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政府綱領是很簡單的。我願意盡快地結束戰爭，但主要的著眼點還是在於把盡可能多的人從東方拯救到西方。
實際上這也是我在領導海軍的最後幾個月中所一直追求的同一目標。但現在不同於過去幾個月。大批的難民和東線的德國士兵已經離英美佔領區愈來愈近，他們也許還有可能在投降以前就到達西方，從而這個地區的戰爭有可能立即結束。
因此，我必須使我的投降方案適合於救人這一目的。我試圖採取相應的步驟來打動西方同我簽訂特別投降協定。對我來說，盟國自一九四三年二月以來就提出的全線投降的要求，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仍然是不可能立即接受的。如果接受下來，我就不得不把至今尚在蘇占區的德國士兵交給斯大林。目前還在東方的那些難民也根本不再有可能逃回西方了。
為此，我試圖先讓德國西北集團軍群與蒙哥馬利元帥領導下的英國人實行停戰並談判部分投降。但是，如果我們已不能或已不必為了守住盧卑克和漢堡之間的大門而在易北河畔繼續作戰，以便把正在撤退的大批士兵和仍還待在梅克倫堡這塊未來的蘇占區的難民拯救到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英佔區去，那末，對我來說，這就成問題了。
向英國人部分投降的這一決定是我打算結束戰爭的方案的第一個步驟。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晚，即希特勒任命我為他的繼承人的電報到達後不久，我向共事多年的老同僚戈特海軍少將用以下的話概括了這一決定。他馬上就將這些話寫進了筆記本：「結束吧！這場英雄之戰已經打夠了。保護人民的財產，停止無謂的流血犧牲。為拯救人們——士兵和平民——免遭布爾什維主義的統治而繼續與東方作戰。特別要考慮到在梅克倫堡的難民、在勃蘭登堡的文克集團軍和在保護國【一】的舒埃納爾集團軍群；要在易北河畔勞恩堡繼續作戰，以便讓盧卑克與勞恩堡之間的大門敞開。」
【一】指捷克斯洛伐克——譯者。
只要易北河畔勞恩堡那裡已無必要繼續進行戰鬥，就可以立刻同蒙哥馬利談判投降，我在四月三十日晚約請馮‧弗雷德堡海軍上將於五月一日從基爾到普倫來找我。我打算委派他作為我方代表與英國司令談判，並盡早地告訴他此行的任務。
這是我在四月三十日晚所作出的關於人事關係方面的第一項指示。至於其他人事安排有以下幾點首先應該提及的：四月三十日下午，我在盧卑克希姆萊那裡。他在那些尚未被敵人佔領的區域內還有充分的權力。與他相反，我在陸上是毫無權力的，因為海軍已投入海上作戰，海軍師團被派去幫助陸軍制止俄國在東方的推進。在盧卑克的那天下午，我得到這樣的印象：當希特勒決定撤銷戈林為他的繼承人以後，希姆萊以為他將成為希特勒的繼承人。因而在希特勒任命我為國家元首之後，我感到首先有必要與希姆萊取得諒解。同希姆萊合作，對我來說，是不太容易的。我的政治觀點使我難以同這個納粹警察頭子共事，儘管我還不知道他在集中營和屠殺猶太人方面所犯下的罪行。四月三十日晚，我委託我的副官打電話給希姆萊，請他當天晚上到我這裡來。希姆萊拒絕了我的副官的邀請，於是我就親自打電話給他。他答應了，當天夜裡十二點鐘左右他在六名武裝黨衛隊軍官的陪同下來到我這裡。
看來他預料到在我們之間會發生什麼爭執。海軍作戰部領導人邁澤爾海軍上將也擔心我會同希姆萊發生什麼爭執，他事先就派遣防衛漢堡的一艘潛艇上的全體士兵到普倫來保護我，因為我在那裡的營房裡工作一直是無人警衛的。希姆萊跨進了我的工作室。在此我想說一點歷史事實：當時我把手槍放在寫字檯上一張拱起的紙下面，打開保險，準備隨時射擊。我將當晚希特勒拍來的電報給他看。希特勒在這份電報中指定我為他的繼承人。他讀了電報，臉色發青，然後站起來鞠了個躬，對我說：「請讓我在您的國家裡當個第二號人物吧！」我明確地拒絕了他的這一要求。經過長時間的談話之後，他沒講一句要反對我的話就灰心喪氣地走了。我鬆了一口氣，儘管我不能完全肯定希姆萊是否還會反對我。這就是我當晚所作的第二個人事安排。第三個人事安排是，我命令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長官和參謀總長凱特爾陸軍元帥和約德爾將軍從來因斯貝格到普倫我這兒來。因為不言而喻，我必須不斷地、清楚地瞭解軍事形勢，以便能作出正確的決定。
第四個人事安排是，委託我的副官打聽馮‧牛賴特男爵的下落。這位德國的前任外長與我相識多年，我想讓他來擔任我的政治顧問。但是，沒有找到牛賴特。我拒絕了裡賓特洛甫的由他當外交顧問的自我推薦。這時，我就請迄今擔任財政部長的施威林，馮‧克羅西克伯爵來我這裡，提議他擔任我政府的外交部長並代理帝國政府首腦。我把我結束戰爭的方案告訴他。他請求讓他考慮到五月二日，然後告知我，他願意接受我的要求。後來證明，我除了這樣做以外，別無更好的選擇餘地了。
