上力量，荷蘭應有八分之三的規模，而英格蘭卻佔八分之五，接近於荷蘭的兩倍。這樣一個條款，再加上另外一條，即使荷蘭維持一支十萬零二千人的陸軍，相比之下，英格蘭只有四萬人，這實際上就等於將陸地戰爭扔給了一個國家，將海上戰爭扔給了另外一個國家。無論是有意擺弄與否，這種趨勢是顯而易見的。在烏德勒支和約當中，荷蘭獲得了土地賠償。英格蘭除了在法蘭西、西班牙以及西屬西印度群島的通商特權以外，還獲得了地中海的直布羅陀與馬翁港（Mahon）等至關重要的海上據點，以及紐芬蘭、新斯科夏半島與北美洲的哈德遜灣。從此，法蘭西與西班牙的海上力量從地平線上消逝了，荷蘭的海軍也因此而江河日下，而立足於美洲、西印度群島、地中海，英格蘭政府因此能夠一步一個腳印地走上了變英格蘭王國為不列顛帝國的道路。
在烏德勒支和約之後二十五年的時間裡，和平成了兩個海洋強國——英格蘭與法蘭西國內執掌大權的重臣們的主要目標。然而，在一個最不穩定的歷史時期，大陸政治風雲變幻，到處滋生小規模的戰爭與轉瞬即逝的條約，英格蘭的眼光則堅定地彙集在了維持其海上霸權之上。在波羅的海，它的艦隊遏制住了彼得大帝對於瑞典的不良企圖，保持住了那片海域的勢力均衡。正是從波羅的海，英格蘭不僅獲取了一筆巨大的貿易，而且也得到了其海軍倉儲的主要來源——沙皇正是力圖要把波羅的海變成俄羅斯的內湖的。丹麥力圖建立一個得到外國資金資助的東印度公司，英格蘭與荷蘭不僅禁止本國臣民參與其中，還對丹麥進行威脅恐嚇，因此阻止了一項在他們看來必將與他們的海上利益背道而馳的事情。在尼德蘭——通過烏德勒支條約就已轉讓給了奧地利，在皇帝的恩准之下，一個以比利時奧斯坦德為港口、類似的東印度公司成立了。這一步驟意味著要通過低地國家天然的須耳德出海口，恢復為他們所失去的貿易，這又理所當然地遭到了海上強權英格蘭與荷蘭的反對。對於貿易壟斷地位的貪婪——在這種情況下法蘭西又助紂為虐——使他們又在數年的你死我活的鬥爭之後，扼殺掉了這一公司。在地中海，烏德勒支協定受到了奧地利皇帝的干擾，而皇帝在當時歐洲政治的格局中，正是英格蘭的一位天然盟友。在英格蘭的拔刀相助之下，皇帝已經據有了那不勒斯，還宣稱要用西西里島去交換撒丁島，但遭西班牙拒絕。其海軍在一位精力充沛的大臣塞爾伯諾尼的掌握之下剛開始復甦，就於一七一八年為帕薩諾海角之外的英格蘭艦隊擊跨並加以全殲。第二年，一支法國陸軍在英格蘭的意旨下，翻越了比利牛斯山脈，最終完成了摧毀西班牙的碼頭、船廠的使命。
此時，英格蘭除了親手握有直布羅陀與馬翁港之外，那不勒斯與西西里也在其盟友掌握之下，而它的一位宿敵卻被打得一蹶不振。在西屬美洲，英國所享有的通商權——趁西班牙困難時強取豪奪而來的——通過廣泛並幾乎不加掩飾的走私體系而大肆加以濫用。當氣急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