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知道「十年砍柴」，是看他在博客和網路論壇里發表的評論。以大陸網路界里時事評論的百花齊放，萬家爭鳴看來，「十年砍柴」的走紅很不容易，卻又理所當然。因為他一方面顯示出了對政府架構、政策內容以及官場秩序的熟識；另一方面則筆帶鋒芒，針貶人物時局毫不留情；實在是全中國最優秀的評論家之一。後來我才曉得他還在別的媒體上開設專欄評述明史，結成《皇帝、文臣和太監--明朝政局的『三角戀』》與《晚明七十年--1573-1644，從中興到覆亡》二卷。尤其後者不只在連載時就備受關注，出書後更實時登上暢銷書榜，和「當年明月」等其他著名博客共同把過去一年變成媒體所說的「明年」(意即「屬於明朝的年份」)。我特擬定十條問題，請「砍柴」兄筆談，說說他那獨特的「民間史學」。
十年砍柴，本名李勇，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生於湖南中部一個鄉村，砍柴放牛讀書中長大。一九八九年考入蘭州大學中文系，才第一次離鄉。畢業後進京，先後在某國有企業、某國務院機關和法制日報供職。出版有《閑看水滸--字縫裡的梁山規則與江湖世界》、《皇帝、文臣和太監--明朝政局的「三角戀」》、《晚明七十年--1573-1644，從中興到覆亡》。並在多家媒體寫專欄。
十年砍柴生於湖南一個閉塞農村，從六歲到十六歲近十年來，經常以砍柴過活，故長大後也以此筆名紀念童年生活。他成長地方的人目不識丁，基本教育源於祖宗崇拜和家族史教育，故教授歷史常用淺白故事的方法。
曾在官方媒體當政府口舌的他，在網路上發現屬於自己的空間，自此成為了他的寫作平台。他平時看歷史和社會學的書，同時做點讀書筆記，也在報章撰寫約千字的時評或隨筆。
梁文道（梁）/十年砍柴（十）
梁：你的經歷看來十分豐富，你是怎麼走上寫作這條路的呢？「十年砍柴」這個筆名可有甚麼典故？
十：因為寫作是我生存的最佳方式。我是在湖南中部一個閉塞的農村長大，讀書是唯的出路。後來因機緣來到北京，輾轉做了法制日報的記者，這個職業就是靠寫作謀生的。但是你知道，在大陸的官方媒體里從事新聞工作，更多的是宣傳，寫一些自己看上去也覺得生厭的文字，完全為了稻粱謀。一個以寫作為生的人，最大的悲哀莫過於此。二 OO二年我才開始接觸網路，發現世上還有一個地方，寫作的狀態相對自由，可以真實地表達。於是就開始上網，隨隨便便起了個網名，紀念當年在老家砍柴的日子 ─確實差不多十年，從六歲到十六歲。沒想到網路的寫作，無意插柳柳成蔭，後來有了點影響，非職務寫作就用這個名字了，再換一個名划不來，無非是個標誌而已。看上去這名字不那麼正經，可網路誕生前，平江不肖生、蘭陵笑笑生照樣也作為筆名使用。
梁：你在網路上成名，你覺得這是個怎麼樣的發表空間，和傳統紙媒有甚麼不同？
十：我最初在自己供職的媒體上寫作，完全是職務行為，幾乎說的不是自己的話，在此之前在政府機關給領導寫講話，更是捉刀。網路的寫作全是個人化的寫作。我從供職的官方媒體到網路，這是第一次轉變；後來一些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紙媒約我寫時評和文化類專欄，算是從網路再回到傳統媒體。當然，這次眼裡的山水，和第一階段眼裡的山水不一樣了。是網路解放了我的寫作狀態，沒有網路，恐怕終此一生在寫奉旨文章。
梁：我最初以為你寫的多是時事評論，後來才曉得你有這麼多不同類型的創作。你覺得時事評論和你的歷史書寫有什麼關係嗎？
十：余英時先生說過：「史學和時代有一種很明確的動態的關係。而這個關係的建立，就要看史學家對於他的時代有沒有感受，有沒有深入進去，是不是時時注意現實人生上的問題。」雖然不敢稱史家，作為一個歷史愛好者，對照這個標準，我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西人所謂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中國古人認為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意思庶幾相近。歷史決不是一具擺在實驗室供解剖的屍體，它不是靜止的。所以真正有歷史感的人，一定會強烈地關注現實問題，即司馬遷所追求的那樣：「通古今之變」，試圖聯繫現實，給歷史一個合適的解釋。我對歷史的產生強烈興趣，和生長的環境和成長的經歷有關係。我所生長的村莊聚族而居，李氏宗族宋代就播遷到湘中那個縣，繁衍至今。