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般香港市民來說，詹宏志是近年《壹周刊》上的新進專欄作家，最擅長的就是評析全世界各種流派的偵探小說；但是對所有喜歡讀書、關心出版的讀者而言，詹宏志則是一個驚人的奇才，早年是台灣有名的文學評論人，後來則是出版界的革命家，一手促成了「城邦」集團的出現，更熟悉他的人還能數出他是雜誌《Pe》、華文世界第一份網路報紙《明日報》的創辦人、侯孝賢與楊德昌的電影策畫人、「滾石唱片」黃金時期的老總及傳統電視台和割據一方的大報也都曾留下他的身影。
無論走到甚麼領域，詹宏志總給人一個停不下來而且永遠指向未來的夢想家印象。然而，不論他的身份又有甚麼新變化，有一點是不變的：他是一個讀者，而且是個幾近全能的精練讀者。難得遇到這種人，我們當然想向他請教一些讀書的方法或秘訣；可是詹宏志的讀書能力是一種天賦，而天賦是學不來的。真的要學點甚麼的話，倒不如學他的態度──一種寬容的讀書態度。當然，他那股終身學習的動力也是可以效法的，雖然我很討厭「終身學習」這四個字，因為我們香港人把它變成了終身考文憑的意思，是恐懼失業的中產階級與面臨經濟轉型的無助勞工的專用詞；不過在我所知道的人當中，又的確沒有多少個能夠比詹宏志更擔得上終身學習的典範。
梁文道（梁）／詹宏志（詹）
【發明一款電話？連我也沒想過】
梁：離開了出版業，你現在的工作是甚麼？
詹：我現在的公司是一家互聯網公司，最初它只不過是一個雜誌的網站，後來變成了一個portal（門戶網站），現在則成了全台灣最大的e-erce（電子商貿）的公司，光是去年就有六十幾億（新台幣）的生意，是台灣一個較為活躍的互聯網公司，也是台灣第一家上市的互聯網公司。它的業務有點複雜，除了是一個e-erce的公司，也是一個portal，更是i tele（互聯網電訊），在台灣做Skype（互聯網手機）的服務，也做Skype的device（設備）。沒想到我現在也開始做硬體，這是三十年來從沒做過這種事。
梁：真的沒想到。
【邊做邊學】
梁：我想很多人看到你過去幾十年來做的事情，都會覺得你走在時代的前面，做了很多既大膽又富開創性的事情。比如說 Skype電話，你剛才也說這是三十多年來第一次做硬體。這是一種冒險性格嗎？
詹：T.E.Lawrence說過，有人睡覺時做夢，有人醒著做夢，而醒著做夢的人比較可怕，因為他真的會去做……我想這可以解釋為甚麼有時我會把局面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不知道自己是醒著做夢，還是糊里胡塗的在做。就像我看Skype，裡面好像有一股動力要往前走，但卻沒有人願意去把它釋放出來，也沒有人相信。如果有人做了，我可能就不會去做；但如果沒有人做，我就會很好奇，試試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可行。回想起來，有點天真，這也是決定了我過去做對的和做錯的所有事的命運。我原來是一個寫文章的人，然後我做了編輯，我發現為甚麼我們同行覺得有些書很好，但真的賣不出去，那到底是我們的市場營銷出錯，還是社會本來就和我們格格不入呢？我有一種好奇心，也想讓有人知道，我們的編輯必須自己跑出去賣書，才能知道我們想的事情是對還是錯。
梁：很多人如果想知道一個問題的答案，可能會坐下來討論、探討，說完就算；但是你會去實驗甚至實踐，這是一種求知的方法嗎？
詹：或許這就是learning by doing。在出版這一行，大家都賣廣告；但我會先把廣告放在一份報紙里，計算每一天的訂單量，再把同一個廣告放在另一份報紙，看看它帶來的訂單數；然後我再比較每一份報紙所收的廣告費，跟我能得到的訂單數。時間也很重要，一個廣告在星期一刊登，訂單可能有三千，星期四有四千，星期五有五千。我要這麼做才能選出最好的時間，找到最合適的報紙。當時出版社的規模很小，因此每一筆錢都要用得很小心。後來連其他出版社的人也跑來跟我說：「你能不能告訴我們你是怎麼做的？」我會告訴他們，因為我的經驗也是其他出版社給我的，我花了大家的錢。我早期在遠流的時候，其他同行陸陸續續希望我幫他們做這種事，因為大家的錢都不夠用。後來我開始發現做出版要注意的不只是marketing，不只是賣書，也不是怎樣管理一家公司的問題，而是怎樣處理創意跟社會對抗的問題。出書的人並不全都跟社會配合，否則他為甚麼要出書？出版一定隱藏著要改造社會，和改變甚至對抗世界的理念。你怎麼在資本主義的體系里找到這種距離呢？靠原始的個人力量嗎？或許你今天有力量，明天就沒有了。我想這裡面或許有一個客觀的東西，我希望能學到這個原理。一個企業在社會上若要有所作為，他應該要向資本市場學習，一個小型出版社也可能要向上市公司學習。這份理解你也沒別的辦法得到，你只能去做。
