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元旦剛過不久，一月七日的那一天，千葉縣木更津基地的海軍航空隊雄鷹，迎著寒風，首次飛行，對帝國首都進行訪問。飛在機群前負責指揮的是該航空隊司令海軍大佐久邇宮朝融王，尾隨在他後面的是在日華事變（指日本帝國主義策劃的「七．七」蘆溝橋事變。——譯者）中立下赫赫戰功的三十六架「越洋轟炸機」。
這一天，強大的日本帝國海軍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大將，正在旗艦「長門號」——停泊於豐後海峽（四國和九州之間）佐伯灣內——的司令長官室裡，聚精會神地揮筆疾書。
山本司令長官正以他那特有的犀利筆鋒，寫著一封具有歷史意義的信。他在這九張海軍公文紙上寫成的，是上書給當時的海軍大臣及川古志郎大將（一八八三年至一九五八年，一九四○年九月起到一九四一年十月，在近衛內閣期間任海軍大臣。——譯者）的「關於戰備意見」。這些意見是山本經過長時間的周密研究和深思熟慮後得出的結論。在這封信中，山本第一次正式表明了自己對夏威夷作戰的設想。
山本的信，開頭這樣寫道：雖然任何人對緊張的國際形勢都無法正確預測，但是，「作為海軍，特別是聯合艦隊，毋庸置疑，應該以對美英作戰之決心，轉入認真備戰並制訂作戰計劃之時期」。接著，他便分為「戰備」、「訓練」、「作戰方針」和「開戰之初應採取之作戰計劃」四部份來闡明自己的信念。
關於「作戰方針」，山本擯棄了日本海軍傳統的正統派戰略，即：（日本艦隊）待美國艦隊前來進攻後再在西太平洋迎擊美國艦隊，並通過艦隊決戰予以殲滅，主張「開戰之初，就猛攻猛打，摧毀敵主力艦隊，使美國海軍與美國人民的士氣沮喪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接著，山本強調指出，在實行這一作戰計劃時，「要有在開戰之初就決一勝敗之思想準備。」在第四部份的「開戰之初應採取之作戰計劃」中，他還把具體進行作戰的要領，分三種情況作了詳盡的論述：
第一種情況：如敵主力艦隊的大部份停泊在珍珠港內，則「用飛機編隊將其徹底擊沉並封閉該港」；第二種情況：如敵主力艦隊停泊在珍珠港外，則「按第一種情況處理」，第三種情況：如敵主力艦隊提前從夏威夷出發前來進攻，則「出動決戰部隊予以迎擊，一舉將其殲滅之」。
關於在第一、第二種情況下使用兵力及其任務問題，山本這樣寫道：
一、使用第一航空戰隊（艦空母艦「赤城號」、「加賀號」）、第二航空戰隊（航空母艦「蒼龍號」、「飛龍號」），萬不得已則只使用第二航空戰隊，在月明之夜或黎明之時出動全部航空兵力，對敵艦進行強攻（突然襲擊），以求全殲。
二、一個魚雷艦戰隊——它在航空母艦遭到敵機反擊而不可避免地沉沒時，負責營救艦上人員。
三、一個潛艇戰隊——它逼近珍珠港（及其他停泊艦隻的地方）附近，迎擊倉皇出動之敵艦，若可能，則在珍珠港口斷然擊沉敵艦，以此來封閉港口。
四、運輸部隊——它由幾艘加油艦充任，以便供應燃料。
如回顧一下，我國早在一九○七年四月就制訂了守勢作戰方針。這一方針是：日本海軍根據我國確定的「國防方針」和「用兵綱領」（指陸海軍根據國防方針的用兵大綱），把美國視為假想敵國，並以美國海軍作為主要目標來調整軍備，迎擊美國艦隊於日本近海。另一方面，美國早在日俄戰爭（一九○四——一九○五年）爆發兩個月後的一九○四年四月，就已經著手研究《橘子計劃》（對日作戰計劃）了。因此，美國方面要比日本早三年就做好了應付日美之間一旦事態惡化的準備。
儘管如此，但我國海軍的對美作戰要領，卻因為武器和技術的日甚一日地進步和發展，特別是飛機和潛艇的迅速發展而有所變化，這是不言而喻的。這一點也清楚地反映在日美兩國艦隊預期進行決戰的水域上。
日本起初採取的方針是：在小笠原群島一線配備警戒部隊，以搜索前來進攻的美國艦隊，而在奄美大島附近待命的我主力部隊則朝敵主力的前進方向出擊，並全力以赴地進行決戰。後來，這條警戒線逐漸向前推進，原來所預期進行決戰的水域也就隨之東移。在一九三四年左右，這個海域已移到小笠原以及包括馬里亞納群島在內的以西一帶；而到一九四○年左右，又向前推進到馬紹爾群島以北和馬里亞納群島以東的東經一百六十度以西的水域。
這樣，對美作戰要領雖然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發生變化，但從一九○七年開始確定國防方針以來，對橫渡太平洋西進的美國艦隊進行迎擊作戰——日本海軍稱之為「邀擊作戰」——的這一積極防禦的基本戰略，卻沒有任何改變。於是，它就被當作日本海軍傳統的正統派的對美戰略思想而發展起來，結果，我國海軍軍備、艦隊編制、教育訓練等等都是以此為基礎而進行的。
