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四三年裡，密謀份子進行了不下六次暗殺希特勒的嘗試，其中有一次，他們在元首乘飛機巡視俄國戰線後方的時候，把一顆定時炸彈放在他的飛機裡面，只是因為這顆炸彈沒有爆炸，密謀才告失敗。
這一年裡，抵抗運動發生了同以前的情況大不相同的變化。密謀份子最後放棄了對陸軍元帥們的期望。這些元帥們簡直太怯懦了，或者太無能了，他們不敢利用他們的地位和兵權來推翻他們的最高統帥。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在斯摩棱斯克森林中舉行的一次秘密會議上，抵抗份子中的核心政治人物戈台勒，曾經親自勸請東線中央集團軍司令克魯格陸軍元帥積極參加清除希特勒的活動。這位動搖不定的將軍剛接受了元首的一筆厚禮。當時他倒是答應了戈台勒的請求，但過了沒有幾天就又膽怯起來了。他寫信給在柏林的貝克將軍，要求別把他算在他們裡面。
幾個星期之後，密謀份子又想勸誘保羅斯將軍。這位將軍所率領的第六軍團正被圍在史達林格勒，他們估計他對領袖一定極度失望，因為造成這樣局面的正是領袖本人。他們想誘使他發表一個告全軍官兵書，號召他們推翻這個把二十五萬德國士兵置諸死地的專制魔王。貝克將軍親自寫了一封呼籲他這樣做的信，由一個空軍軍官乘飛機把信送進這個被圍的城市。前面已經說過，保羅斯的回答是向他的元首發出了雪片似的表示效忠的無線電報。直到他成為俄國人的俘虜到了莫斯科之後，他才有所覺悟。
對保羅斯的希望破滅以後，密謀份子曾經有幾天把希望寄託在克魯格和曼施坦因身上。這兩個人在史達林格勒慘敗之後，飛到拉斯登堡，據說是去要求元首把俄國戰線的指揮權交付給他們。這一步如果成功，就成為在柏林發動政變的一個訊號。但這些密謀份子的主觀願望再一次落空了。這兩位陸軍元帥確實飛到了希特勒的大本營，但只是去重申他們對最高統帥的忠誠。
「我們被拋棄了。」貝克憤恨地抱怨道。
對貝克和他的朋友們說來，這一點已很明顯：他們不能期望從前方的高級指揮官那裡得到實際的幫助。在絕望之餘，他們轉向唯一剩下的一個軍事力量的來源——國內駐防軍，或稱補充軍。國內駐防軍根本不能說是一支軍隊，只是正在訓練的新兵和在國內執行警衛任務的超齡部隊的大雜燴。但那些人至少都有武裝。在正規化的部隊和武裝黨衛隊遠在前線的情況下，當希特勒遭到暗殺的時候，這支軍隊也許足以幫助密謀份子佔領柏林和其它一些重要的城市。
但是，在暗殺希特勒這一致命行動是否必要，甚至於是否適宜的問題上，反對派內部仍然沒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見。
例如，克萊騷集團就絕對反對任何這一類的暴力行動。這個集團是由一群各色各樣的傑出青年知識份子和理想主義者組成的。他們聚集在德國兩個最著名的、最貴族化的世家後裔的周圍：一個是赫爾莫特‧詹姆斯‧馮‧毛奇伯爵，他是一八七○年率領普魯士軍隊戰勝法國的那位陸軍元帥的曾侄孫；另一個是彼得‧約克‧馮‧瓦爾登堡伯爵，他是拿破崙時代那位著名將軍瓦爾登堡的嫡系子孫，這位將軍曾同克勞塞維茲一起在和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締結的道羅根條約上簽字；根據這個條約，普魯士軍隊掉轉槍口，幫助推翻了拿破崙。
這個集團的名稱，來自毛奇在西里西亞的克萊騷的莊園。它不是一個陰謀團體，而是一個討論小組，它的成員代表了納粹上臺以前的德國社會的橫斷面，也可以說是他們希望在希特勒統治的這場惡夢消失之後將要出現的德國社會的橫斷面。它包括兩個耶穌會神父，兩個路德派牧師，若干保守份子，自由份子，社會民主黨人，富裕的地主，前工會領導人，教授和外交官。雖然在出身和思想上各有不同，他們還是能找到廣泛的共同點，使他們的反對希特勒的運動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倫理方面、哲學方面以及在某種程度上的政治方面有一定的基礎。幾乎所有這些人都在戰爭結束之前被絞死了，他們遺留的文件包括對未來的政府和對新社會的經濟。社會和精神基礎的規劃。根據這些文件來判斷，他們的目標是建立一種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所有的人都要成為兄弟，現代社會的可怕病症，人類精神的敗壞，將得到糾正。他們的理想是崇高的，高到像是在天空的白雲之中，而且還染上一點德國神秘主義的色彩。
