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款要比吳俊雄有名。十餘年來，梁款不懈地在報刊上發表評論，尤其是有關於流行文化的評論。這個人的文筆很有特色，從不喜歡平鋪直敘，看得出每一篇都是花了工夫「扭盡六壬」才寫出來的。明明有理論功底，但又不拋書包，反而喜歡賣弄自己對周星馳電影之熟悉、模仿張學友「震音」之內行。更奇妙的是他不只透過流行文化織寫香港的身份故事，表達自己的愛鄉情切；還隱隱接上了左翼的批判傳統，一腔為理想而奮鬥的熱血躍然紙上。
難怪有些人（包括我自己）一度以為梁款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文化評論的香港遺腹子，相信一條破牛仔褲也是反抗大型制衣業的利器，逛商場而不消費就是在抵抗資本主義。但是只要你認識了「梁款」這個筆名背後的吳俊雄──香港大學社會學系的教授，你就知道他既不是虛無也不無聊；相反地，他是個認真治學別有堅持的學者，例如堅持用英語教課（教的還是香港普及文化）。
吳俊雄只是坦白地面對自己──一個喝港式流行文化奶水長大，大了之後還要繼續浸泡在裡頭的人。他不可能不喜歡陪伴自己的粵語流行曲，不熱愛和自己休戚與共的港產電影。身為一個學者，若要認真對待自己的經驗，也許就會像他這樣，把留在身上的東西變成研究對象了。於是吳俊雄以自己的原名寫了一本《許冠傑──此時此刻》。
梁文道（梁）/吳俊雄（吳）
梁：你為甚麼會想到要寫這本書呢？
吳：因為我是他的fans。
梁：就是這樣？
吳：話說回頭，我在九七年時開辦流行文化研究課程，你也曉得那時的香港社會學界，一說到流行文化就沒有甚麼現成的東西了，參考數據就更少，索性自己來做好了，於是就開始認真地研究創意工業。最初是研究整個行業，繼而再研究行頭裡的個案人物。整個研究過程就像流行音樂工業一樣，只得兩首歌就想出碟嗎？還是多湊八首歌吧！當時許焯權（香港大學文化研究中心總監）正好要組班研究創意產業，知道我研究流行文化，於是就向我招手了。第一個個案本來是黃沾，由於要消化太多數據，結果就花了兩、三年。沾叔那時在港大攻讀博士學位，跟隨劉靖之及梁啟平研究普及文化，偶而也來我的課堂。他當時正在研究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批判是否適用於香港流行曲，他的感覺是不行；而我第一堂課講的正是法蘭克福學派的局限，於是就很投緣了。沾叔去世之後，他的太太想將他以前的書信、唱片、創作紀錄都送給港大。我跑去一看才發現她太太口中的「少少嘢」，原來多得可以辦展覽。後來我們還就真的辦了一個展覽。
梁：結果你的黃沾研究還沒完成，談許冠傑的書就先出來了。
吳：這也是機緣巧合。許冠傑去年十二月開演唱會，他的班底志不在賺錢，只想做些有趣的事，所以就想到要出書，偏偏又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後來他們在書局看見一本書，覺得它很精美，就聯絡那本書的出版社。雙方一拍即合，唯一欠缺的是作者，剛好出版社的一個設計師曾幫我設計黃沾的書房展覽，於是介紹我去找那群組織許冠傑演唱會的人。從去年九月到十二月出版，前後只寫了三個月。
梁：太誇張了吧！
吳：而且一開始我就知道我寫的不只是許冠傑，我向來研究文化工業，知道許冠傑成功的背後必定有很多人助陣，我要寫的是他和背後這群人的故事。於是我安排了廿多個訪問，除了訪問Sam本人外，也要訪問他的朋友、家人、工作夥伴，單是訪問就花了個半月時間。然後再看了很多相關文獻，最後瘋狂地寫了兩星期。
梁：其實文化研究這門學科本來就是從研究流行文化起家的，香港也有不少做文化研究的人，你和他們有甚麼不同呢？
吳：很多做文化研究的人的背景是比較文學，他們或許會研究歌詞，但未必會研究流行文化工業的機制本身，至於音樂部份就更少了。真實我這本書也沒碰到音樂，我不是音樂科班出身，我覺得許冠傑的音樂好聽，但卻不懂為甚麼好聽，這真是個缺陷。我常聽爵士樂和古典樂，作為用家，經驗算豐富，但要分析起來就缺乏語言和工具。我寫這本書時，特意翻看音樂學家如何看流行音樂，過去半年還去學不同種類的音樂。我先是跟一個玩音樂的親戚學潮州音樂學，潮樂沒有曲譜，講究演奏時的神韻，音樂結構跟流行音樂相似，學潮樂就是學如何將不能言傳的東西以言傳達。我也學唱了一堂南音，學了一點西洋音樂，尤其聲樂部份。
