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方案是對捷克斯洛伐克發動突然進攻的計畫的代號。我們已經知道，它當初是馮‧勃洛姆堡元帥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制定的。後來，希特勒在十一月五日向高級將領講話時，又詳細地作了說明。他告誡他們「對捷克人的突襲」應當「以閃電式的速度來進行」，而且可能「早在一九三八年」即予執行。
顯然，由於輕易就征服奧地利，綠色方案已成為一項當務之急；這一計畫必須立即根據當前形勢加以修訂，各項準備工作必須也隨之開始。希特勒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召見凱特爾正是為了這樁大事。第二天，新任命的元首軍事副官魯道夫‧施蒙特少校，就整理好了一份討論總結，內容分為三部分：「政治問題」、「軍事決策」和「宣傳」。
希特勒拒絕了「不必有藉口或理由就憑空進行戰略進攻的建議」，因為他認為「世界輿論的反對可能引起嚴重的局勢」。第二個辦法是，「在經過一段時期能逐步導致危機從而導致戰爭的外交談判之後再採取行動」，希特勒認為這也「是不足取的，因為那樣以後捷克（綠色）方面就會有所防範」。元首認為，至少就當時而言，還是採取第三個辦法為好，即「以一個偶然事件（例如，在一項反德示威中殺害德國公使這樣的事件）為藉口，發動閃電進攻」。我們記得，過去也曾計畫過以這樣的「事件」來為德國進攻奧地利製造口實，當時曾打算把巴本作為犧牲品。在希特勒匪幫的世界中，德國駐外使節肯定是隨時可以犧牲的。
希特勒現在已成了德國的最高統帥，因為他已取得了親自指揮三軍的權力，他向凱特爾將軍強調必須速戰速決。
「採取軍事行動的頭四天，從政治上說，是決定性的。如果不能取得突出的軍事勝利，肯定會發生歐洲的危機。既成事實一定能使外國認為軍事干涉是沒有希望的。」
至於戰爭的宣傳方面，現在還不是要用到戈培爾博士的時候，希特勒不過談了一下「指導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的日耳曼人的行動」的傳單和那些「包含有恐嚇捷克人的威脅」的傳單。
希特勒現在決意要消滅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使德國人深惡痛絕的和約的產物。它也是捷克的兩個傑出的知識份子湯瑪斯‧迎里格‧馬薩里克和愛德華‧貝奈斯親手締造出來的。馬薩里克是一個馬車夫的兒子，靠自學而成為一個大學者，並且成了這個國家的第一任總統。貝奈斯是一個農民的兒子，他靠半工半讀，讀完了布拉格大學和法國的三個高等學府，後來幾乎是一再連續擔任外交部長，在馬薩里克於一九三五年退休以後出任第二任總統。十六世紀時哈布斯堡帝國兼併了古老的波希米亞王國，捷克斯洛伐克現在又從這個帝國中分割出來，在一九一八年建國以後已發展成為中歐最民主、最進步、最文明、最繁榮的國家。
但是，就由於它是由幾個不同的民族組成的，它從一開頭就苦於一項國內問題，二十年來一直未能完全解決。這個問題就是少數民族的問題，捷克斯洛伐克國內有一百萬匈牙利人，五十萬盧西尼亞人和三百二十五萬蘇台德日耳曼人。這些民族都依戀不捨地仰望著他們的「祖國」——匈牙利、俄羅斯和德意志。雖然蘇台德人從來沒有歸屬過德國（除了曾是組織鬆散的神聖羅馬帝國的一部分）而只歸屬過奧地利。至少可以說，這些少數民族要求得到比已有的更多的自治。
就是在一○○○萬捷克斯洛伐克人中佔四分之一的斯洛伐克人，也要求某種程度的自治。斯洛伐克人雖然在種族上和語言上同捷克人十分接近，在歷史上、文化上和經濟上的發展卻截然不同，主要是因為受了匈牙利人幾百年統治的緣故。一九一八年五月三十日，美國的捷克流亡者和斯洛伐克流亡者在匹茲堡簽訂了一項協定，規定斯洛伐克人有自己的政府、議會和法院。但是布拉格政府並不認為自己受這一協定的約束，也沒有予以遵守。
可以肯定地說，同絕大多數其它國家，即使同西方國家，即使同美國境內的少數民族比起來，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的少數民族也過得並不壞。他們不但享有充分的民主權利和公民權利——包括投票權在內——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有自己的學校，並且能保持他們自己的文化傳統。少數民族政黨的領袖常常擔任中央政府的部長。雖然如此，捷克人自己還沒有完全擺脫奧地利人幾百年壓迫的影響，在解決少數民族問題方面還有許多欠缺之處。他們往往有沙文主義的表現，而且常常不講究策略。我還記得我以前在那裡的時候所體會到的斯洛伐克人對監禁伏伊特赫‧都卡博士一事的憤慨。都卡在當時是一位有聲望的教授，他以「叛國罪」被判處十五年徒刑，然而很難說除了爭取斯洛伐克自治而外，他還犯了什麼別的罪。最重要的是，少數民族集團感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並沒有遵守馬薩里克和貝奈斯在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會上所作的諾言，即建立類似瑞士那樣的聯邦制度。
