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我要訪問王貽興，朋友的反應是「嘩！咁肉酸，你有冇睇過《謎》呀？呢個所謂才子好騎呢噃。」坦白說，我很少看電視，無線翡翠台看得就更少了，於是回去看了一集《謎》；他們說得沒錯，這果然是個很肉酸的節目，不論是Adam鄭還是「謎小姐」，都叫人看了頭皮發麻。至於王貽興，我不覺得他騎呢，我只是覺得有點無奈，有點心痛，因為我所認識的王貽興不是這樣的。
我認識的王貽興是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得主，是一個很用心鑽研小說事手法，產量很高但水平穩定時而又叫人意外的青年作家。我認識的王貽興應該是一個很內向的人，文學界的聚會很少碰見他，各式各樣的座談論壇他也不大參加。看他的作品，我甚至猜想他是那種躲在狹小的房間里偏執地幻想，試圖寫出一些他既不曾經歷也永遠不敢去經歷的有乖倫常的狂暴異象的蒼白少年，而夜越深他筆下的情緒就越是陰暗。我認識的王貽興是個尊師重道的年輕人，永遠稱人甚麼先生，永遠把「我的師傅董啟章」掛在嘴上。他曾經協助師傅董啟章當他所辦寫作班的導師，與師傅一起指導更年輕的學生。可現在，當董啟章正勒緊褲帶寫他那大概只能賣出一千本的宏偉巨著的時候；我卻看見報紙副刊汽車版訪問王貽興，暢談某輛名牌新跑車的魅力……
梁文道（梁）／王貽興（王）
【走出困局】
梁：你在《謎》這個節目里成為笑柄，你會否覺得被誤解，或是很不舒服？
王：誤解一定有。開始做電視被人罵時是有一點不高興，現在已完全豁出去了。可能當你做一些性質近似的事情時，還會有一點自尊與放不下的自我；但當你做兩件極端相反的事，其中一樣即使你都覺得那不是自己的時候，反而就輕鬆了。好像梁朝偉會拍王家衛的片，但又突然會拍一些很爛的片一樣。當我在文學上走到扭曲的邊緣，將自己推向死角不停踢自己的時候，突然走出來做一些完全相反的事，我反而覺得是一種relax。很多朋友擔心我，其實我沒事。好像《謎》，很多人覺得很難接受，但我覺得當cult片玩都幾好玩。
梁：你喜歡北野武嗎？
王：喜歡，大家認識的北野武是很嚴肅、很有型，而且沉默的大導演，但他又會做一些很白痴的電視秀，專門整蠱人。日本能接受兩個極端不同的北野武，而香港的接受能力似乎較低，例如做幕前的，他接受到你在電視里親切靚仔的形象，卻接受不了你在《謎》里的古怪。其實這種工作不可能要求你永遠定型在一個部份。我從作家變成藝人，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怕自己被定型，怕自己到四十歲的時候定型變成某一個面向。或者是怕寂寞吧，像師傅（董啟章）他們寫得那麼好，卻沒有人欣賞，我覺得很可怕。你潛心修練幾十年，當然希望能夠一鳴驚人，或者幫到人，或者幫到自己。但最後若是沒有人知道，亦沒有人理會，你會問這幾十年做的是否白費？我不想我喜歡、追求和付出的事業，會令我將來倒過來埋怨它。我女朋友的爸爸是修理電視機的，幾年前的一天，他送我一本書，說剛去過一個阿伯的家修理電視機。那個阿伯原來也有寫作的，家裡很多書，但卻說寫作沒用，懂很多知識也沒用，連修理電視機的錢都沒有，只能送一本自己賣不出去的書給我女朋友的爸爸。我拿來一看，呆了，那個阿伯竟然是海辛。
梁：嚇！？
王：我很震撼，因為我幾天前才剛從圖書館借了一本《海辛卷》看，過去又不時聽到人談論他，說他寫得有多好，對香港文學的貢獻有多大。當時我想，我最後會否有這樣的下場？香港其他寫作的人又會否一樣？如果是這樣，我為自己和他們都感到不甘心。一個只有五百人的小圈子，你寫到第一，下面只有四百九十九個人，一點也不好玩；但如果那個圈子有五萬人，就算我現在浪費寫作時間，使得五萬人加進來，令我的排名跌到三萬，下面還有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個人，那才好玩。為甚麼做電視藝人？我想原因是我見到董啟章先生、駱以軍先生（知名台灣作家），或者台灣和香港許多中生代的作家的經歷。我不知道他們自己是否這樣認為，但我覺得他們面臨一個困局，可能是環境給他的，或者是自己給自己，就是膠著狀態，很辛苦。而他們能夠做的，要不是放棄，要不就是繼續陷在困局中；我看不見任何人能夠突破。所以當我看見這困局，我很擔心如果我不嘗試走另一條路，即使我能夠寫得像他們一樣好，達到他們的境界，頂多是將自己的頭塞進膠袋裡，接著我還可以做甚麼？我在教寫作班的時候，好像向學生展示了一個可能性或者一個夢想；但原來這條路到最後是一個膠袋，一個死胡同，那我是否還有信心向學生講這一套道理？我有很大疑惑。與此同時，當我做舞台劇，或跟少爺占做節目，才發覺媒體的影響力真的很大，甚麼人說話比說話內容更重要，所以那一刻開始我覺得，當我成為I時，我做任何事或許都比現在方便，即佛家所謂的自渡和而渡人，那是否可以更好？
