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希特勒也是說到做到的。
納粹對待自己的德國同胞的野蠻，這時達到了頂點。在瘋狂的逮捕之後，接著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嚴刑拷打、草率的審判和死刑的宣佈。死刑的執行大多數是緩慢地絞死，把死難者用鋼琴琴弦吊在從肉鋪和屠場借來的肉鉤子上。嫌疑犯的親戚朋友，成千上萬地被抓起來送進集中營，許多人就死在集中營裡。少數有勇氣掩護逃犯的人都被立即處死。
希特勒在萬分震怒和難以饜足的報復慾望支配之下，拚命督促希姆萊和卡爾登勃魯納，更加努力去搜捕所有敢於謀害他的人。他親自定下了處理這些人的辦法。
在拉斯登堡爆炸發生後舉行的最初幾次會議中，有一次他咆哮說：「這回對罪犯要毫不客氣地幹掉。不用開軍事法庭。我們要把他們送上人民法庭。別讓他們發表長篇演說。法庭要用閃電速度進行審判。判決宣佈兩小時之後立即執行。要用絞刑——別講什麼慈悲。」
這些來自上面的指示，都由「人民法庭」庭長羅蘭‧法賴斯勒嚴格地執行了。法賴斯勒是一個卑鄙惡毒的狂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當了俄國的戰俘，成了一個狂熱的布爾什維克。後來，即使在一九二四年他成了一個同樣狂熱的納粹份子以後，他還是赤色恐怖的熱烈崇拜者和這種恐怖統治方法的熱心仿效者。在三十年代中，在莫斯科曾舉行過多次審判，許多「老布爾什維克」和大部分高級將領都以「叛國罪」被清算。這些審判的總檢察長是安德列‧維辛斯基。法賴斯勒就曾專門研究過維辛斯基的技術，所以希特勒在上面提到的那次會議上曾讚歎道，「法賴斯勒是我們的維辛斯基」。
人民法庭的第一次審訊於八月七日、八日在柏林舉行。受審判的七月二十日事件的謀反份子有馮‧維茨勒本陸軍元帥、霍普納將軍、施蒂夫將軍和馮‧哈斯將軍，還有一些同自己所崇拜的偶像施道芬堡密切合作的下級軍官——哈根、克勞辛、伯納第斯、彼得‧約克‧馮‧瓦爾登堡伯爵。由於在秘密警察的刑訊室裡飽受折磨，他們已經不像樣子。又由於戈培爾下令把審判的每一個細節都拍攝下來，使這部電影在軍隊和社會上放映時可以作為一個教訓——也作為一個警告——所以更是千方百計地把被告弄得狼狽不堪。他們穿著破爛的衣服，舊衣服和舊絨衫，走進法庭的時候，鬍子也沒有刮，沒有領子，不帶領帶，褲子上沒有背帶，也沒有腰帶，只好提著。特別是曾經威風凜凜的那個陸軍元帥，看去像是一個精神頹喪的、牙齒脫光的老頭子。他的一口假牙被拿掉了。當他站在被告席上受盡惡毒的首席法官刻薄揶揄的時候，他一直用手抓著褲子，怕它掉下來。
法賴斯勒對他喊道：「你這不要臉的老傢伙，為什麼老弄著你的褲子？」
儘管他們知道自己的命運已定，這些被告在法賴斯勒的不停侮辱前面，還是表現出了尊嚴和勇氣。最勇敢的大概要算施道芬堡的表兄弟、年輕的彼得‧約克。他冷靜地回答那些最侮辱性的問題，而且從不掩飾他對國家社會主義的鄙視。
法賴斯勒問道：「你為什麼沒有入黨？」
伯爵回答：「因為我不是而且永遠不可能是一個納粹份子。」
當法賴斯勒怔了一陣之後又追問這個問題的時候，約克想作解釋。「庭長先生，我在偵訊時已經說過，納粹主義是這樣一種思想，我——」
法官打斷他。「——不能同意——你不同意國家社會主義關於根除猶太人的公正思想？」
約克答道：「重要的是，造成這一切問題的是國家對個人的集權主義要求，這種要求迫使個人放棄他在道德上和宗教上對上帝的責任。」
「廢話！」法賴斯勒大聲叫道，他不讓這個年輕人說下去。這樣的話可能破壞戈培爾博士的電影，也可能讓元首生氣，因為元首已經下令，「別讓他們發表長篇演說」。
法庭所指定的辯護律師簡直可笑極了。從審判記錄可以看到，他們的卑怯是幾乎難以置信的。例如，維茨勒本的律師，一個名叫威斯曼博士的人，比國家檢察官還厲害，幾乎同法賴斯勒一樣地申斥由他辯護的人是一個「謀殺的兇手」，完全有罪，應受極刑。
