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要是作為德國人經歷過最近七十年的話，他就要不斷地反覆探討這個問題：德國怎麼會遭到這場災難的，根源在哪裡？接著他要問：人們難道不能從這個根源中為未來吸取一些教訓嗎？
只有對歷史進行精細的研究，弄清楚歷史的真實情況，才能夠最大限度地找到關於這一問題的客觀答案。這種研究必須以當事者那時所知道的情況為基礎而不能以我們今天所知道的為基礎。這種研究必須著眼於當時現實的特定環境，而不能把過去的情況混同於今天幾乎完全不同的情況來加以評論。
我不是歷史學家，因此，我只能以我個人的見解和我個人的經驗來對第三十七個問題作部分的解答。
由於美國參戰，我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從根本上失敗了。美國越過大西洋到歐洲大陸來發展它的強大勢力，這是一種危險，而我們低估了這一危險。而這卻決定了法國戰場上對我們不利的形勢。
此外，同英國這個海上強國交戰，也是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因素，然而，我們沒有在政策上採取一切措施來加以避免，其原因正如我們今天所認識到的，在於我們的大陸思想；一九一四年戰爭開始時，德國皇帝和大部分德國人的行動使我們相信，這場戰爭要不了幾個月。我們除了相信我們能夠迅速而勝利地進行陸戰以外，還相信，在海戰方面迅速打敗英國艦隊將會取得軍事上、政治上的巨大成果，從而勝利地結束對英國的作戰。但是，我們沒有看清楚，只要德國艦隊駐紮在北海，不去對英國的生命線——大西洋海上要道——發動進攻，那末，英國人就沒有必要從戰略上被迫進行一場海戰。可是，鐵必制艦隊不能做到這一點，因為艦隻的活動半徑太小，航行持續時間太短。——這樣，德國艦隊在對英作戰的戰略上起不了決定性的作用。把艦隊駐紮在北海，對英國來說並不是主要危險。
在戰爭期間，為了在英國的通商航道上進行決定性的進攻而製造的德國潛艇，在一九一七年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後來的失敗，那是由於英國實行了護航制，而德國方面則由於當時缺乏無線電指揮技術而不能把潛艇集中起來同英國護航艦隊交戰。
到了一九一八年，對德國人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已經十分明顯，這時候，人們就期望，也許能在美國總統威爾遜所宣佈的「十四點建議」中對待敵友雙方都做到公正無私的那種理想的基礎上，與戰勝國達成公正的和平，簽訂一項和平協定，這項協定能夠真正帶來和平並同宿敵取得和解。
但情況並非如此。凡爾賽和約規定，德國是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罪魁禍首，因此，德國必須無條件地支付賠款。德國的東部、西部和北部的領土都被割去。德國在國外的全部私人財產都被沒收。德國軍隊縮減到十萬人，禁止設置總參謀部，不得建立德國空軍和建造潛艇。
很清楚，德國各階層人民都認為凡爾賽和約的條件是不公平的。只是在敵方的壓力下，德國政府才被迫在凡爾賽和約上簽了字，不然的話，就要對德國繼續實施飢餓封鎖並進行全面的軍事佔領。這一和約的簽訂是不合理的，它成了新成立的德意志共和國的內政負擔。所有具有民族感的德國人都希望從凡爾賽和約苛刻的條款中解放出來，拒絕單獨承擔戰爭罪責。凡爾賽和約是出於政治上的原因把戰爭罪責強加給德國人民的，事先並沒有進行公正的調查，而有關戰爭爆發的全部文件都可以提供出來作為調查之用，從而把這個問題弄清楚。
這樣，凡爾賽和約並沒有給世界帶來和平，在經濟方面也是如此，甚至對戰勝國來說也沒有帶來好處。到了一九三一年底，德國失業人數增加到五百多萬。在這樣一種形勢下，右翼的國社黨和左翼的共產黨在德國人民中間得到普遍的擁護，這有什麼好奇怪的呢？一九三○年九月的國會選舉使國社黨人從原先的十二席上升到一百零七席。他們提出的關於實現德國人民的團結並把德國人民從凡爾賽和約下解放出來的綱領使他們贏得了很多選票，這些選票過去一直是投老牌資產階級政黨的。共產黨人在九月選舉中由原先的五十四席上升為七十七席，面對這些數字，承擔共和國的內部安定和國家安全重責的德國國防軍既是高興、又是憂慮地注視著這一發展。這兩個政黨正在不可遏制地日趨強大。毫無疑問，德國國防軍寧願讓民族的國社黨取得統治地位也不願讓國際的共產黨佔上風。
大家都記得，那時國社黨的各種傾向開始時並不是一目瞭然的。
這首先表現在阿道夫‧希特勒本人身上。他在德國人民大眾面前只顯示了他的好的一面。今天我們知道，希特勒有「魔鬼的性格」，這種人的性格除了好的一面以外，同時伴有特別兇殘的一面。這種魔鬼的性格使他在掩蓋這種兇殘的品性時無須喬裝，這種雙重性使他在心理上有可能在一種品性佔上風時就完全排除另一種品性。這就是為什麼直到戰爭結束時，甚至連希特勒周圍最親近的人都不能完全瞭解他的原因。
