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容易受騙的德國人民來說，德國的備忘錄可能是一個「證明」，但它並沒有能夠在這一天煽起人們對英國人的惡感。當我經過英國大使館時，漢德遜和他的使館人員正從使館搬往拐角處的阿德隆飯店。一個警察在那座大樓前獨自踱步。他除了來回踱步而外無事可做。
法國人多挨了一會。龐納直到最後一刻還在延宕時間，他死抱著一個希望不放，認為墨索里尼還有可能同希特勒談妥一項交易，從而讓法國脫身。他甚至懇求比利時大使想辦法讓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通過他對墨索里尼的影響去影響希特勒。九月二日（星期六），他同本國的內閣爭辯了一整天，說他已經「答應了」齊亞諾，法國將等候到九月三日中午，讓德國對九月一日英法兩國的警告提出答覆。他不能說了不算。這話跟他和英國辯論時所說的一樣。不錯，他曾經在電話裡對義大利外交大臣做過這個保證，但他是在九月二日晚九點才作出這個保證的；到這個時候，正像齊亞諾已經設法告訴他的那樣，義大利領袖的建議已經完全失效了。而且，這時候英國已經向他提出了要求，主張由英法兩國在當日午夜聯合向柏林提出最後通牒。
九月二日將近午夜時分，法國政府才最後作出決定。午夜十二點整，龐納打電報給駐在柏林的考侖德雷，說他在明天早晨將把法國要在「中午對威廉街」作出的「新的外交步驟」的內容通知考侖德雷。
九月三日，星期日，上午十點二十分，即在英國最後通牒的時限截止前四十分鐘，內容通知過來了。法國最後通牒的措辭和英國的大致相似，所不同的是法國宣佈：如果德國給予否定答覆，法國將履行自己對波蘭所承擔的「為德國政府所知道的」那些義務——甚至到了這個最後關頭，龐納還不肯正式宣戰。
法國政府出版的《法國黃皮書》上說，巴黎拍發給考侖德雷的法國最後通牒，規定下午五點為德國答覆的最後時限。但這不是原來那份電報中所規定的時限，菲普斯大使在那天上午八點四十五分從巴黎報告哈利法克斯說：「龐納對我說，法國的最後時限要到星期一（九月四日）早晨五點截止。」這才是龐納在電報中提出的時限。
這還是達拉第在星期日早晨向法國參謀本部爭得的讓步。法國參謀本部最初堅持要把時限定為從中午向柏林遞交最後通牒之時算起四十八小時。雖然如此，英國政府還是很惱火，那天上午當即相當明確地向巴黎表示了這種不快。這樣達拉第總理才向軍方作最後的呼籲。他在上午十一點三十分把參謀本部的科爾斯東將軍請了來，請他縮短時限。這位將軍最後勉強同意把時限提前十二小時，改為下午五點。
就是這樣，直到考侖德雷快要離開柏林法國大使館前往威廉街的時候，龐納才用電話通知他對最後限期作了必要的修改。
里賓特洛甫沒有功夫在中午接待這位法國大使。他正在總理府參加一個小小的儀式，陪同元首熱烈接待新任的蘇聯大使亞歷山大‧施克瓦茲也夫。這個插曲使得柏林在這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安息日裡具有一種荒誕的氣氛。但考侖德雷堅持非要按照指示在中午十二點整到威廉街求見不可，因此，只好由威茲薩克接見他。當這位大使問到這位國務秘書是否有權對法國作出「滿意的」答覆時，威茲薩克回答說，他無權向他作「任何答覆」。
接著在這個莊嚴的時刻又發生了一個小小的外交趣劇：考侖德雷把威茲薩克的回答看作德國的否定答覆，這早已在他意料之中，於是便打算把法國的正式最後通牒交給這位國務秘書；這時，後者卻拒絕接受。他建議這位大使「耐心稍等片刻，見一見外交部長本人」，考侖德雷碰了這個釘子，只得在那裡等著，反正他已經碰過不止一次釘子了。他在那裡差不多等了半個鐘頭，直到十二點三十分才被帶到總理府去見里賓特洛甫。
那位納粹外交部長雖然明知道這位大使所負的使命，他還是不肯放過這個機會也可以說是最後的一次機會——向這位法國使節施展其顛倒黑白。歪曲歷史的慣伎。里賓特洛甫首先指出，墨索里尼在提出那最後一分鐘的和平建議時，曾強調說那是得到法國贊同的。然後他宣佈「德國曾經在昨天通知義大利領袖，德國也準備接受這個建議。但是後來，」里賓特洛甫補充道：「領袖告訴我們說，這個建議由於英國政府的死硬態度已經遭到破壞了。」
接著他又聽著那位納粹外交部長說了一陣什麼如果法國追隨英國，他將感到遺憾，什麼德國無意進攻法國，等等。不過，對里賓特洛甫的這種胡說八道，考侖德雷在過去幾個月裡已經領教夠了，這位法國大使趕緊插言，提出他特為來問的問題：外交部長的這番議論是否意味著德國政府不接受法國九月一日的照會？