但是，這些有崇高理想的年輕人卻有著令人難以相信的耐心。他們痛恨希特勒，痛恨他給德國和歐洲帶來墮落。但是，他們對於推翻希特勒並不感到興趣。他們認為德國即將遭到的失敗會完成這個使命。他們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希特勒倒臺以後。毛奇當時曾這樣寫道：「對我們來說——戰後的歐洲是如何在我國人民心中重建人的形象的問題。」
傑出的美國新聞記者桃樂賽‧湯普遜，長駐德國多年，對德國十分瞭解。毛奇是她所接近的老朋友。她曾力勸他從山頂上走下來，正視現實。一九四二年夏天，在一系列從紐約發給「漢斯」的短波無線電廣播中，他請求他和他的朋友們採取一定行動消除那個惡魔似的獨裁者。她努力提醒他：「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聖者的世界裡，而是一個凡人的世界裡。」
「漢斯，上次我們見面，在臨湖的那個美麗的陽臺上一起喝茶——我說過，有一天你得用行動——劇烈的行動，來表明你的立場——而且我記得，我還問過你，你和你的朋友們究竟有沒有勇氣行動——」
這是一個尖銳的問題。結果，答案看來是這樣：毛奇和他的朋友們有勇氣議論——他們因此被殺害了——而無勇氣行動。
這與其說是他們精神上的缺陷，倒不如說是理智上的缺陷，因為他們全部十分勇敢地面對殘酷的死亡。這個缺陷是造成克萊騷集團同貝克一戈台勒—哈塞爾密謀集團之間分歧的主要原因，雖然他們對於未來接管納粹政權的政府的性質和結構也有爭論。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二日，他們在彼得‧約克家裡舉行了一次正式會議，由貝克將軍主持。據哈塞爾在日記裡說，貝克「當時是比較軟弱和沉默的」。以後還開過幾次會。在未來的經濟和社會政策上，在「青年人」和「老年人」——用哈塞爾的話——之間，掀起了一場猛烈的爭辯，毛奇同戈台勒之間也衝突起來。哈塞爾認為，這位前任萊比錫市長十分「反動」，同時指出毛奇「傾向英美與和平主義」。秘密警察也注意到了這次會議，後來在對參加者的審訊中，對於這些討論提出了一份詳細得驚人的報告。
對密謀份子的活動，希姆萊已經掌握了比他們之中任何一個人所意識到的更多的線索。本書所敘述的歷史中，有不少意想不到的轉折，這裡又出現了這樣一個轉折。在一九四三年的這個關頭，因為勝利的前景已經消失、失敗的前景已在眼前，這個舉止溫文而嗜血成性的黨衛隊領袖、第三帝國的警察頭子，開始對抵抗運動產生了個人的而且並不完全是不懷好意的興趣。他同抵抗運動進行了不止一次的友好接觸。有一件事情可以說明這些密謀份子的心理狀況：他們之中不止一個人——特別是波比茨——竟開始認為可以用希姆萊代替希特勒！這個看來狂熱地效忠於希特勒的黨衛隊頭子，自己也開始這樣考慮，但是一直到最後，他始終耍兩面派的手法，而在這個過程之中，許多英勇的密謀份子在他手裡送了命。
抵抗運動現在在三個方面進行工作。克萊騷集團為了擬訂一個幻想中的太平盛世的規劃，在進行著無休無止的討論。比較現實一些的貝克集團在努力想辦法殺掉希特勒，取得政權。它還在同西方進行接觸，以便讓民主的盟國得知將要發生的事情，並探詢它們將會同一個新的反納粹政府談判什麼樣的和約。這些接觸都是在斯德哥爾摩和瑞士進行的。
在瑞典首都，戈台勒常常同銀行家瑪律克斯和雅可布‧瓦倫堡會晤。他們是他的老朋友，在倫敦有密切的商務關係和私人關係。在一九四二年四月戈台勒同雅可布‧瓦倫堡舉行了一次會晤，戈台勒催促他設法同邱吉爾接上頭。密謀份子要求事先從這位首相那裡得到保證：如果他們逮捕希特勒並推翻納粹政府，盟國就同德國媾和。瓦倫堡回答說，根據他對英國政府的瞭解，要它作出這樣的保證是辦不到的。
一個月之後，兩個路德派教士在斯德哥爾摩同英國人進行了直接的接觸。他們是德國福音派教會對外關係局成員之一漢斯‧舒恩菲爾德博士和狄特里希‧波霍弗牧師，後者是一個著名的神職人員和積極的密謀份子。他們聽說英國聖公會契賈斯特主教喬治‧貝爾博士正在斯德哥爾摩訪問，就趕去見他。波霍弗是化了裝，拿著諜報局奧斯特上校給他的偽造護照出國的。
兩個牧師對主教談了密謀份子的計畫，而且同戈台勒一樣，提出了這個問題：一旦希特勒被推翻之後，西方盟國是否將同一個非納粹政府談判一個體面的和約。他們要求通過私下的通訊或公開的宣言得到答覆。為了使主教得到反希特勒的密謀是認乎其真的印象，波霍弗給了他一份領導人名單。這個不慎的行動後來使他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並且使得其它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