就這樣，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了，從這時起直到一九三九年，他的政治成就是非常巨大的：消除了失業現象，經濟走向高漲。希特勒的外交成就也是異乎尋常和眾所周知的。這些成就當然得到了德國人民大眾的歡迎。在歐洲，德國在合併奧地利、佔領捷克斯洛伐克之後，其勢力擴大到這樣的地步，以致德國政府只有在對外政策上進行克制才是正確的。因為其他國家，特別是英國，對德國在歐洲的壯大毫無疑問是竭力反對的。
但是希特勒完全沉湎於大陸思想，低估了英國的敵對態度。這樣就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它違背了德國大多數人民的願望，也可能違背了希特勒的本意。
這次戰爭我們又失敗了。這就需要進行一次徹底的歷史研究，查明一切原因並反覆地加以思考。但是，即使這樣，我們也難以斷定，由此而得出的關於戰爭失敗原因的總的歷史判斷，是否絕對適用於一切方面。何況，即使有了已經發生過的真實情況也不能證明，如果事情不是這樣處理的話，那末它的結果是否會這樣或那樣而不會是另外一個樣子。
但我相信，如果希特勒對這場海戰——大西洋戰役——的意義能及時地正確地理解的話，那末，戰爭肯定會出現另一種局面。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如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這位陸軍人員於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一日在英國上院的一次演說中所說的那樣：「歷史的重大教訓是，對方實行陸戰戰略是註定要以失敗而告終的。第二次大戰從根本上看，是一場爭奪海上航道控制權的鬥爭。」
當然，德國政府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這種大陸思想並不是兩次大戰失敗的唯一原因。毫無疑問，更深刻的原因需要從我們民族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去尋找。
德意志各民族在長達幾百年的歷史過程中一直沒有真正實現民族的和政治的統一。德國位於歐洲中部，德國邊界會受到來自各個方面的威脅。正是由於德意志各民族分居於不同的特定的邊界地區，因此，他們的政治態度也就各不相同。
例如，普魯士對俄國的政治態度不同於巴伐利亞對俄國的政治態度，巴伐利亞和德國西部對法國的政治態度也不同於普魯士對法國的政治態度。
英國是一個島國，它的邊界受不到威脅。同樣，法國就其地理形勢來看，也能非常容易地把全體人民統一起來並制定一個全民族的統一的政策，而這種狀況，幾百年以來，直到德國在一八七一年實現（而且也只是在奧地利從德國分離出去的情況下實現）統一以前，都是這樣的。
德國在統一方面的缺陷妨礙了全體德國人民鑄成政治上的統一的性格，即鑄成有政治涵養的性格，而不是那種無節制的感情衝動的性格。
這種歷史狀況使得德國在政治上至今還有許多錯誤。但從另一方面來說，當然不僅是德國，其他國家在政治上也犯過錯誤。因為任何人都無法預見到未來，在政治領域內也不例外，所以，每個國家總是會重複地犯政治上的錯誤。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治家們盡可能地從客觀的現實出發而絕不能憑空想或感情衝動來估量當時的局勢，作出政治上的決定。
概括起來說：正如我們今天事後所知，我們在一九一四年與英國交戰是一個錯誤，因為我們只有一支能在北海作戰的艦隊，根本沒有做好對英國這個海上強國作戰的軍事方面的準備工作。
簽訂凡爾賽和約是一個錯誤。它帶來的不是和平，而是經濟衰退，特別是給德國造成了內政、外交方面的惡果。歸根結蒂，它也是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原因之一。
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個錯誤。對此，德國的政治領導人其實不管在任何情況下都應加以避免的。德國在歐洲的實力迅速增長，從政治上和歷史上來說，必然引起英國的敵視，但英國對德宣戰和英國長期不和解地把戰爭打下去，這對英國本身和整個自由世界來說，也是一個錯誤：英國從此失去了它的世界霸權地位，歐洲則失去了它在全世界的領導作用。
英國人和美國人要我們「無條件投降」以及後來一九四五年德國的徹底崩潰，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