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七月，美國人終於成功地在北美東海岸為船隻航行實行了護航體制。此外，不言而喻，大部分在海岸附近航行的護航艦隊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陸上飛機的保護。因此，美國東海沿岸的海域，對德國潛艇來說，已不再是這麼有利的作戰區域了。由於必須作橫渡大西洋的長途航行，潛艇在那裡作戰就不再像一九四二年上半年那樣合算了。當然，如果斷定在這一海域出現了敵人防禦上的「弱點』，那末潛艇還得繼續利用這一海域作戰。
因此，根據我的經濟地打潛艇戰的基本原則，我從一九四二年七月起，又恢復了在北大西洋反護航隊的戰鬥，以取代潛艇迄今絕大多數在美國海域的戰鬥。正如上面所講的那樣，我把其餘的潛艇派遣到我認為防禦力量薄弱的海域去。
由於我們克服了一九四一年底至一九四二年初寒冬給新潛艇在波羅的海整訓時所造成的困難，從一九四二年下半年開始，出現了對潛艇作戰的多方面的有利條件。前一年冬天，因為波羅的海沒有漲潮和落潮，結冰後，船隻幾乎不能通航，大大耽誤了新潛艇的作戰準備工作。現在，從一九四二年七月至九月，每月有三十艘——這是異乎尋常的龐大數字——新潛艇開赴前線。這樣，我就能夠不斷地使用兩支潛艇艦隊投入對往返於美英兩國之間的大西洋護航隊的戰鬥。此外，我還能根據情況，迅速地調遣其餘數目可觀的潛艇到比較遙遠的、有價值的作戰海域去。加勒比海，甚至特立尼達島以東的海域，仍然被列為作戰區域，因為一九四二年七月美國在那裡還未建立護航體制。此外，我又派遣潛艇到弗里敦附近的海域去。我甚至派遣另一支潛艇隊到開普敦和位於印度洋的東非港口去，因為我覺得，儘管到那裡去的航途遙遠，但這些海域至今仍未觸發過潛艇戰，所以，目前在這些海域展開攻勢，是很有成功希望的。後來，潛艇在這些遙遠的海域內擊沉船隻的事實說明，這種看法是正確的。
增多潛艇的數量——這些數量終於達到了——除有上述好處外，還為潛艇戰提供了另一有利條件。海軍總司令部的監聽和破譯敵人無線電報的「觀察站」，成功地截獲了英國的密電碼。因此，我就能經常及時地得到關於英國護航隊位置的可靠情報。
儘管一九四二年夏天出現了這些對潛艇戰有利的條件，但另一方面，我完全明白，作戰本身，尤其是對護航隊的作戰，變得日益困難了。作為作戰戰術的先決條件的潛艇水面機動性，由於以下兩個因素而受到愈來愈大的限制。
一、英美飛機的作戰，敵人對大不列顛以西和美國以東海域進行的空中監視和空軍對護航隊的直接保護日益加強。大西洋中部海域的所謂「空白區」，即英美四引擎陸上遠程飛機迄今不能進行持續監視或對那兒的護航隊不能提供保護的海域，變得愈來愈小了。下列數字可以說明這種陸上遠程飛機活動半徑的擴大情況：一九四一年，沒有一架陸上遠程飛機能被派往離海岸只有四百至五百公里的地方去作戰，而一九四二年卻相反，我們不得不確認，四引擎陸上飛機能從位於北美、格陵蘭、冰島、北愛爾蘭和弗里敦的機場起飛，到達八百里外的地方投入戰鬥。
二、護航隊中的護衛艦以及投入戰鬥的飛機配備了短波儀——雷達，這是造成潛艇戰困難重重的第二個原因。
雷達的這一發展，使得我們從一九四二年起日益感到不安。在這一時期，我們已經遇到這種情況：例如，飛機在夜間出其不意地飛近潛艇。由於黑夜，飛機無疑只有通過雷達才能確定潛艇的位置。對潛艇來說，卻不能事先確定飛機的位置。但我們通過安裝在潛艇上的無線電測量觀察儀，終於能夠知道，敵人何時發出了相應的反潛艇測位波，接著，潛艇就能及時地潛入水中，避免接踵而來的轟炸。正如英國海軍歷史學家羅斯基爾在他的《海戰》一書中所寫的那樣，我們由此成功地挫敗了英國在比斯開灣對來往該處的潛艇所發動的規模較大的首次空中襲擊。
然而，我們後來不得不確認，儘管我們有無線電測量觀察儀，但敵人對我們冒出水面的出乎他們意外的潛艇的方位又能加以測定了，看來，這種測位的方法是用其他短波進行的，而這種短波用我們的接收儀不能測量出來。我們今天知道，他們使用的是十公分波長的儀器，這種儀器對於後來德國水面潛艇戰遭受失敗也起一定的作用。
現在再回過頭來談談一九四二年下半年的情況。儘管在反護航隊的戰鬥中出現了這種困難，但另——方面，每艘潛艇的效率，即所謂「潛力」——每個航海日擊沉總噸位的戰果——仍然保持同樣高的水平。德國潛艇每個航海日擊沉的噸位是：一九四二年七月，總噸位為一百八十一噸；一九四二年八月，總噸位為二百零四噸；一九四二年九月，海濤洶湧，風暴頻繁，總噸位為一百四十九噸。
