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日，召開了聯絡懇談會。松岡外相突然反對十二日已經決定了的《關於促進對南方的對策問題》，他說：「昨晚我想到三點鐘。進駐法屬印度支那，這將不可避免地招致國際上的不信任。作為一直被說成沒有國際信義的日本，必須考慮這一點，在德蘇兩國形勢緊張的今天，對這種進駐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及川海相說：「……要變更前些日子決定下來的東西，這樣好嗎？」
松岡外相說：「我腦筋不好，事後我想了一下……」
（有人插話問：「你沒有變卦？」）
外相說：「沒有變卦。不管怎麼樣，得讓我再考慮兩、三天。雖然你們說不存在不信任的問題，但我自己認為有一種不信任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得不上奏天皇陛下。這個問題不搞清楚的話，那就不能上奏。去年叫你們攻佔新加坡，結果沒有去攻佔，所以就出現了這個問題。」
最後，決定讓松岡再考慮兩、三天，那天的會議就此結束。
二十一日，從下午三時至晚上十一時，陸海軍兩位軍務局局長對松岡外相進行了熱情的說服工作，最後松岡總算表示諒解，撤銷十六日的修正事項，同意原來方案。其所以同意，是因為這次會談中，海軍省軍務局局長岡少將投松岡之所好，暗示了攻佔新加坡的可能性。他說：「一旦時機成熟，要揮戈北上，一旦英國本土崩潰，也要在南方進攻新加坡。」這樣，外相才勉強同意陸海軍的建議。
六月二十二日拂曉，德國開始向蘇聯發動進攻。
早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德國一面就以蘇聯為敵的三國同盟問題進行談判，一面卻又突如其來地同其對手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當時，日本國民對此感到驚奇。現在他們又得知德國已同蘇聯開戰，深感變幻莫測的世界形勢冷酷無情。關於德蘇開戰的傳聞，日本政府早在四月下旬就已經收到報告了。最近一次的報告是駐德大使大島於六月十六日拍來的電報，內容是：「下星期內德蘇必定開戰。」
那麼，美國是在什麼時候知道德蘇開戰的呢？
在希特勒入侵蘇聯前八天，英國首相丘吉爾曾致電美國總統羅斯福說：「只要對所有情報加以判斷，就會感到德國對蘇聯的大舉進攻正迫在眉睫。只有希特勒才是首先要打倒的敵人，我們要從這個原則上盡可能給蘇聯以鼓勵和援助。」
美國收到上述電報時的反應，赫爾國務卿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希特勒要進攻蘇聯一事，我們早在半年前就掌握了確實的證據。因此，當聽到德國入侵蘇聯時，我們絲毫也不感到震驚。」
這就是說，德蘇兩國開戰的情報，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經完全洩露給美國了。但是，赫爾所說的「確實的證據」究竟指的是什麼呢？這裡不妨分析一下美國情報活動的一些驚人片段。赫爾這樣回憶說：
「……一九四一年一月初，我（赫爾）從美國駐柏林商務參贊山姆．Ｅ．伍茲那裡收到了一份驚人的報告。伍茲是從某個德國友人那裡搞到這份情報的。這位友人早在一九四○年八月就告訴伍茲說，元首大本營正在召開有關準備對蘇作戰的秘密軍事會議。
「幾個星期以後，據報紙報導，希特勒聲稱在『不久的將來，從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到直布羅陀的所有地區內，將只能看到我的軍隊』，當時，這個情報就更加增強了其現實性。
「但是，伍茲的情報同當時希特勒正在策劃進攻英國本土的其他許多情報和證詞，形成鮮明的對比。不過，經伍茲和他的友人聯繫後搞清楚了這個問題，原來進攻英國的說法只是一種煙幕，其作用是要真正掩蓋進攻蘇聯的計劃和準備。
「另一方面，伍茲通過他的友人成功地同德國參謀總部取得聯繫，也獲悉了進攻蘇聯的計劃要點，即以莫斯科為目標，向主攻中央和攻入南北部兩個方向打進三個楔子。所有的準備限於一九四一年春季完成……」
希特勒於一九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在絕密的範圍內發出了決定命運的第二十一號元首指令（《巴巴羅薩作戰計劃》）。
赫爾國務卿接到伍茲的報告時，甚至認為：「這是不是德國方面的一種謀略？」因為它是一份極其詳盡的情報。大凡情報這類東西，其內容和可靠性是很重要的。赫爾把這份情報交給聯邦調查局局長Ｊ．埃德加．胡佛閱看。胡佛的意見認為，這份情報應當說是可信的。另外，伍茲向赫爾暗示一個方法，即可以通過對流亡在美國的某著名德國人進行詢問來確認提供情報的人和他自己的社交範圍。副國務卿幫辦朗接受任務，會見了這位流亡者，而國務卿和總統則另外就伍茲報告的正確程度和所要採取的對策進行了研究和商議。
可是，伍茲的這份報告卻無比正確，完全像是在元首大本營會議桌下面記錄下來似的。那麼伍茲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呢？用曾和他共事過的一位使館人員的話來說：商務參贊伍茲是一個活潑而又善於交際的人，但是他對國際政治和歷史的理解可以說並不那麼內行。因此，我認為要將這類了不起的情報搞到手，他不是一個合適的人。由於伍茲是一個經濟工作者，當然可以說，他對歷史和政治是並不那麼擅長的。
情報不是靠伍茲的驚人本領取得的，而是通過他友人所處的地位獲得的。
因此，伍茲的這位友人才是德國的佐爾格（蘇聯的大間諜）式的人物了。此人雖反對納粹，但卻是一個同政府各部、德國國家銀行以及地位很高的納粹黨員有著密切關係的有力人物。
一個反納粹的德國人也許可能冒著極大的生命危險，毫不惋惜地把國家的絕密文件提供給潛入敵國的代表。據說伍茲和他的友人經常在柏林的一家電影院裡碰頭。他們聯繫的方法是：這位友人先是買好兩張對號入座的電影票，然後將其中一張送給伍茲，他自己則坐在緊靠著他身旁的座位上，趁著微暗的放映電影的時間裡，將一張揉成小團的紙條敏捷地塞進伍茲的外衣口袋裡。
根據赫爾的記載，名叫伍茲的這個商務參贊只有那麼一個友人，這個意外所得的情報，似乎是主動送上門的，但一個搞情報工作的人，不管怎麼寫，總不會把若明若暗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寫進報告中去的，這是一個常識。只要看一下國務卿的回憶錄，問題就更清楚了。
得到了德蘇兩國開戰的正確情報，這是一個事實，然其背景，是否還有什麼別的東西，這只要追查一下就會感到大吃一驚。對伍茲這個人，有過這樣一段記載：他曾和身份不明的反納粹的秘密工作人員艾倫．杜勒斯（以後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有過接觸，而且幾次冒著生命危險同住在伯爾尼（瑞士）的杜勒斯取得了聯繫。據說，每次會晤時，伍茲總要將德國的絕密文件交給杜勒斯。艾倫．杜勒斯是一位大權謀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伯爾尼為中心進行秘密活動，他的業績獲得了人們的高度評價。回國後，他被授予美國的最高榮譽——總統頒發的戰功獎狀，這已是一個公開的事實。那麼，德蘇開戰的情報究竟通過什麼途徑得到的呢？可以這樣說：這裡面，杜勒斯的工作有其一份貢獻，那是肯定無疑的。
顯而易見，美國靠了龐大的國際陰謀諜報網獲悉了德國進攻蘇聯的情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