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遺囑是兩個文件。正如希特勒所希望的，遺囑已被保存下來。它們同其它的文件一樣，對於本書是很有意義的。它們證實了這個曾經以他的鐵腕統治德國十二年多、統治大部歐洲達四年之久的人物沒有從他的經驗中學習到任何教訓。即使是從多次挫敗和毀滅性的最後失敗中，他也沒有能夠吸取任何教訓。不錯，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曾回想起他年輕時在維也納街頭流浪的時代，曾回想起他早期在慕尼黑的喧鬧的啤酒館時代。他咒罵世界上一切的壞事都是猶太人幹的，不斷吹噓他那半瓶子醋的宇宙理論，嘆息命運再度擊敗德國，使它不能得到勝利和征服的機會。他把他對德國民族和全世界的遺言看作是對歷史的最後的呼籲。希特勒在這個遺言中，重彈他在《我的奮鬥》一書中的空洞的老調，又加上了些最後的謊話。作為一個已無可救藥地被絕對權力完全腐化了的醉心權勢的暴君的墓誌銘，這個遺言再也恰當不過了。
希特勒稱之為「政治遺囑」的東西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他對後代的呼籲，第二部分是他對未來的具體指示。
「自從我竭盡綿薄，在德國被迫參加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充當一名志願兵以來，已經有三十多年了。
在這三十多年中唯一指導著我全部思想、行動和生活的是我對人民的熱愛和忠誠。這種熱愛和忠誠給了我力量，使我能夠作出人世間最艱難的決定——
說我或者任何其它的德國人在一九三九年要戰爭，是不真實的。需要和煽動戰爭的，完全是那些猶太血統的或為猶太人的利益服務的國際政客。
我曾經為限制和控制軍備提出過無數次建議，這是後代任何時候也抹煞不了的，也不能把戰爭爆發的責任推到我的頭上。我也從來沒有希望在可怕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還會再有一次以英國或美國為敵的世界戰爭。時光會飛逝，但是在我們城市和建築物的廢墟上，對最終要負責任的人們的仇恨將永遠不會消失。他們就是對眼前這一切負有責任的人們：國際猶太人集團和他們的支持者。」
接著，希特勒重複了他的謊言：他在對波蘭發動進攻的前三天，曾向英國政府提出合理解決波德問題的辦法。
「僅僅由於英國統治集團需要戰爭，這才遭到拒絕。他們之所以需要發動戰爭，一方面是由於商業上的原因，一方面是他們受到國際猶太人集團的宣傳影響。」
其次，他不僅把千百萬人死於戰場和轟炸的「全部責任」，而且把他大肆屠殺猶太人的「全部責任」，都推到猶太人的身上。然後，他就談起他所以決定留下來與柏林共存亡的理由。
「這六年的戰爭儘管遭受種種挫敗，但終有一天會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爭取生存的最光榮、最英勇的表現而載入青史。在六年後的今天，我不能拋棄這個國家的首都——我要與千百萬留守在這個城市裡的人們生死與共。而且，我不會落到敵人手中。我知道他們正需要由猶太人導演一場新戲，來取悅他們歇斯底里的群眾。
因此我決定留在柏林，在我認為元首與總理職位已經不能維持下去的時刻，以身殉國。看到我們農民和工人的無比功勳和業績，看到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年輕一代所做的史無前例的貢獻，我將含笑與世長辭。」
遺囑再往下是號召全體德國人「決不放棄鬥爭」。他終於不得不承認，國家社會主義目前已經完蛋了，但是他向同胞們保證，由於士兵和他本人的犧牲，
「種子已經撒了下去，有朝一日會生長起來——在一個真正團結一致的民族中，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將要獲得光榮的再生。」
希特勒在臨死以前還要對陸軍，特別是軍官團，進行最後一次侮辱，他認為他們對這次慘敗負有主要責任。雖然他承認納粹主義已經完蛋，至少是暫時完蛋了，他仍然命令三軍將領：
「以各種手段加強士兵們對於國家社會主義的信仰，以便提高他們的抵抗精神，並特別強調這一事實：我，作為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創建者，寧願犧牲而不願怯懦地辭職或者投降。」
接著他就諷刺陸軍的軍官團：
