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謀份子們再一次立即開始行動的時刻到來了，或者說，他們自以為是到來了，發愁的勃勞希契和哈爾德，面臨著嚴酷的抉擇：或者是採取他們在十月十四日所想到的第三種「可能」（即除掉希特勒），或者是在西線發動他們認為會給德國帶來災難性後果的進攻。軍隊和文職機關中所有突然活躍起來的「密謀者」都力主走第一條道路。
戰爭爆發以來，他們已經遭到過一次挫折。在進攻波蘭前夕，早已退休的馮‧哈麥施坦因將軍又暫時被起用，在西線擔任一個司令官的職務，戰爭開始的第一個星期，他曾經竭力邀請希特勒到他的司令部去視察一下，以表示在進攻波蘭的時候他並沒忽視那條戰線。實際上，哈麥施坦因將軍，這個希特勒的死對頭，是想要把他抓起來。費邊‧馮‧施拉勃藍道夫早在九月三日英國政府宣戰的那一天，就在柏林阿德隆飯店匆忙會見奧吉爾維‧福比斯的時候，把這個陰謀悄悄地告訴了他。但是那位元首已經嗅出氣味不對，謝絕了那位前陸軍總司令的邀請，並且過了不久就把他撤掉了。
但密謀份子們仍然同英國人保持著聯繫。他們沒有能夠採取行動阻止希特勒消滅波蘭，他們現在集中力量於避免戰事向西蔓延。文職密謀份子比以前更清楚地認識到，在德意志帝國中，唯有軍隊有辦法制止希特勒。隨著總動員和在波蘭取得的閃電般的勝利，軍隊的力量和地位有了極大的增長。但是正如哈爾德對那些文職密謀份子所解釋的，由於編制擴大，軍隊也有它不方便的一面。軍官隊伍中增添了大量的預備役軍官，而他們當中很多是狂熱的納粹份子。同時部隊的士兵又全都被灌了一腦袋的納粹思想。哈爾德指出，要找到一支可以信賴的並且肯於反抗元首的部隊是不容易的。無論是對敵人還是對朋友，哈爾德都是一個善於強調困難的人。
將領們還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文職密謀份子認為也完全應當考慮。就是如果他們發動一次反對希特勒的政變，英法是不是會利用政變在軍隊和國家中所造成的混亂，從西線大舉入侵，佔領德國？並且，雖然他們已經推翻了那個罪魁禍首，英法是否仍然會向德國人民提出苛刻的講和條件？因此，有必要同英國人保持聯繫，以便取得明確的諒解，使西方盟國不利用德國反納粹的政變趁火打劫。
他們通過好幾條途徑同英國人接觸。其中第一條途徑是由約瑟夫‧繆勒博士通過梵蒂岡發展出來的。這位博士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慕尼黑的第一流律師，體格魁偉，精力旺盛，而且有股蠻勁兒，所以在年輕時得到過「蠻牛約瑟夫」的綽號。他在諜報局奧斯特上校的默許下，於十月初曾經到羅馬作了一次旅行，在梵蒂岡同英國駐教廷公使建立了聯繫。據德國人說，他不僅取得了英國的保證，並且還得到了教皇的諾言，同意在新的反納粹德國政權和英國之間充當調停人。
另一個接觸點在瑞士的伯恩。威茲薩克派了不久以前曾任德國駐倫敦代辦的希歐多爾‧科爾待當德國駐瑞士公使館的參贊。他在瑞士的首都不時和一個英國人菲力浦‧康維爾一伊凡斯博士碰頭。後者曾經在德國柯尼斯堡大學擔任教授，不僅成了研究納粹主義的專家，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成了納粹的同情者。
十月的下半月，康維爾一伊凡斯給科爾特帶來了一個訊息，後來被科爾特說成是張伯倫以諒解和公正的態度對待未來的反納粹德國政權的莊嚴保證。實際上這個英國人帶來的只是張伯倫對下院的演說中的一段話。在這篇演說裡，這位首相一方面拒絕希特勒的和平建議，一方面宣佈英國無意「使一個願意同其它國家和睦相處、互相信賴的德國在歐洲無法獲得應有地位」。那一篇對德國人民表示友好的講演中的這一段話和其它的段落都曾由倫敦方面廣播過，那些密謀份子想必也在無線電中聽到過，但是他們仍然對那位非正式的英國代表帶到伯恩來的「保證」大表歡迎，認為是具有頭等重要意義的東西。這些密謀份子得到了這個聲明並認為自己已經通過梵蒂岡取得了英國的保證之後，就滿懷希望地轉向那些德國將領，說他們是滿懷希望固然不錯，但是也可以說是絕望中的孤注一擲；「我們唯一能得救的希望，」威茲薩克在十月十七日對哈塞爾說：「就在於舉行軍事政變。但怎樣舉行政變呢？」
時間已經很緊迫了。德國已經決定在十一月十二日侵入比利時和荷蘭。必須在這個日子以前舉行政變。哈塞爾警告其它的人說，在德國侵犯了比利時以後，就不可能得到「公道的和平」了。