然而，在日本海軍中，即使已為這種迎擊作戰的思想所統一，後來由於航空的迅速發展，還是有人對這種傳統的對美戰略表示了不同意見。尤其是在航空人員中間，抱這種不同意見的人特別多。
到了一九三四年左右，他們認為用空襲的辦法可以擊沉戰艦，於是開始主張「發展飛機，停造戰艦」。一九三五年左右，一部份航空人員甚至設想對珍珠港進行空襲。然而，這種想法儘管還不能動搖那些信奉「大艦巨炮主義」的海軍主流派的思想，但也不能否認，它在用兵思想的研究方面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海軍在對美用兵思想發生如此混亂的一九三六年所取得的成果，正是由於我國海軍大學這一研究海軍用兵作戰思想的最高學府進行了「對美作戰研究」；而不是部份航空人員等所鼓吹的——從大艦巨炮主義的主流派看來——那種「唯我重要論」。在這次研究中，明確地提出了在開戰之初就對珍珠港進行空襲的設想：
「在敵之主力艦艇，特別是航空母艦停泊於珍珠港內時，要有這樣一種開戰的思想，即乘敵不備，用飛機進行襲擊。……」
當時的海軍航空兵本部部長山本五十六認為：過去正統派對美國的戰略思想——待敵艦隊前來進攻後，把它引到我國近海，然後艦隊以戰列艦為核心進行決戰，殲滅敵艦隊——是被動的，要是採取這種「被動打法」，不但難以取勝，而且還會陷入持久戰和越來越困難的境地，以致最後不得不投降。特別是在今天航空發展的情況下，也許不會出現像日本所期待的那種艦隊決戰的情況。作為日本來說，它的國力和軍事力量方面遠遠不如美國，除了在開戰之初就積極作戰，先發制人，迫使敵人始終處於守勢之外，恐怕再也找不出其他可以戰勝美國的辦法。
在一九三九年的平沼內閣時期，日本國內曾圍繞日德義三國同盟問題一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亂。當時擔任海軍次官的山本五十六就曾提出：我國不應為德國火中取栗，不能圍攻英美，把它們推到對立面去，也就是說，不要結成一個必然導致太平洋戰爭的同盟。這是他懷著一片憂國的真誠心意和以遠大目光對國際形勢所作的客觀判斷，他就是根據這一判斷，為國家的前途擔憂。山本甚至在遺書中這樣寫著：「…在戰場上英勇奮戰，慷慨捐軀並不難，難的是一貫忠心耿耿、力排庸俗議論，死而後已。」他頂住來勢兇猛的潮流，在贊成結成同盟的那些人的法西斯攻勢面前巍然不動。
山本從次官室——面向海軍省的院子——的暗淡氣氛中解放出來後，被任命為海軍軍官最高榮譽的聯合艦隊司令長官。當他來到為海面的反光照射得很耀眼的「長門號」旗艦就職的第二天（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國際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爆發了歐洲戰爭，它以後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堅持反對日美開戰的山本，不得不認識到：戰局這樣日益擴大，如萬一再發生意外事態，日本的主要敵人恐怕就是美國了。
如果真這樣，日本海軍想要依靠過去那種傳統的迎擊作戰方針取得勝利，看來是相當困難的了。那麼用什麼方法才能肩負起指揮大型艦隊來保衛海疆之重任呢？
山本自就任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以來，儘管對自己啼笑皆非的命運牢騷滿腹，但他迫於形勢，不得不日夜默默地冥思苦想，以構思出一個能穩操勝算的對美作戰方案。一九四○年三月，山本通過靶艦看到一隊隊機群在統一指揮下出色地進行白天魚雷攻擊的訓練，心裡十分高興，不由得自言自語地對他身旁的參謀長福留繁少將說：「參謀長，難道就不能用飛機進攻夏威夷嗎？……」
這句話，山本第一次說出了要通過航空兵力進攻夏威夷。山本也許已作出這樣判斷：要是對夏威夷進行突然襲擊的話，我海軍航空部隊的攻擊力量能夠取得其所期望的戰果。
然而，不管怎麼說，夏威夷畢竟太遠，而且又是美國海軍的重要基地，它肯定戒備森嚴。要接近夏威夷，那就得在三千海里以外發動進攻，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