梁：你的意思是如果專心一致寫文學，即使有一天寫得很好，也有可能像駱以軍那樣，比董啟章更慘。反過來說，你現在所做的，有朝一日或許可以倒過來推動文學？
王：對！
【極端的兩面】
梁：但你是一個作家，我們看的就是你的作品，除非請槍代筆，否則一個作家寫的一定就是他自己想寫的東西。但香港普遍把藝人型的主持人視為單純的presenter，站出來就是賣身段、樣貌和表演，大家都不會以為他說的話就是他自己構思甚至相信的；觀眾也不期望主持人要多有內涵，你無非就個是賣形象的傢伙。你如何理解這個狀態？
王：的確有兩個很不同的王貽興，一個是內在的，他不會以外貌示人，純以文字會友；一個很外在，算是一個後生、靚靚仔仔、健健康康的男仔。當然最理想的情況是像你或陶傑先生一樣，站出來就可以說自己想說的，完全不用別人的稿子，你不喜歡就別找我做節目。我想我還未到那個階段，或者未有能力做到，所以我現在叫做慢慢起步，慢慢調整。何時這兩個王貽興才可以重迭在一起呢？我覺得需要時間。無論是電視台的信任或是觀眾對你的期望，都需要時間去改變、印證。
梁：但你等得到這一天嗎？因為香港的電視工業已經成了一個龐大而嚴密的生產線；當你加入，以藝人的身份成為其中一份子，他們未必會有這樣的位置給你。到了最後，你以為自己能靠電視推廣文學嗎？
王：如果你大半年前問我，我未必可以回答。但現在我可能有多一些信心。我想自己還算幸運，主持《最緊要正字》都跟自己本行有關。之後的《一網打盡》雖然關係沒那麼大，但也屬於知識性節目。至於上回才採訪過你的那個《香港筆跡》，我覺得是他們給我的一個難得好機會，竟然能有一個談文學的節目。
梁：這節目的構思是你提出的嗎？
王：這是無線幾年前就有的構思，原來想找沾叔（黃沾）主持，後來他病了，才一直擱置下來。直到我出現，可能他們知道我會寫字，形象又合適，可能用年輕人的包裝方法效果都不錯，於是叫我去做。所以前景似乎不算灰暗，但是否有很大作為呢？那也未必。還是那一句，做到多少就算多少。那就像是零跟零點一的比較。
梁：但做了藝員，你或許要做很多你不想做的事，例如易裝跳舞之類的。
王：一定會。還好從小到大我都是一個頗為精神分裂的人，我喜歡藝術電影，而《五福星》和王晶我又覺得很過癮。我喜歡有深度的清談節目，但台灣羅志祥那種無聊節目，我又覺得很好笑。可能我從小至大已經習慣，例如我要自己賺錢交學費，讀預科和大學的時候，也一直補習、做promoter，賣珍珠奶茶，或者做很多其他無關痛癢的事，然後才回家寫作。我習慣過一些截然不同的生活，所以我覺得沒甚麼不可以的。如果工作跟寫作有關當然很理想，但若不能那也沒辦法，反正我還是得靠工作來維持我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梁：你的師傅董啟章有甚麼反應？
王：他沒說甚麼，只笑著說挺好看，挺有趣。
梁：如果你只是個作家，你可以很內向。但做電視卻需要你走出街，要大眾認得你，走在街上有人跟你打招呼，你要記得微笑，甚至簽名拍照。這會否很辛苦？
王：那要看是甚麼時候了，如果在工作中，那就要表現得很友善；但當我自己一個人，反而頭垂得比以前更低。我從來不帶CAP帽，但當我入行後也被迫著要帶了，感覺上會安全一些。最不習慣的是跟家人朋友吃飯，要很留心附近有沒有狗仔隊，連跟朋友獨處也會有罪疚感。
梁：你已經是個藝人了，做這行的事業計畫及邏輯，跟寫作的分別是很大的，它或許還會改變你的性格。比如說你會不會開始覺得被看是一件好事，或者害怕有一天會跌下來？
王：會。我想我的性格亦經常有不安全感，即使寫作時也有很多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