在沒有現代宗教氛圍的故鄉，祖宗崇拜和家族史教育是長輩給我們最基本的教育，不識字的農民對族譜和郡號格外看重，一生沒離開南方的先祖父常給我說我們李家是隴西來的，而先外祖父給我說他們王家是太原來的，這兩個湖南老農至死也不知道隴西和太原在何處。我後來考上了蘭州大學，蘭州古代屬於隴西郡，算是回到祖先發源的地方。後來現實的境遇，讓我更有一種觀史察今的慾望。對一個愛好歷史的人來說，身歷時代的大變遷是一種幸運。十一歲那年，目睹了人民公社散夥，可前幾天到處還在宣傳人民公社萬萬年。官方遮遮掩掩地說這不是單幹，而是「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直白地說就是「分田到戶」。少書本知識的農民往往能撇開意識形態的煙幕，用更精確的歷史語言描述，比如對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故鄉的農民從來不順著官方的意思說成「三年自然災害」，而是說「過苦日子」，非常精確中性。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北京東北郊的國營七四四廠，這是五六年由蘇聯援建的大型軍工企業，和現在成為藝術家樂土的798廠毗鄰，一去就碰上國有企業改革，工人大批下崗，企業負債纍纍，只得搞債轉股，上市後用股民的錢救活了那匹快死的老馬。兩年後考公務員進入司法部，幹了近四年碰上了九八年朱鎔基主導的國務院機構大改革，然後當了記者，看到了中國更多的情況。個人的歷史和自己一直關注的國家的歷史一碰撞，對現實的認識可能會深一些，就會不由得思考，為甚麼會有這樣的大變化？為甚麼變成這個樣子？歷史，顯然是觀察分析這些問題很好的資源。所以我看黃仁宇、余英時、唐德剛、秦暉、吳思等先生的著作，常有醍醐灌頂之感，心裡很多鬱結的東西被撞開了。我常說自己半舊半新，是一個活在古代的時政記者。
梁：你怕不怕別人說你寫的歷史有太多對當下政治的影射，不夠客觀？
十：沒有純客觀的歷史，史家著書一定有主觀性。孔子著《春秋》，就有強烈的價值取捨，所謂「筆削」，因此才有「亂臣賊子懼」，司馬光著《資治通鑒》亦秉承這種歷史觀。到了清末民初，新史學的開山者梁任公提出要尋求歷史因緣，這些人都有強烈的現實關注度。但是如果先預設一種政治觀念，然後生拉硬拽地從歷史中找事例證明，這就是庸俗的歷史為現實服務，是影射史學，必須警惕。余英時先生認為這樣的做法也有其危險性，「因為抱著這種想法而撰史的人，如果不受嚴格的科學方法的限制，則很容易走上曲解史實以勉強求通的路子。」這是對我們這些「歷史票友」極為中肯的忠告。所謂科學方法，我的理解是一要在史料佔有和取捨上嚴謹公允；其次在分析論證中有嚴密的邏輯性。當然，這個標準很高，稍不留意就滑入生硬庸俗的影射。
梁：接連寫了兩部談明史的書，為甚麼會對明朝那麼感興趣呢？近年大陸好像掀起了一股明朝熱，你怎麼看這陣風潮？你和其他同樣知名的作者最主要的分別在哪裡呢？
十：現代中國人的文化性格和集體心理，我認為在明代已經形成。剛剛去世的柏楊先生在《中國人史綱》中毫不掩飾他對明朝的厭惡，而他在《醜陋的中國人》一書中承魯迅批評國民劣根性的餘緒，鞭撻醬缸文化。這二者是有某種關聯的。明代不僅僅是離今天較近，而且它是中國皇權政治發展到高峰時期的制度設計者，清承明制有所損益而已。今天我們中國社會的文化基因、制度基因，和三六四年前滅亡的這個朝代有太大的關係。有時，我甚至覺得還活在明朝的延長期。這也可能和我生活在北京有關，北京這個城市是明朝建立了，雖然許多建築物毀了，但那些地名總在觸動你。我曾在東城區一條衚衕生活幾年，這條衚衕曾是明朝大興縣衙所在地，當年不畏權勢鞭笞樂舞生的王縣令住在這，因此引發了刑部和皇帝對審判權的爭執。再往西走走，甚麼「東廠衚衕」、「寶鈔衚衕」、「兵馬司衚衕」，常產生時空倒流之感。現在推崇的四大名著，除《紅樓夢》外，其他三部，加上《金瓶梅》、《三言二拍》都產於明代，稍微識字的人讀這些書，沒甚麼陌生感，不僅僅它是白話小說，晚清的許多白話小說應當更好懂。關鍵是這些小說表現的價值觀和社會形態，今天的人能夠理解，並且意會。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和吳思的潛規則之說，其理論建構的史料基礎基本上是明代，就很能說明問題。
梁：你似乎很受黃仁宇《萬曆十五年》的影響，很多人批評他的書太像小說，你有甚麼看法？你的第一本書談的是《水滸傳》，你覺得史學與小說的分別在哪裡？
十：那是一種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