「希望我們的陸軍軍官將來像我們的海軍那樣，把決不放棄一城一地看作是榮譽攸關的問題；尤其重要的是，指揮官們必須至死也要忠誠地克盡職守，做出光輝的榜樣。」
其實恰恰是希特勒的堅持要堅守「一城一地」、「至死」（如史達林格勒），才造成了軍事上的災難。但是在這方面，也正如在其它方面一樣，他沒有吸取到教訓。
他的「政治遺囑」的第二部分涉及繼承問題。儘管第三帝國已在烈焰和爆炸中化為廢墟，希特勒在沒有指定繼承人、決定繼承人所必須任命的政府組成人員以前是不肯死去的。首先他不得不將以前指定的繼承人除掉。
「在我去世以前，我將前帝國元帥赫爾曼。戈林開除出黨，並剝奪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日命令中授與他的一切權力——我任命鄧尼茨海軍元帥為德國總統和武裝部隊最高統帥。
在我去世以前，我將前黨衛隊全國總隊長兼內政部長海因里希‧希姆萊開除出黨並革除他的一切職務。」
他認為陸軍、空軍和黨衛隊的將領們都背叛了他，使他不能獲得勝利。因此他能夠選擇的繼承人只能是在他的征服戰爭中不能起大作用的小小海軍的首領了。這一選擇也是對陸軍的最後嘲笑，因為陸軍在戰爭中出力最大，死人最多。他還最後一次地譴責了自從建黨以來除戈培爾以外兩個最親密的合作者。
「戈林與希姆萊不僅對我不忠，還瞞著我，違背我的意志私自與敵人談判，並非法地企圖奪取國家控制權，從而給整個國家帶來了無法彌補的恥辱。」
在開除了叛國者和指定了繼承人以後，希特勒又指定了鄧尼茨的新政府的組成人選。他們都是「誠實的人」，他說，「他們會以一切手段完成繼續作戰的任務」。戈培爾將出任總理，鮑曼為「黨務部長」——這是一個新職務。賽斯一英夸特，這個奧地利的賣國賊和新近擔任荷蘭總督的劊子手，被任命為外交部長。斯佩爾，同里賓特洛甫一樣，被丟棄了。但是自從一九三二年被巴本任命為財政部長一直蟬聯到現在的施維林‧馮‧克羅西史伯爵仍將繼續保持他的職位。此人是一個傻瓜，但必須承認，他在盡力保全自己方面卻是個天才。
希特勒不僅任命了他的繼承人的政府，他還給它下了一道最後的典型的指令。
「最重要的是，我命令政府和人民要竭盡全力擁護種族法律，無情地打擊一切民族的毒害者國際猶太人。」
交待了這一點之後，這位德國最高統帥就完了。時間是四月二十九日，星期日，早晨四點鐘。希特勒把戈培爾、鮑曼、克萊勃斯將軍和布格道夫將軍召來做見證人，他在「政治遺囑」上簽了字，然後他們也在這個文件上簽字。隨後他又迅速地口述了他的私人遺囑。在這一部分遺囑中，他回顧了他的奧地利下層中等階級的出身，解釋他為什麼要結婚，為什麼要同他的新婦一道自殺；他還處理了他的財產，他希望這筆財產足夠使他的遺族維持溫飽的生活。希特勒倒是沒有像戈林那樣利用他的權勢為自己撈一筆大財。
「在鬥爭的年代中，我曾認為我不能承擔結婚所給我帶來的責任，但是現在，當我生命行將結束之際，我決定與我有過多年真誠友誼並自願在柏林已遭圍困之時來到這裡與我同生共死的女人結婚。她自願作為我的妻子同我一道死去。這就彌補了由於我服務於人民而進行工作給我們兩人所帶來的損失。
我的所有財物，不論其價值多少，都屬於黨，如果黨不存在了，就歸國家。假如國家也滅亡了，那我就用不著再交待了。我這些年來所收集的繪畫從來沒有打算作為私藏，而完全是為了在我的故鄉多瑙河畔的林嗣建立畫廊之用。」
他指示遺囑執行人鮑曼：
「把所有值得作為私人紀念品的東西交給我的親屬，並給他們一筆足夠維持一個小資產階級生活水準的費用——
我的妻子同我決定死去，以免遭受被推翻或者投降的恥辱。我們希望我們的遺體將在我服務於人民十二年來進行大部分日常工作的地方立即火化。」
希特勒在口述兩份遺囑之後已經精疲力竭，回到室內睡了。這時天已破曉，曙光照到他生命中最後一個安息日的柏林。全城被濃煙籠罩著。俄國人大炮的直射程之內的房屋在倒塌、焚燒。他們離威廉街和總理府已經不遠了！
希特勒睡覺以後，戈培爾和鮑曼就馬上忙碌起來。希特勒在他們作為見證人簽過字的「政治遺囑」中，曾明確指示他們兩人離開柏林參加新政府。鮑曼十分樂意服從這一指示。儘管他對元首忠誠，但是如果他能避免的話，他是不想同元首一道同歸於盡的，他一生中唯一希望的是在幕後指揮的權力，也許鄧尼茨仍會給他這種權力。這是說，如果戈林在得悉元首去世的消息後不篡奪寶座的話。為了確保戈林不致篡奪，鮑曼馬上給在伯希斯特加登的黨衛隊打了一個無線電報。
「——如果柏林和我們淪於敵手的話，必須將四月二十三日的賣國賊消滅。戰士們，負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