梁：但電影方面的情況好像不是如此。
吳：的確，相比之下，電影的文化研究算是做得最好，不單是文本的東西，電影技巧、電影工業都有人在研究。而電視的工業研究更幾乎是零，馬傑偉的《網中人》在文本意義上的分析做得很好，但較為深入工業的還是吳昊。原因之一是電視的部門複雜，節目的類型又多，要紀錄的事多不勝數。加上兩個商業電視都不對學界開放，我們做文化產業研究時跑去拍門，但接待我們的是外事處而非研究部或圖書館。對他們而言，這只是公關行動。要真正研究電視工業，必須由古代做起，即六七年無線電視開台，第一集《歡樂今宵》是怎麼做的，現在訪問不了沈殿霞了，就訪問其他剛剛離開無線的人，要做地氈式的口術歷史。
梁：但我的印象是早在八十年代，你和呂大樂他們就已經對流行文化很感興趣了，而且還寫了不少東西。
吳：我們當年做的其實是流行文化評論，那時流行法蘭克福學派之類的新左翼思潮，大家將流行工業當成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機器的一部份，要批判它的歌詞怎樣教壞人、怎樣表達霸權思想。但其實左翼也有盲點，例如流行文化的運作模式、它的明星制度等等，他們其實只看到十分之一的面貌。到九七後才漸漸有了當代意義上的文化研究。而香港的娛樂事業不斷輸出到台灣和大陸，相當強勢；也因為回歸前本土意識濃烈，它的成長壯大總是離不開大眾傳媒，於是研究流行文化的風氣就興起了。然而，流行文化研究在學院的分布很不平衡。比較文學系、英文系對流行文化敬而遠之，結果只得嶺南大學陳清僑的文化研究系很厲害。社會學系向來研究嚴肅的課題如工業社會、階級活動、社會運動等，不擅長研究流行文化，只有我、馬傑偉、馮應謙做這方面的研究。但我們算是遲入行，例如我自己最初其實是研究英國工人階級的。現在跟我做流行文化工業的研究生很多，但到最後畢業的論文卻很少，唯一的例外是黃志淙（前商業二台台長），好在他本身是行內人。因為要進入這個行業內部很困難，坐著研究梅艷芳的歌詞容易，但要研究她背後的華星唱片公司就不同了。九七後學界氣氛是舍難取易，你明知這篇文章一年之後未必完成就索性不寫。我現在對流行文化工業的研究，不能算是合乎大學要求的學術研究工作，於是我只好盡量平衡，也做些正統學術上要求的家庭研究、社會指標研究等等。
梁：為甚麼香港的流行文化工業都已經衰落了，你們才開始研究它呢？
吳：人總是後知後覺的，你要經常搬屋才會緬懷舊居，沒有清拆皇后碼頭，大家就不會討論歷史建築。從電影出產數量和唱片銷量，都可清楚看見香港流行文化已死，所以我們更要研究香港流行文化。即使是後知後覺，至少起步了，紀錄一些已成為歷史的，或者屬於現在進行式的東西。
梁：那麼業界的人歡迎你們嗎？
吳：不，他們對我們的研究未必很有反應，除非是很有用的東西，例如行業策略和創意產業個案調查等，或者像我正跟陳雲做香港電影支持政策報告書。這種研究一定要直接訪問行內人，跟他們商討，那麼學院和業界就有接觸了。至於文化紀錄式的學術研究，像許冠傑研究這種抽象的東西，行內人很難應用，我只能希望這些成果也能慢慢滲透到行業內。
梁：從學者的角度來看，你覺得香港流行文化工業現在的處境是甚麼狀況呢？
吳：它正面對兩種轉型。一是「媒體接軌」，例如出碟是為了保持定期曝光、有曝光才能爭取廣告收入、去紅館開演唱會、在內地接表演騷等等，總之是為了其他賺錢渠道才出唱片。另一個情形是「地域轉型」，以前香港的流行文化工業很內向，一張唱片八成都是內銷，無線電視的九成收入都在香港賺取；現在則必須顧及大中華、大亞洲，甚至世界性的。
梁：有不少人都覺得香港流行文化的出路是更成熟的工業化，你同意嗎？
吳：不過這種工業化對創作未必很有益處。以前港產片粗製濫造、快工出粗貨，粗得全球獨有，才夠有趣，有時亂打亂撞才會出現火花。反而太著意、太計算的話，像一個笑話plan了三十次就不好笑了。周星馳的電影沒以前般好看，也因為要照顧新媒體和地域市場的轉變，多了計算。其實以前做粗貨的都是很有本事的人，像飽讀詩書的黃沾，雖然不是讀音樂的，但十幾歲已替李香蘭伴奏，以前那種做粗貨的環境有這些文化人在，結果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