「Ｊａ（是的）。」里賓特洛甫回答。
於是這位大使就把最後通牒遞給了這位外交部長，事前還說他必須「最後一次」強調指出：德國政府對於「未經宣戰」就突然進攻波蘭以及拒絕英法關於撤退德軍的要求等問題「負有嚴重的責任」。
「那麼法國就會成為侵略者了。」里賓特洛甫說。
「這問題讓歷史來裁判吧。」考侖德雷回答說。
在柏林的那個星期天，所有參加最後這幕戲劇的人彷彿都有意要訴諸歷史的裁判。
雖然法國正在動員一支在一個時期內會對德國的西線武力占壓倒優勢的陸軍，但是在希特勒那顆狂熱的腦子裡，當時軍隊為數微不足道的英國卻成了他的心腹之患；他認為，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行將消逝並將成為歷史的時刻，他之所以陷身於這樣的窘境，幾乎完全應當由英國這個對頭負責。那天下午他對德國人民和西線軍隊發表了兩篇冠冕堂皇的文告，把這一點說得非常清楚；他對英國人的歇斯底里的憤怒和刻骨的怨恨在這裡面一起迸發出來了：
「好幾世紀以來（他在《告德國人民書》中說），英國所追求的目的就是使歐洲人民無力防禦英國征服世界的政策——（並且）自以為有權可以用站不住腳的藉口去進攻和毀滅一個當時看來對它最為危險的歐洲國家——
我們自己已經親自看到英國在戰爭開始以來對德國所奉行的——包圍政策——英國的戰爭挑撥者——一直用凡爾賽的片面命令壓迫德國人民——
西線將士們！（希特勒在《致西線將士書》中對那些在今後若干星期內只可能以法軍為對手的部隊說）——英國一直奉行著包圍德國的政策——英國政府為我們在上次大戰中所熟知的那些戰爭販子所驅使，現在已經決心摘下他們的假面具，以站不住腳的藉口向我們宣戰了——」
但在這兩篇文告中沒有一個字提到法國。
中午十二點六分，張伯倫在倫敦向下院發表演說，他向下院報告，英國現在已同德國處於戰爭狀態。雖然希特勒在九月一日明令禁止收聽外國廣播，違者處死，但我們在柏林還是收聽了英國廣播公司轉播的英國首相演講稿。我們有些人曾經親眼看到他冒著喪失政治生命的危險，在戈德斯堡和慕尼黑對希特勒一味綏靖姑息，如今再聽到他這時的講演，覺得他的話是沉痛的。
「今天是我們大家都感到痛心的日子，但是沒有一個人會比我更為痛心。在我擔任公職的一生中，我所信仰的一切，我所為之工作的一切，都已毀於一旦。現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鞠躬盡瘁，使我們必須付出重大代價的事業取得勝利——我相信，我會活著看到希特勒主義歸於毀滅和歐洲重新獲得解放的一天。」
但是張伯倫命中注走不能看到這一天。一九四十年十一月九日，他懷著絕望的心情與世長辭了，雖然死時他仍舊是內閣閣員之一。鑒於本書前面對他頗多貶抑之詞，我覺得現在在這裡引一段邱吉爾對他的評語是最恰當不過了。曾經長期被他排斥在英國國家事務之外的邱吉爾，在一九四○年五月十日接替他出任首相。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二日，邱吉爾在下院致辭悼念他時說：
「——在這世界最嚴重的危機之中，尼維爾‧張伯倫不幸事與願違，一再失望，受到一個壞人的欺騙。但是，他那落空的希望是什麼？他那未遂的心願是什麼？他那遭到愚弄的信念又是什麼呢？毋庸置疑，這些都表現了人類心靈最崇高最善良的本性——對和平的熱愛，對和平的追求，為和平而奔波，為和平而鬥爭；為了這一切，他甚至不顧巨大的危險，至於個人的榮辱則肯定也完全置之度外。」
希特勒想運用外交手腕，使英、法置身戰爭之外的企圖既已宣告失敗，於是就在九月三日下午把注意力轉移到了軍事方面。他發佈了「第二號絕密作戰指令」。雖然英法已經宣戰，指令仍然規定：「德國的戰爭目標目前仍然是迅速地、勝利地結束對波蘭的戰事——在西線，讓敵人先啟戰釁——對英國可以在海上展開攻擊。」但是德國空軍甚至連英國海軍也不得攻擊，除非英國首先對德國目標採取了這樣的攻擊。即使如此也還要看是否「處於特別有利的地位，能夠取得勝利」。希特勒還命令德國全部工業轉入「戰時經濟」軌道。
夜晚九點，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分別乘專車前往東線大本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