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金梅爾還沉浸在就任太平洋艦隊司令這一光榮職務的興奮之中，這時，大西已經接到山本的命令，要他制訂一個進攻夏威夷計劃的初步方案。為了慎重起見，大西給與自己私人交往密切的、第一航空戰隊空軍參謀源田實中佐寫了一封信：
「因有要事，望即刻來鹿屋……」
當源田根據大西的要求來到鹿屋空軍基地的參謀長辦公室時，大西以嚴肅的態度提醒他說：「源田君，因為這件事極為機密，你對誰也不能說。」
隨後，大西把山本司令長官的一封信拿出來給源田看，托他對進攻夏威夷的計劃進行初步研究。
源田全神貫注地看了山本的信。他對山本司令長官的大膽計劃和勇氣表示欽佩。山本的這種富於魄力的獨創精神和攻敵不備的思想，也給他留下了自己「略輸一籌」的深刻印象。源田看完信後，一面抬起頭來凝視著大西那副逼人的面孔，一面輕輕地說：
「研究這樣一個計劃雖然很困難，但並不是不可能的。」
大西滿意地點了點頭。
二月七日，陸軍部部長史汀生給海軍部部長諾克斯寫了一封回信，答覆他所提出的關於敵人突然襲擊珍珠港的艦隊和海軍基地問題。史汀生在信的開頭就寫道：「鑒於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並為了對付這種敵對行為，我完全同意，我們要立刻作好最充分的準備。」接著，他保證：「最優先地考慮做好珍珠港的防禦工作。」然而，珍珠港的防禦工作，果真像史汀生所保證的那樣得到了「最優先」考慮並付諸實現了嗎？
既然，海軍部部長諾克斯強調了加強珍珠港的防禦工作，陸軍部部長史汀生也「完全同意」諾克斯的意見，即使不能滿足當地指揮官的全部要求，至少也要給珍珠港的防禦力量以必要的最低限度的補充。可是實際情況卻與海軍部部長和陸軍部部長來往信件中所談的完全相反，珍珠港的防禦能力依舊極其薄弱。不妨舉幾個例子看一看：
一、信中說要給夏威夷陸軍部隊配備一百八十架Ｂ十七型飛機，但實際上是十二架，其中能用於執行巡邏任務的只不過六架。
二、當地指揮官要求三百架水上飛機，但只給配備了五十架，其餘兩百五十架由於羅斯福總統的顧問哈里．霍普金斯的政治影響，轉讓給了英國。也就是說，如果要每天進行三百六十度整圈巡邏的話，珍珠港基地的巡邏能力只有兩、三天限度。
三、預定配備給珍珠港的六座移動式雷達雖然已運到，但使用時間很短，因為操作雷達的技術軍官都不熟練，同時，他們也不相信雷達的作用。
四、預定配備給珍珠港的六座固定式雷達，只運到三座，並且尚在安裝中，不能使用。
在史汀生函復諾克斯的那一天（二月七日），美國陸軍部的高級副官把海軍部部長給陸軍部部長的信和陸軍部部長覆信的抄件送到夏威夷方面的陸軍司令手裡，並通知他說：「同當地海軍當局合作，使共同防禦手段切實有效。」
海軍方面於二月十一日也由作戰部部長史塔克把兩位部長來往信件的抄件轉送給了太平洋艦隊司令金梅爾和第十四海軍軍區（夏威夷）司令布洛克。
第十四海軍軍區司令布洛克和夏威夷方面陸軍司令蕭特，為了加強夏威夷方面陸海軍飛機的戰鬥能力和提高防禦敵機的效果，早在二月四日就已建立了有關空戰、通訊、防空、化學戰和武器等問題的聯合委員會。陸海軍兩位部長之間的來往信件，推動了夏威夷的陸海軍部隊之間達成一些協議和制訂出各種計劃，而這些協議和計劃都是為了保衛以珍珠港為中心的地區，謀求艦隊的安全。
就在史塔克把兩位部長來往信件的抄件送達金梅爾的那一天——二月十一日（前稱紀元節），新任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到達了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大門——聯合車站。作者當時也是前往車站迎接這位大使的人們之一。
大使乘坐的「鐮倉丸」自一月二十三日駛離橫濱後，於一月三十日在檀香山停泊。輪船進港前，美國太平洋艦隊的兩艘驅逐艦駛到港外迎接「鐮倉丸」。船一靠岸，太平洋艦隊司令理查森等人馬上前去拜訪大使。另外，大使在檀香山逗留期間，曾在日本當過翻譯官的太平洋艦隊情報參謀萊頓少校還被派去當聯絡副官，如此等等，洋溢著一片友好的氣氛。