八月八日審判一結束，就宣判極刑。希特勒曾經命令，「他們全都該像牲口那樣被絞死」。他們確實這樣被絞死了。在普洛成西監獄，這八個被判死刑的人被趕進一個小房間，房裡天花板上掛著八個肉鉤子。他們一個一個被剝光上衣，綁起來，用鋼琴琴弦做成一個圈子套在他們脖子上，另一頭掛在肉鉤子上。當一個電影攝影機沙沙響起的時候，這些人被吊起來，絞死了。他們身上那沒有褲帶的褲子，在他們掙扎的時候，終於掉了下來，使他們赤身露體地現出臨死時的痛苦。審訊的照片和電影都奉命立即沖洗出來，趕送給希特勒，使他在當天晚上就可以看到。據說，戈培爾看這些影片時用雙手按住眼睛，才沒有暈過去。
這年的整個夏天、秋天和冬天，直到一九四五年初，猙獰的人民法庭一直在開庭，匆匆忙忙地進行陰風慘慘的審訊，羅織罪狀，判處死刑。
一九四五年二月三日早晨，正當施拉勃藍道夫被帶進法庭的時候，一顆美國炸彈炸死了法賴斯勒法官，炸毀了當時還活著的被告中大多數人的案卷。這樣審訊才算停止。施拉勃藍道夫奇蹟似地保住了性命。他是交上好運的極少幾個密謀份子之一。最後美國軍隊在提羅耳把他從秘密警察的魔爪中解放出來。
另外那些人的下落應該在這裡作個交代。
在七月二十日事件發生之前三天，準備在新政權中擔任總理的戈台勒由於得到警告，說秘密警察已經對他發出逮捕的命令，就躲起來了。他在柏林、波茨坦和東魯普士之間，流浪了三個星期，很少在同一個地方住上兩夜。那時希特勒已懸賞一百萬馬克通緝他，但總還有朋友或是親戚冒著生命危險掩護他。八月十二日早晨，他在東普魯士日夜不停地步行了幾天之後，已經精疲力盡、饑腸轆轆，就撞進馬里安瓦爾德附近康拉斯瓦德村的一家小客店裡。當他正在等候給他端來早點的時候，他發現有一個穿著德國空軍婦女輔助隊制服的女人正在注意他，於是他也不等早點了，溜出店鋪，走向近處的樹林裡去。這時已經太遲了。這個女人名叫海倫‧施瓦爾斯爾，是戈台勒家裡的一個老相識。她很容易地就認出了他，偷偷地告訴了同她坐在一起的幾個空軍人員。戈台勒很快就在樹林裡被捕了。
人民法庭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把他判處死刑，但直到第二年的二月二日，才同波比茨同時被處死。希姆萊所以遲遲沒有絞死他們，顯然是因為考慮到他們，特別是戈台勒，通過瑞典和瑞士同西方盟國建立的聯繫，可能會對自己有幫助，如果他要來收拾國家殘局的話——這個前景這時已開始在他心裡滋長。
前駐莫斯科大使弗雷德里希‧瓦爾納‧馮‧德‧舒倫堡伯爵和前駐羅馬大使哈塞爾，原定在新的反納粹政府中接管指導外交政策的權力，分別在十一月十日和九月八日被處死。弗里茨馮‧德‧舒倫堡伯爵在八月十日死於絞刑架下。最高統帥部通訊處長菲爾基貝爾將軍也在同一天被處決，七月二十日他在拉斯登堡所起的作用前面已經談過。
死者的名單是很長的。有一個材料說，共處死了四千九百八十人。秘密警察的記錄上是七千人被捕。在本書提到過的抵抗運動領導人中，被處死的有弗里茨‧林德曼將軍、馮‧波斯拉格上校、狄特里希‧波霍弗牧師、諜報局的格奧爾格‧漢森上校、馮‧赫爾道夫伯爵、馮‧霍法克上校、詹斯‧彼得‧耶森博士、奧托‧基普、卡爾‧蘭格本博士、尤利烏斯‧萊伯、馮‧利昂羅德少校、威廉‧劉希納、阿圖爾‧奈比（刑事警察頭子）、阿道夫‧萊希威恩教授、伯特霍爾德‧馮‧施道芬堡伯爵（克勞斯的兄弟）、提爾將軍（陸軍總司令部通訊處長）和馮‧圖恩根將軍（在政變的那天貝克任命他繼任馮‧科茨弗萊契將軍的職務）。
還有一批共二十個被判死刑的人，希姆萊遲遲沒有執行，顯然是因為他認為，如果他接管政權並進行議和的話，這些人可能對他有用處。但在四月二十二日夜間，當俄國人開始打到首都中心區的時候，他們都被匆匆打死了。這批罪犯們當時從利爾特街監獄轉移到艾爾布萊希特親王街的秘密警察地牢中去——在第三帝國的末日期間，許多罪犯都在這時利用燈火管制的機會逃跑了——隊黨衛隊人員見到他們，就讓他們排在一堵牆前面，開槍掃射了一陣，只有兩個人逃出性命。事情的經過就是他們說出來的。這次被殺的有艾爾布萊希特‧馮‧伯恩施多夫伯爵、克勞斯‧波霍弗（波霍弗牧師的兄弟）和艾爾布萊希特‧霍斯霍弗（赫斯的好友。他的父親是一個著名的地緣政治學家，不久便自殺了）。
弗洛姆將軍雖然在決定命運的七月二十日晚上有那些表現，還是沒有逃掉一死。第二天，希姆萊接替弗洛姆的補充軍總司令職務，下令逮捕了他。他於一九四五年二月間被押上人民法庭，以「怯懦」罪受審，並被判處死刑。也許是作為對他協助挽救納粹政權有功的一點小小的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