梁：後來你做電影也是基於類似的想法嗎？
詹：其實我對這個工作一點興趣都沒有，每次到了拍攝現場，我都覺得很痛苦，因為大家都在等，我一直都不明白，為甚麼拍電影不能用更有效的工作方法呢？我真的很不耐煩，所以我沒有辦法參加任何電影現場的工作。我只能向大家說你們收工後到我家裡來吧，所以那時候都是他們半夜到我家裡來開會。我之所以嘗試做電影，完全是因為我很喜歡侯孝賢的新電影。一個朋友那麼厲害，但卻沒有資金拍片，我覺得這是不可忍受的，於是我跑來做一個電影的策畫人。當時我跟電影界的老闆們坐下來，他們總是說你要勸勸侯孝賢，節奏要快一點，動作要快一點，不要那麼慢，也不要用那些演員，為甚麼不用劉德華、葉子媚？我知道他們是好意，但是在我聽來每一句話都是消滅侯孝賢的方法，而不是幫助他。我覺得侯孝賢的發展已經不可以用這樣的電影環境來支持他，不可能，你一定要有一個前進的想法。於是我就把它想像成書，如果它是書，我會怎麼做。有的書暢銷，出版之後每一個人都會買；而冷門的書，我則不能發行到處處都有，我只能發十個、二十個書店。如果侯孝賢的電影用一般院線那麼昂貴的一種發行方法，做了二十個拷貝，光是到處宣傳就已經花了八百萬，而你的票房根本沒有八百萬的收入，這就已經說明你根本不能賺到錢。然後我就想到電影能不能不在院線發行，就像賣書一樣用郵寄的方式呢？我甚至還想過要不要發行侯孝賢公債，因為很多人希望他有戲拍，拍完後大家拿到廣場上放，觀眾都不要付錢。我很想試試我的想法是不是可行，於是將他的電影賣給從來沒有發行過電影的公司，後來證明了是可行的。我從來沒有接觸過電影，但就這樣從 1989年後，四年內我做了九部電影的製作，大部份是侯孝賢的，楊德昌的有兩部。再強調一次，我不喜歡這種工作。電影要發行了，我要跟片商坐下來談發行計畫，那時候家裡沒人，我還得把小孩帶去開會。很多電影人是流氓，所以我的語言馬上就變了，我的小孩就瞪著眼睛看著我，因為他沒有看過爸爸這樣子說話，他不知道我是個演員，我可以變。我的工作時間也不對，我是個早上四點起來的人，晚上很早就睡覺。我還做過兩次唱片公司總經理，在滾石做了一年多，後來又去了另一家公司，做過伍伯、林強這些人的作品，那是1991及1992年的事。我只知道我的 life style跟他們格格不入，我早上八點鐘就回辦公室，到下午五點他們才起床；晚上八點開會後，九點他們進錄音室，可是進去以後他們十一點才開始工作，兩點鐘進入狀況，一直到天亮。我發現我跟他們的節奏完全不一樣，我不喜歡那個生活，而且演藝圈朋友的情緒起伏很大，我則像機器人一樣永遠沒有脾氣……
梁：你常常都是那麼冷靜？
詹：冷靜可以掩護我內心的衝動。大部份時候我都可以冷靜地分析一件事，可是要去做每一件事最原始的動力卻都沒有理性可言，我做的每一件事按理性來說都是不該做的。可能是因為選擇了不該做的事，就要用理性去掩飾一切的錯誤。
【鄉下人進城】
梁：看來你做的所有事情其實都是跟求知慾有關，所有工作和計畫似乎都是一個又一個知識探討的機會，背後有一個很強的will to truth，一種will to knowledge，一種意志。
詹：我自己倒沒有這樣想過，不過你剛才說的又的確可以解釋我的狀況。首先我是個從鄉下來的人，本來就不了解城市，所有事都是硬著頭皮去做。說一件很可笑的往事吧。剛到出版社時我乾的是美術設計，因為那時候我還在學校讀書，而文字為主的工作至少要大學畢業才能做。我之前畫過地圖，所以很早就學會一些繪圖方法，所以基本上還能應付美術編輯的工作。可是我並不是很喜歡那份工作，然後我就到了《聯合報》做編輯。有一個秘密我不敢跟我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