二月六日，「鐮倉丸」駛抵舊金山。這一天歡迎場面之盛大，說它是日美兩國建交以來所空前未有的，也不過份。同檀香山一樣，美國海軍為了歡迎遠道而來的這位曾任過艦隊司令長官的大使，也極為鄭重地派出兩艘驅逐艦到港外迎接。更有甚者，當野村回訪普萊西迪奧兵營時，美軍出動了一隊由一名上校指揮的儀仗隊，金門灣的要塞還鳴放了十九響禮炮等等。這樣的歡迎場面實在非同尋常。
這天，舊金山的報紙都在頭版版面刊登了野村大使的照片，並以通欄標題報導他的到來：
「日本新任駐美大使野村海軍將領受到熱烈歡迎，和平可望來臨。」
「日美關係大有希望，決非暗淡無光。」
「野村海軍將領是偉大的美國朋友。」
可是，幾天以後，抵達華盛頓時的情景卻同這裡空前歡迎的盛況完全相反，氣氛十分冷淡。
華盛頓這個地方原是野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擔任海軍武官的舊地，當時日美兩國都作為協約國的一員共同對德作戰。
然而，現今的世界局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日、德、義三國已經締結了同盟條約（一九四○年九月）。美國認為，日本已投入美國之不共戴天的敵人——希特勒德國的懷抱裡。因此，野村到達華盛頓時，除禮賓司司長薩馬林外，國務院只派了一個人去車站迎接。與此相反，德國駐美大使館臨時代辦托姆辛和義大利大使館參事羅希隆吉卻都到車站迎接。對此，美國報紙曾以《軸心國代表在華盛頓車站示威》為題作了諷刺性的報導。
美國政府之所以如此對待野材，當然是由於美國政府認為：日本締結三國條約，它已公開變成了德國的盟國，而三國條約的主要目的則是以恫嚇來阻止美國對日本採取威逼性行動，並阻撓美國加強對英國的援助。
就這樣，野村大使在抵達氣氛嚴肅的華盛頓——它與夏威夷和美國西海岸那種暖人心懷的歡迎盛況截然不同——以後，連換下旅途服裝的時間也沒有，終於成了一位挺身於為打開日美兩國之間的僵局而進行談判的人物。
在到達華盛頓的第二天，野村前往國務院，對國務卿赫爾進行禮節性的拜訪。隔了一天（二月十四日），他又在白宮向羅斯福總統遞交了國書。按照慣例，遞交國書時通常由國務院禮賓司司長陪同，而這天國務卿赫爾卻親自到場，甚為破例。
二十多年前，在日美關係融洽的時代裡，羅斯福總統作為海軍部部長助理與海軍武官野村結下了深交，如今總統以深切關懷的心情對這位遠道而來的朋友表示慰問。他說：
「我是日本的朋友，你是美國的朋友，你很瞭解美國，因此我們能坦率地進行交談……」
總統是把野村當作者朋友來歡迎的，他補充說：
「今後不管什麼時候，我都願意高興地會見你。」
但是，不能忽略的是，在羅斯福總統向野村表示那種關切之情，以及在美國西海岸和夏威夷受到空前歡迎的盛況的背後，卻潛伏著一股冰涼的暗流。
羅斯福總統當時的判斷是，日本將向海南島（中國廣東省南部）、斯普拉特利島（中國南海的南沙群島）、印度支那和泰國進軍，在這種形勢下，儘管日本的南進時急時緩，但它大體上已成為日本的既定國策。要想制止日本的這種行動，單靠進駐夏威夷的太平洋艦隊的實力，那是不夠的。他認為：有必要把艦隊的部份兵力（約四艘巡洋艦、九艘驅逐艦和兩艘航空母艦）派往遠東活動。
關於這個問題，海軍作戰部部長史塔克對總統的想法表示反對。在二月十一日野村到達華盛頓的那一天，他曾向總統提出了一份備忘錄。在這份備忘錄中，他說：
「向遠東派遣一支小部隊，恐怕非但不會收到抑制日本的效果，反而會有促使日本採取敵對行動的可能性。」
對此，最後決定派遣部份艦隊前往澳大利亞進行「友好訪問」。
華盛頓海軍當局未能同意太平洋艦隊司令理查森的這樣一種看法：敵人在戰時不可能將航空母艦駛到珍珠港附近活動，因而沒有必要設置那種使珍珠港的使用受到更多限制的防魚雷網。於是，海軍作戰部部長史塔克便把二月十七日的一份機密文件發給各海軍軍區司令，命令他們：
「對使用防魚雷裝置來保護自己管轄區內的港灣，特別是保護停泊在艦隊主要基地內的大型艦艇這一問題，要進行調查研究，並提出意見。」
史塔克在這份文件中談到：「不能因為艦艇停泊在水深十噚（十八點三米）的水域中，就自以為太平無事，不會遭到魚雷轟炸機的攻擊了。」接著他又補充說：
「英國航空母艦（艦載飛機）在塔蘭托海戰中施放的魚雷，大多在水深十三噚（二十三點八米）到十五噚（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