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一日，夏威夷方面的陸軍司令蕭特中將和第十四海軍軍區司令布洛克少將制訂了一個陸海軍在夏威夷《沿岸海域聯合防禦計劃》。這個防禦計劃已成為平時和戰時的聯防計劃和動員計劃的基礎。這樣一來，以珍珠港為中心的夏威夷防禦計劃，便一步一步落實下來。
這時，松岡外相和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正在莫斯科就締結日蘇互不侵犯條約問題舉行會談，但依然沒有達成協議。就在認為談判快要破裂時，雙方商定隔天再舉行一次會談。十二日，史達林也參加了會談，於是會談急轉直下，雙方很快就無條件締結中立條約問題達成了協議，第二天——十三日便在條約文本上簽了字。
松岡外相一行結束了匆忙舉行的宴會，旋即驅車前往白俄羅斯車站。他們走進車廂不久，便發生了一起非同尋常的大事。原來是史達林前來送行了。車站上的外國使節和蘇聯要人都大為震驚。松岡和史達林這兩位主要人物先是握手，接著彼此面對面地把手搭在對方的肩上，隨後互相擁抱。他們那種緊緊擁抱的樣子簡直像在搏鬥。站在旁邊的人們面對這種史無前例的情景只是緊張地屏住了氣。他們各有各的想法，並且都想在自己的頭腦中理出一個答案來。的確，史達林的這番表演，對松岡來說真是終生難逢。
鑒於日德義三國同盟和諾門坎事件（指一九三九年五月日蘇兩國軍隊在外蒙古和滿洲邊境的諾門坎地方發生衝突的事件），松岡沒想到，會這樣容易地與蘇聯締結中立條約。他對蘇聯的行動又驚又喜，簽字結束後，他在莫斯科車站和史達林相互擁抱，此後，他完全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喜氣洋洋地坐西伯利亞火車回國。
當時，蘇聯最關心的一件大事是擔憂日本會不會同德國遙相呼應，從背後進攻蘇聯。蘇聯把「當代大間諜」里夏德．佐爾格派往日本，可以說，其最大目的也在於此。
一九四一年四月初，佐爾格與克里姆林宮進行聯繫：
「日本有同蘇聯締結中立條約的意向，希望作好準備。」
佐爾格的這種聯繫，當時的背景是，因為他的得力助手尾崎秀實已經洞悉日本政府（特別是近衛首相）想派松岡外相出訪的心情。克里姆林宮對佐爾格的這份電報欣喜若狂，那是不言而喻的。
正當松岡猶如凱旋將軍般地乘坐「紅矢號」專車匆匆回國時，克里姆林宮給佐爾格拍來一份謝電，內云：「對你所作的巨大努力深表感謝。」
松岡本來就很健談，素有「萬語就寢居士」之稱，如今由於締結了日蘇中立條約，他更加喋喋不休了。四月十七日，當他乘坐的專車在西伯利亞遼闊的原野上向東奔馳時，日本國內已通過了大本營陸海軍部的一項方案——《對南方的對策綱要》。
該綱要規定：「在建設大東亞共榮圈過程中，帝國對南方所採取的對策，其目的就在於為了帝國的自存自衛，迅速擴充綜合國力。」為此：
一、在日本和法屬印度支那以及泰國之間，確立軍事、政治、經濟方面的密切關係；
二、在日本和荷屬印尼之間確立密切的經濟關係。
並規定，在對南方採取對策過程中，如發生下列兩種情況而又無法打開局面時，日本為了自存自衛，就得使用武力：
一、由於英、美、荷等國的對日禁運而使日本的自存受到威脅時；
二、美國單獨或與英國、荷蘭、中國等進行合作，逐步加緊對日本包圍，使日本在國防上難以容忍時。
於一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在大本營和政府聯絡會議上極為秘密地通過的、以「抓住大好時機對南方使用武力」這一思想為主導的《時局處理綱要》，就這樣完全失效了。現在不妨略舉一例來對照一下上述兩種《綱要》。《時局處理綱要》的設想是，通過同英國的武力衝突一舉建成大東亞共榮圈：而《對南方的對策綱要》的設想，則在分階段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基本方針下，眼前暫將其範圍定在法屬印度支那和泰國。另外，前者打算用武力佔領荷屬印尼；與此相反，後者則停留於用和平手段來強化經濟關係。
那麼，《對南方的對策綱要》所以獲得通過的動機或理由是什麼呢？主要可以舉出下列三點：
第一，自一九四○年七月通過《時局處理綱要》到一九四一年四月為止，這段期間歐洲戰局出現了新的情況，英美的對日政策也發生了變化。也就是說，因難以使英國在短期內屈服，歐戰持久性的趨勢變得顯著起來；由於通過援外武器法案，美國參戰的可能性大起來了。另外，美英的對日政策已漸趨強硬；而在以新加坡為中心的東南亞則出現了一種形成為對日共同陣線的動向。