這就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晚我所採取的一些初步措施的經過，這些措施都是為了日後貫徹我的意圖的。
五月一日早晨我收到了柏林帝國總理府發來的第二份電報。電文如下：「海軍元帥鄧尼茨（元首密令）：遺囑已經生效。我將盡快到您那裡去。在我到來之前，我建議您不要發佈這一消息。鮑曼。」
我從「遺囑已經生效」這句話中推斷，希特勒已經死了。我認為「在我到來之前，我建議您不要發佈這一消息」這句話是不對的。相反，在這一消息還未通過其他渠道和以其他不利的形式予以公佈因而引起混亂之前，我必須立即就把希特勒已死的事實和我的繼承事宜告訴全體德國人民。我的主要目的是，無論如何要防止發生混亂局面。我首先擔心的是德國武裝部隊，因為德國武裝部隊在國家元首希特勒死後就不受誓約的束縛了。如果這個事實以其他途徑通知德國士兵，那末其後果可能是使部隊土崩瓦解。
出於這些緣由，我於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在一篇廣播講話中向德國人民宣佈：「元首指定我為他的繼承人。在這命運攸關的時刻，我意識到自己的責任，因而接受了這一領導德國人民的重任。我的首要任務是拯救德國人，使其免遭向前挺進的布爾什維克敵人的消滅。為此目的，軍事戰鬥還要繼續進行下去。只要英國人和美國人阻撓這個目的的實現，我們也就不得不對他們繼續進行抵抗和同他們繼續作戰。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英美兩國的繼續作戰已不再是為了他們本國人民的利益，而完全是為了在歐洲散佈布爾什維主義了。」
對此，我於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向德國武裝部隊發佈命令：「元首指定我為他的繼承人和武裝部隊的最高統帥。我接受德國武裝部隊各軍種的最高指揮權，決心把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戰爭進行到正在戰鬥的部隊和德國東部地區的數十萬戶家庭能夠擺脫奴役和毀滅為止。只要英美還在阻撓我們進行反布爾什維克的鬥爭，我就得把戰鬥進行下去。」我要對德國武裝部隊說的話當然不止這些。在德國武裝部隊內部服從命令的義務問題以及由於希特勒之死而產生解除誓約的問題，使我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傷透腦筋。假如士兵們以為他們的義務已經擺脫，因而可以回家的話，那末我想避免的後果——產生混亂局面——仍然要發生，而且會犧牲一大批人的生命；另一方面，面對前線絕望的軍事形勢和土崩瓦解的陸軍部隊，要我通過士兵們的上級軍官使武裝部隊的士兵作出效忠於我的正式宣誓，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誓約問題缺乏自願和個人履行誓約的法律基礎，那末我必須對這個問題採取必要的解決辦法。因此，在五月一日，我在命令中告訴德國士兵們：「我要求大家遵守紀律，服從命令。只有無保留地執行我的命令，才能避免混亂和毀滅。今天誰要是逃避責任而給德國婦女和兒童帶來死亡與奴役，誰就是懦夫和叛徒。你們中間的每一個人對於元首的宣誓效忠，從現在起就得對我——元首指定的繼承人——效忠。」
隨後到來的那些多事的日子表明，武裝部隊的將士們都無條件地服從我並執行我的命令。
在我同凱特爾陸軍元帥和約德爾將軍關於陸上戰線的談話中十分清楚地表明，庫爾蘭集團軍和在東、西普魯士集團軍群的殘餘已經面臨絕境。但我知道，還應竭盡全力將這些士兵從海上撤回西方。與此相反，還在德國東線最北部的維斯杜拉集團軍以及仍然駐紮在南方的第九集團軍和第十二集團軍離英佔區和美佔區的分界線已經很近了，因而估計他們能在投降前得到西方的保護。
在舒埃納爾陸軍元帥領導下東進捷克斯洛伐克的中央集團軍群，看來情況有所不同。由於這一地區遼闊，與美佔區離得較遠，因此我認為迅速撤回這一集團軍群是必要的。凱特爾和約德爾的想法則不同。因為他們擔心從這條戰線撤回部隊，會使部隊土崩瓦解，並且必然會使其落入前後夾攻的敵人的手掌之中。因而我收回了根據我自己的意見而對中央集團軍群所作的相應指示，準備就這個問題與陸軍元帥舒埃納爾或是他的參謀長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