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先談點個人的事。
一九三五年春，我率領「埃姆登號」巡洋艦在錫蘭特林科馬利英國軍港停泊了十四天左右，在那裡，我們的軍艦進行了魚雷和火炮的射擊演習。在這段時間內，我與英國海軍司令、總督羅斯海軍中將之間的私人關係得到了發展。在我們停泊港口的日子裡，我每天到他和他尊貴的夫人那裡去作客，我很喜歡他那剛毅而敏銳的氣質。比如，這位海軍司令在談起英國對新加坡的政治前途的憂慮時，總是反覆地對我說：「我們需要一個希特勒！」當時希特勒的魔鬼性格的陰暗面還沒有為事實所揭穿，世界上大部分人就是這樣判斷這個人的。
有一天，我給羅斯司令看一封信，那是我的兩個兒子克勞斯和彼得寫來的，他們當時是十五歲和十三歲。他們在信中說：「爸爸，如果你隨『埃姆登號』在七月中旬到達威廉港的話，我們馬上駕駛我們的小帆船到波羅的海去玩上五個星期，因為我們漫長的暑假正好在你到達的那時候開始了。」我對羅斯司令說：「可是，一九三五年七月中旬，這正好是我出海將近一年的日子，我真想看一下德國的森林，到田野和草原上去享受一番。」但羅斯司令平靜地說：「不，艦長，你還是按照你孩子所希望的去做吧。他們如此喜歡在水上帆航度假，這是很好的，他們會從中學到各方面的東西。你們在旅途中停靠碼頭的時候，還可以讓他們見識一下別的國家和外國的文化。」羅斯司令講得對。在我返回威廉港時，我就滿足了我的孩子們的願望。我在威廉港的海軍參謀部任職的最後幾年中，總是把我的假期與孩子們的暑假安排在一起。在假期中，我們駕著威廉港遊艇俱樂部的一隻小小的但適用於航海的五十平方米的帆船，順雅得河而下，逆易北河而上，然後穿過基爾運河駛入波羅的海。孩子們使帆，但有時我也讓他們掌舵。他們經歷了海上各種好壞天氣，體驗了怎樣航海和入港，比如說，駛入丹麥群島海峽的狹窄的航道。他們看到了一些城市，如哥本哈根、赫耳辛格和瑞典的赫爾辛堡。不僅是孩子們，就是我也在每次帆航旅行中學習到不少東西。例如，船在十分狹窄的水面上轉向時，如果正好颳大風，就不可把帆收得太小，因為船在轉彎時一定要保持自身足夠的速度，否則船很容易被大風推往下風而擱淺。或者：颳起大風時，如果船速與滔滔巨浪的速度相差相當大，船就能越過那些面向大海的淺水區（如雅得海灣的淺水區）。如果船速與水流速度相差不大，船就幾乎肯定地要被驚濤駭浪所吞沒。
有一次，颳起了七、八級的西北大風，我因急事須趕回去，就架著帆船，頂著大風，經過雅得海灣的淺水區，向威廉港駛去。我只把前帆，一張很小的前帆，當作大帆用，這樣就使帆船的船速減慢，而滔滔巨浪就帶著它向前洶湧奔騰。我們就這樣幸運地到達了威廉港。
這樣的帆航旅行對孩子們來說不僅在航海方面富有教育意義，而且使他們體驗到，事實確如一句老古話所說的那樣：「作為標準的不是語言，而是行動。」一個年輕人縱使能說會道，自我標榜，自我吹噓，但是如果他在天氣惡劣的情況下，在遼闊的海洋上，乘坐在一隻需要費力操作的、前後左右劇烈顛簸的小船上，那末，馬上就可看出，這個可憐的大言不慚者是否真像他曾在岸上神氣活現地自我描繪的那樣一條好漢。我的妻子在帆船上照料我們的飲食。儘管我的兩個兒子不太贊成他們十八歲的姐姐參加帆航旅行——照男孩們的看法，她只是為了躺在船面上把自己曬黑以便變得漂亮些——但是我們大家還是喜歡這樣在一起度過我們夏日的假期。在這個時候，一家人才是真正不可分離了。因為當我們在海上時，誰要是對此不滿，只有跳出船外游水而走才能擺脫這種處境，而作這種抉擇，看來也未見得有什麼好處。
事情也就在一九三五年七月中旬發生了：我隨「埃姆登號」艦旅行歸來後馬上得到了休假，但這次帆航時間只有十四天，因為我另外還被邀請到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潛艇部隊去。他們的潛艇是德國的德意志造船廠建造的，他們的教官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卓越的德國潛艇指揮官瓦倫丁納。
有一點我想再說明一下：我很快就克服了一開頭由於不能再一次乘坐「埃姆登號」去東亞旅行而產生的失望情緒。我暗自對海軍總司令部說：你們等著吧，我要讓你們看看，我將用德國的新潛艇部隊幹一番什麼樣的事業，我要在潛艇的戰術和它的使用方面開出一條什麼樣的新路子！——我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就知道了我的新任命的就職時間是十月一日，這可非常之好，這樣就使我有時間把所有問題作一次檢查並親自把這些問題搞清楚。這樣，在十月一日以前我就制訂出一個詳細的訓練計劃？並仔細地考慮好我的打算：關於今後的潛艇建造、關於使用潛艇部隊的基本設想、關於新戰術的路子以及有關這一切方面的肯定是絕對必要的試驗。