德國潛艇的損失率沒有顯著增加。一九四二年一月至七月，在美國防衛力量極其薄弱的情況下，損失率只有百分之三點九，一九四二年七月至十二月損失率增加到百分之八點九，而這一數字仍然比一九三九年的百分之十七點五低得多，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同樣要比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低，在那兩年，海上作戰的潛艇每月的損失率達百分之十三點四和百分之十一點四。
所以，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在反護航隊的戰鬥中，儘管戰果時大時小，但平均起來仍然取得了很好的成績。我設法把潛艇巡邏隊佈置在盡可能遠的西面，去攔截在北大西洋由西往東航行的護航隊。這樣做的一個目的是，使將要投入這次反護航隊戰鬥的其他潛艇有足夠的時間也能從更遠的崗位上調往已被發現的護航隊那裡。另一個目的是，當這支護航隊在大西洋中部進入上述陸上飛機所監視的空白區時，已經調去的潛艇立即靠近護航隊，接著就準備戰鬥。然後在這裡就進行了通常總要持續好幾天的潛艇進攻戰。同樣，我還設法盡可能遠地在大西洋東部測出由東往西，即由英國開往美國的護航隊來。
這樣，戰果總是輝煌的。這當然首先得歸於潛艇全體人員的戰鬥精神。沒有這種精神，即使有最優秀的指揮官也將一事無成。因此，單靠指揮官和下級士兵的軍事才能是不夠的，還必須具有自我犧牲的精神，我確信，這種精神在保衛自己的祖國和人民的戰爭中是必不可少的，並且意識到，它有比個人生命價值更高的倫理價值。這種意識和這種精神，對一支武裝部隊的戰鬥力來說是最為重要的。
但是，我對海戰的進一步發展愈來愈感到憂慮，以致我對我們當時所取得的戰果的滿意心情煙消雲散。敵人的飛機對北大西洋和南大西洋的所有海域的監視日益加強。對此，我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的作戰日誌中這樣寫道：「作戰困難在加重，照此發展下去，必然會導致巨大的、難以忍受的損失，降低戰果，以致大大減少潛艇戰的勝利希望。』英國海軍歷史學家羅斯基爾在他的著作第二卷第二百一十一頁上寫道：「鄧尼茨的作戰日誌的記錄表明，他對他的新攻勢的最初成果是並不滿意的。」
因此，即使當時情況仍然有利，以及隨著前線潛艇數量的終於增加，也可期望擊沉船隻數量的增加，但是，今後潛艇戰的問題，已經要求潛艇領導人立即加以考慮了。例如，怎樣才能防止敵人測出潛艇方位？我們試圖發展新的接收儀，用它來測出雷達測位的超短波。我們用一種防護物質塗在潛艇塔上，這種物質能吸收敵人發射出來的測位波，並使這種報告潛艇位置的測位波不再返回到敵人那裡去。遺憾的是，這種物質的吸收能力還不夠。我們首先考慮的是：我們如何能夠更有效地使潛艇免遭飛機的襲擊。我們給潛艇配備了較好的高炮裝置，當然，上面提到的期望發展一種對付測位波的接收儀，將首先用來保護潛艇免遭敵人飛機的突然襲擊。
因此，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儘管戰果輝煌，我卻充滿了對未來的擔憂。
在隨之而來的一九四三年最初幾個月，我們在反護航隊的戰鬥中能夠取得多大戰果以及敵人對大西洋戰役多麼無把握，這些我想在下面幾段中加以敘述。在這個世界的現實中，因而也在這次戰爭的現實中，情況往往是這樣的：人們不能預見將來，因為並非一切情況和決定事物發展的根源都能為人們所認識和預見。例如，當我們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取得成功後，英國海軍司令部就認為：他們已面臨失敗的威脅，由於德國採用潛艇結群戰術展開進攻，護航體制已經過時。就是說，在一九四三年三月他們還不知道，他們即將在一九四三年五月，也即兩個月之後，就能成功地粉碎德國反護航隊的潛艇戰。因此，直至出現這一轉折之前，表面情況看來有時完全兩樣。下面我想舉兩個例子說明。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底，我在加那利群島附近佈置了一支潛艇隊，這支潛艇隊應在一個南北走向的巡邏偵察地帶中途攔截由西面即由美國開往直布羅陀海峽去支持在北非的英美部隊的船隻。一九四三年一月三日，另一艘在特立尼達島附近作戰的潛艇——它離駐在加那利群島附近的那支潛艇隊西南方有九百里，即一千五百六十公里——發現了一支駛往東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