第二，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到三月所作出的對國家物質力量的判斷是：「帝國的物質力量對完成同英美的長期作戰來說感到不安。」這個判斷給陸軍的積極派的論點潑了冷水。關於這個問題，參謀本部戰爭指導班的種村佐孝中佐在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昨天以來，陸軍省戰備課課長岡田大佐就假想對美開戰後的國家物質力量的變化情況，根據他的判斷及其研究結果，兩次向參謀總長所屬的領導部門作了說明。
「最近，陸軍省和參謀本部對南方採取對策的意向，似乎已趨一致，大勢已定。這樣一來，為『不要誤了班次』的一時急躁情緒和要求所驅使，希望抓住良機向南方出擊的那種使用武力的輕率想法總算被肅清了。大家經過反覆研究，具體考慮了戰爭帶來的影響，估計了國家物質力量以後，很自然地傾向於穩健派的論點，最後不得不贊同穩健派的意見。」
第三，具有決定性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以往爭論達一年之久的英美兩國可分不可分的問題，如今已得出了不可分的結論，因此認識到，不下決心對美作戰就不可能對南方使用武力。當陸海軍之間將《對南方的對策綱要》內定下來時，在華盛頓的野村大使（四月十六日）已經在水門花園公寓同赫爾國務卿舉行會談。
赫爾說，他已經接到了那個解決日美間問題的非正式建議——日本人和美國人（日本朋友）制訂的所謂《日美諒解方案》。接著赫爾問道：
「聽說，你自己也參預了這個建議……」
野村回答說：
「關於那個建議，我全都知道。雖然它尚未送交本國政府，但我認為政府也會贊同的。」
於是赫爾說：
「希望你設法取得日本政府的訓令，可以按此方案舉行談判。」
隨後，他又補充說：
「如果這一談判進行之後而遭到東京方面的破壞，那麼美國政府的處境就會困難起來。」
於是，野村馬上把《日美諒解方案》電告東京。這份電報送到外務省的時間是四月十七日下午到十八日早晨這段時間。全文長達四千字，主要精神是：美國承認日本八紘一宇之理想，承認滿洲國；美國總統將有條件地致力於日中兩國之間的和平，而且在通商和金融方面也給予援助；日本如採取和平手段獲取南方資源，美國也予以承認。這都是一些很好的內容。關於這個問題，野村在他的《出使美國》一書中寫道：
「對於那個《日美諒解方案》，早已在內部進行工作，並對美國方面的誠意作了試探，大體上已能證實赫爾國務卿對此也無異議，所以我又就這個問題同大使館幹部、陸海軍武官以及岩畔大佐等人多次開會商量，經仔細反覆研究，又同各方面進行了種種交涉，終於取得了成果。
「我大體上是按上任時的訓令精神行事的。我想這一《諒解方案》即使達成協議，恐怕也未必違反天皇對三國同盟問題所下達的詔書精神。這是維護太平洋和平的第一步。另外，我相信這也是他日日美合作重建歐洲和平的一塊基石，於是我馬上向東京拍電，並要求回電。」
原來在這個《日美諒解方案》的背後有兩個神父在進行活動。
這兩個神父名叫華爾什和德勞特，都是屬於天主教美利諾修道院的。他們帶著紐約康．萊普公司經理施特勞斯的介紹信於一九四○年十一月底從美國悄悄地來到日本，要求同當年任財政官員時曾與施特勞斯有過一面之交的產業工會中央合作金庫理事井川忠雄會面。會面後，他們兩人把美國熱心於對日美邦交打開局面的實力人物的意向告訴了井川，並補充說：
「如果日本有意這樣做，他們也許會提供某些方便。」
這兩個神父還會見過松岡洋右、野村吉三郎、池田成彬和外務省美國局局長寺崎等人。另外，也會見了陸軍省軍務局局長武藤章。
井川和近衛首相關係密切，他在十二月七日把兩個神父來日後的情況詳細地向近衛作了匯報。兩個神父雖於十二月底返美，但以後一直同井川保持聯繫，最後終於導致了井川赴美。
另一方面，野村在接受駐美大使這一重任時，痛感到有必要讓陸軍方面派遣一名熟悉中國問題的人物前往華盛頓，因此，他委託參謀總長杉山和陸軍次官阿南物色一個適當的人選，結果選中了陸軍省軍事課課長岩畔豪雄大佐。
岩畔於三月二十日到達舊金山。他的合作者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