對於後來發生的事，其實應當說是對於後來為什麼竟然什麼事也沒有發生，參加這個密謀的人各持一說，互相矛盾，莫衷一是。像在慕尼黑時期的那次一樣，這次的中心人物仍然是陸軍參謀總長哈爾德將軍。但是他忽冷忽熱，猶豫不定。在紐倫堡提審時，他解釋說，「野戰部隊」由於「全副武裝的大敵當前」，不可能舉行叛變。他說他曾呼籲不直接與敵人交鋒的國內駐防軍採取行動，但是他從國內駐防軍司令弗雷德里希（弗里茨）‧弗洛姆將軍那裡所能得到的，最多只是一種諒解，那就是「作為一個軍人」，只要勃勞希契下命令，他馬上就執行。
但是勃勞希契甚至比他的參謀總長還要膽小怕事。「如果勃勞希契沒有足夠的魄力作出決定的話，」貝克將軍對哈爾德說，「你就應當作出決定，給他來一個既成事實。」但是哈爾德堅持認為，勃勞希契是陸軍總司令，最後責任應當由他負。大家就這樣推來推去，誰也不願負責。哈塞爾在十月末的日記中悲歎道：「哈爾德的膽略和威信都不足以勝任此事。」至於勃勞希契，就像貝克所說的，只是一個「六年級小學生」。這時密謀份子由陸軍方面的經濟專家湯瑪斯將軍和諜報局的奧斯特上校為首，繼續在哈爾德身上做工作。哈爾德終於同意，至少他們認為如此，只要希特勒進攻西方的最後命令一下，就發動政變。但哈爾德本人後來卻說，這仍然要以勃勞希契作最後決定為條件。不管怎樣，十一月三日，據哈爾德和奧斯特在最高統帥部裡的一個心腹漢斯‧格羅斯庫特上校說，哈爾德通知貝克將軍和戈台勒這兩個主要密謀份子，要他們從十一月五日起隨時準備行動，陸軍總司令部和參謀本部所在的佐森成了醞釀陰謀活動的溫床。
十一月五日是關鍵性的一天。部隊將在這一天開往與荷、比、盧交界處的出擊點，同時勃勞希契也約定在這一天向希特勒攤牌。他同哈爾德曾經在十一月二日和三日視察了西線的各高級指揮部，戰地指揮官們反對進攻的意見增強了他們的決心。哈爾德在自己的日記裡暗自寫道，「沒有一個指揮部認為進攻——有任何可能取得勝利」。於是陸軍總司令帶著把從前線將領們那裡得到了的大批論據，再加上他自己和哈爾德、湯瑪斯等人的論據彙集成的一份備忘錄，而且，用哈爾德的話來說，另外還帶了一份「反備忘錄」，那是對希特勒十月九日那份備忘錄的答覆，在十一月五日這一天，驅車前往柏林總理府，決心說服希特勒放棄在西線立即發動進攻的計畫。如果勸說無效，勃勞希契就將參加推翻希特勒的密謀——至少密謀份子是這樣瞭解的。他們興高采烈，非常樂觀。據吉斯維烏斯說，戈台勒甚至已經著手為未來的反納粹臨時政府草擬內閣名單了，後來還是頭腦較比冷靜的貝克制止了他才沒有這樣做。那時只有沙赫特一個人對這問題極感懷疑。「你們瞧著吧，」他警告道，「希特勒準會聞出氣味不對，明天不會作出任何決定。」
跟以前一樣，他們全都錯了。
勃勞希契一無所獲，他的備忘錄也好，前線指揮宮的報告也好，他自己的論據也好，都沒有發生作用，這本來也是意料中的事。當勃勞希契提出當時是西方一年之中天氣最惡劣的季節時，希特勒反駁道，對德國人來說是惡劣的氣候，對敵人也同樣惡劣，何況來年春天天氣也未見得就好。最後，這位沒有脊梁骨的陸軍統帥計無可施，便告訴元首說，西線部隊的士氣同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的情況類似，當時軍隊裡充滿了失敗主義情緒，發生不服從命令的情況，甚至有兵變。
據哈爾德說（他的日記是這次極機密的會談的主要來源），希特勒一聽這話，頓時勃然大怒。他要勃勞希契說出來：「哪個部隊出現了這種沒有紀律的情況？發生了什麼事情？在什麼地方？」他要在第二天親自坐飛機到那裡去調查。據哈爾德的日記說，可憐的勃勞希契本來想故意誇大一下事實，以便「嚇退希特勒的」，現在卻惹得元首大發雷霆地訓了一頓。「陸軍總司令部採取什麼行動？」元首吼叫道，「槍斃了多少人？」希特勒咆哮道，事實上「是你們陸軍不想打」。
「已經沒有辦法再談下去了，」勃勞希契在紐倫堡追憶那次不愉快的會見時在法庭上說，「於是我只好退了出來。」據別人回憶說，他踉踉蹌蹌地回到十八英里外佐森的司令部時還驚魂未走，甚至在敘述會見經過時最初都有點語無倫次。
「佐森密謀」就這樣完事大吉。它同慕尼黑時期的「哈爾德密謀」一樣，遭到了可恥的失敗。在這兩次密謀中，密謀份子們為自己的行動所提出的條件都實現了。這次希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