大有諷刺意味的是，從下面要談到的情況看來，蘇台德日耳曼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國家裡過得相當好——肯定要比這個國家內任何其它少數民族過得好，而且也比在波蘭和法西斯義大利的日耳曼少數民族過得好。他們固然憎惡在地方上作威作福彷彿土皇帝般的捷克官員，固然憎惡布拉格不時發生的對他們歧視的事件，他們固然失去了過去在哈布斯堡時代在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的統治地位，因而感到不甘心，但是，他們集居在新共和國絕大部分工業集中的西北部和西南部，生涯日益繁榮富裕，而且隨著時間的消逝，他們逐漸達到了同捷克人比較和睦地相處的狀態，不過同時也一直在繼續要求給他們以更多的自治，對他們在語言和文化方面的權利給以更大的尊重。在希特勒崛起以前，那裡並沒有什麼值得重視的要求更多權利的政治運動。蘇台德區絕大多數的選票是投給社會民主黨和其它民主黨派的。
後來到了一九三三年，在希特勒當了總理以後，國家社會主義的病毒也感染了蘇台德日耳曼人。那一年成立了蘇台德德國人黨（Ｓ．Ｄ．Ｐ．），領導人是一個舉止溫和的體操教員，名叫康拉德‧漢萊因。到一九三五年，這個黨就已經受到德國外交部的秘密資助，每月數達一萬五千馬克。不到兩年，它已得到了大部分蘇台德日耳曼人的擁護，只有社會民主黨人和共產黨人留在外邊。到合併奧地利的時候，漢萊因的三年來一直聽命於柏林的黨，已隨時準備執行希特勒的命令了。
為了接受希特勒的命令，漢萊因曾在奧地利被併吞以後兩周趕赴柏林，並且曾在三月二十八日同希特勒密談過三小時，里賓特洛甫和赫斯當時也在場。據外交部的一份備忘錄所載，希特勒的指示是，「蘇台德德國人黨應當提出捷克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要求」。漢萊因本人對元首的意見總結為，「我們必須老是提出永遠無法使我們滿足的要求」。
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境內日耳曼少數民族的困境，對希特勒說來，就像一年以後但澤之於波蘭一樣，不過是一個藉口，以便讓他用來在自己所垂涎的土地上製造糾紛，進行顛覆，用來迷惑其友邦，掩飾他的真實意圖。至於這種真實意圖到底是什麼，希特勒已經在十一月五日向軍事領袖們所作的演說和綠色方案的頭幾個指示中表示得清清楚楚了：消滅捷克斯洛伐克，攫取它的領土與人民，使之歸屬第三帝國。儘管有了奧地利的先例，法國和英國的領導人仍然沒有憬悟到這一點。整個春天和夏天，幾乎一直到最後，張伯倫首相和達拉第總理同世界上其它絕大部分國家一起，顯然還硬是由衷地相信，希特勒的全部要求，不過是要為捷克斯洛伐克境內他的同胞伸張正義而已。
事實上，當春天一天比一天暖和起來的時候，英國和法國政府還特意對捷克政府施加壓力，要它給予蘇台德日耳曼人以範圍極廣的讓步。五月三日，德國新任駐倫敦大使赫伯特‧馮‧狄克森向柏林報告，哈利法克斯勳爵曾告訴他，英國政府不久將在布拉格採取一項步驟，「其目的在於勸說貝奈斯對蘇台德日耳曼人表示最大限度的和解」。四天以後，據德國公使向柏林報告說，駐布拉格的英、法公使就在五月七日採取了這一外交步驟，敦促捷克政府「盡最大限度」來滿足蘇台德人的要求。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看到英、法政府如此熱心幫助，大概甚為高興。
話雖如此說，在這一時期，隱蔽德國的目標比過去更為必要。五月十二日，漢萊因秘密訪問了柏林威廉街。里賓特洛甫當即向他面授機宜，指示他當晚到倫敦去看英國外交大臣首席外交顧問羅伯特‧凡西塔特爵士和其它英國官員時如何愚弄英國人。威茲薩克所寫的一份備忘錄曾記下了應採取的方針如下：「漢萊因將在倫敦否認他是按柏林指示行動的——最後，漢萊因將談到捷克政治結構逐步解體的問題，以便讓那些以為自己仍能為保全這一政治結構而進行干涉的人士知難而退。」同一天，德國駐布拉格公使打電報給里賓特洛甫，認為必須預先採取措施，來掩護公使館給蘇台德德國人黨以津貼與指示的工作。
美國駐柏林大使休‧Ｒ‧威爾遜在五月十四日拜訪威茲薩克，討論了蘇台德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