度完我的十四天休假期後，我就前往君士坦丁堡，並在那裡的土耳其潛艇部隊待了幾天。在伊茲米特我又見到我們的老「戈本號」，現在叫「蘇丹‧亞武斯‧塞里姆號」，我應土耳其艦隊司令的邀請登上了這艘軍艦。
謝天謝地，午餐是土耳其式的，這種食物我曾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六年偶爾也嘗到過。在餐桌正中的一隻大盤裡盛著一隻羊頭作為冷盆。我們的東道主艦隊司令盛情地把這只冷羊頭上最珍貴的東西放到我的盆子裡：一對冷羊眼！我邊吃邊想，各個民族的口味在這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可以肯定說：什麼東西好吃，這在世界上是不存在什麼到處適用的絕對標準的。
現在回到本題：在三十年代，人們普遍認為，曾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當作十分有效的海戰武器的潛艇已經過時了。
在許多國家海軍中產生這種看法的主要原因是：英國人發明了一種超聲波的測位器，即所謂潛艇探索器。據他們說，用這種裝置可以確定距離幾千米遠的水下潛艇的位置。英國海軍部在一九三七年給英國護航委員會的報告中提到這一點，說：「潛艇再也不會像一九一七年那樣給我們造成困難了。」這就是說，英國海軍部不再把潛艇看成是危險的敵人了。對此，英國的海軍歷史學家羅斯基爾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第一卷中也說得很清楚。
當然，英國人已公佈了這種潛艇探索器的發明以及它的預期作用。
英國對潛艇價值的這種看法在德國海軍中也有影響。儘管當時海軍作戰部的伯姆海軍上校並不同意這種流行的消極觀點，可是在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的潛艇學校裡，那些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指揮官、老潛艇駕駛員仍對德國新潛艇人員訓誡說：「在水下進攻時，至少要與敵艦保持三千米的距離，否則你們就會被探測出來，接著就會受到敵驅逐艦的深水炸彈的攻擊。』。顯而易見，打這麼遠距離的目標，命中率是很低的，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只要對敵艦的航速或航向的估計有一點點誤差也會嚴重地影響效果。
有鑒於此，我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就任「韋迪根」潛艇小艦隊司令的新職後，我就命令：要加緊練習六百米近距離射擊。在這個近距離內，命中率是很高的。我認為，聲納測位器用於對付水下進攻不可能是絕對可靠的。海水的波動、水的不同密度、艦隻自身發出的噪音都無疑地會給潛艇探索器造成困難。只要我們還沒有進一步獲得有關英國的這種反水下潛艇裝置的情報，我就仍然認為上面所說的潛艇近距離進攻是切實可行的，也是正確的。德國的新潛艇部隊應該進行相應的訓練。這就是我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擬訂的計劃中有關水下進攻的第一要點。
現在來談第二點：魚雷的發明導致人們創造一種能把魚雷這種新式武器射向敵人的運載工具。這樣，在各國的海軍中就出現了魚雷艇。這種魚雷艇起初是一種很小的運載工具，船身淺，也就是說，甲板上沒有高的上層結構，夜間很難發現它，是一種很出色的魚雷運載工具。它由於夜間不易被察覺而可以駛近敵人，在短距離內十分有把握地發射魚雷。
近幾十年來，各國海軍為了勝過敵方魚雷艇的防禦炮火，或是為了使自己的魚雷艇具有更高的速度、更大的活動半徑和更好的適航性能，就把這種原先很小的魚雷艇的體積加大了。
這些新的特性確實是十分有價值的，但同時也出現了這樣的情況，即這些魚雷艇由於體積的加大而擴大了側面影像，在夜間較易被發現，因而它們就不能像以前那樣適合於夜襲了。人們還試圖用多艘魚雷艇的扇形射擊來彌補只能在遠距離射擊的缺陷。然而，儘管這樣，現代的魚雷艇從根本上來說已不再是夜襲中理想的魚雷運載工具了。
在這裡，我就來談談一九三五年秋天開始的對德國新潛艇部隊進行訓練的第二點。新式的潛艇由於具有足夠的水面速度而非常靈活，它是用於水面夜襲的一種出色的魚雷運載工具；因為這種潛艇在浮起時船身也幾乎完全沒在水中，只有它的狹長的瞭望塔高出在水面，因此它在夜間很難被發現。所以，在對德國新潛艇部隊的訓練中，潛艇的水面夜襲就成為一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