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快結束的時候，由於我的職務從報紙報導改為廣播報導，所以我的駐足點便從柏林轉到了維也納。維也納是我在十年前還是一個青年記者的時候的舊遊之地。雖然在今後的決定性三年的大部分時間裡，我仍將在德國度過，但是我的報導整個歐洲大陸的新任務，卻使我有機會高瞻遠矚，相當全面地來觀察第三帝國，而且恰巧在希特勒的侵略發生前和發生時把我安排在成為侵略對象的那些鄰國裡。在那些日子裡，我僕僕往返於德國和當時正好是希特勒發洩怒火對象的那個國家之間，因而對現在要加以敘述的事件有了親身的經歷。這些事件無情地導致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流血最多的戰爭。雖然我們親自看到這些事件的發生，但是我們對它們如何會發生的真相卻知道得非常之少。陰謀詭計、背信棄義、事關命運的決定、優柔寡斷的時刻、主要當事人的戲劇性的遭遇——所有這些決定時局發展的情況，都是在表面的掩飾下秘密發生的，瞞過了外國外交官、記者和間諜的窺伺的眼睛，因此許多年來，其中大部分情況除了少數當事人外，公眾仍然不知道。
我們不得不等待大批使人眼花繚亂的秘密檔案的出現和劇中尚存的主要演員的作證，他們中間大多數人當時不能自由地敘述他們的經歷，有許多人陷在納粹的集中營裡。因此，下文中所敘述的情況，主要是根據一九四五年以來所搜集的大量事實。但是，敘述這樣一段歷史的人在發生一些主要危機和轉捩點時刻親身在場，或許是有些用處的。例如，在奧地利停止存在的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十二日那個值得記憶的夜裡，我正好在維也納。
維也納的居民比我所知道的任何地方的人都要來得和藹可親，更會享受當時那樣歌舞升乎的生活。可是一個多月以來，這個多瑙河畔充滿了巴洛克式建築的美麗的首都卻生活在惶惶不可終日的憂慮之中。奧地利總理庫特‧馮‧許士尼格博士後來把二月十二日到三月十一日之間這段時期稱為「痛苦的四個星期」。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的奧德協定的秘密附件中，許士尼格對奧地利納粹黨作了影響深遠的讓步。自從那時以來，希特勒的駐維也納特別大使弗朗茲‧馮‧巴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破壞奧地利的獨立和促使它跟納粹德國合併。在一九三六年年底，他打了一個長篇報告給元首，敘述他的工作的進展情況。一年後他又向元首打了報告，這一回強調說，「只有使聯邦總理（許士尼格）受到在可能範圍內的最強大的壓力，才能夠獲得進一步的進展」。他的建議，雖然幾乎是多餘的，卻很快就照辦了，而且其十足的程度甚至超出了他的想像。
在整個一九三七年中，奧地利納粹份子在柏林的資助和唆使下，已經加緊了恐怖活動。奧地利幾乎每天都有地方發生爆炸事件。在山區省份裡，納粹黨人大規模的而且常常是暴亂的示威，削弱了政府的地位。政府抄獲的一些計畫表明，納粹兇徒們準備像殺害許士尼格的前任一樣幹掉他。最後，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奧地利警察搜查了一個叫做七人委員會的團體在維也納建立的辦公處。當初設立這個委員會的目的是促成納粹份子和奧地利政府之間的和解，但實際上成了非法的納粹地下組織的中央機構。警察在那裡發現了由元首的代表魯道夫‧赫斯署名的文件，表明奧地利納粹份子將在一九三八年春天發動公開反叛，如果許士尼格企圖鎮壓的話，德軍將開入奧地利來防止「日耳曼人內部流血」。據巴本說，其中的一個檔案要當地的納粹份子謀殺他本人或者他的武官莫夫中將，以便為德國的干涉製造藉口。
如果說殷勤巴結的巴本知道了根據柏林的黨領袖們的命令他又一次成為納粹暴徒們的暗殺對象以後感到不快的話，那麼二月四日晚上打到維也納德國公使館來的一個電話也使他感到難受。國務秘書漢斯‧拉麥斯從柏林總理府的電話上通知他說，他在奧地利的特別使命已經告終了，也就是說，他已同弗立契、牛賴特和別的好幾個人一起被免職了。
巴本後來回憶說，「我幾乎驚奇得說不出話來」。他冷靜下來以後認識到：希特勒既已清除了牛賴特、弗立契和勃洛姆堡，他顯然已決定要在奧地利採取更為劇烈的行動。事實上，巴本冷靜下來以後，決定做「一些對一個外交人員來說是不尋常的事情」——這話是他自己說的。他決定把他和希特勒的全部通訊文件儲藏「在一個安全的地方」，這個地方後來弄清楚是瑞士。他說，「第三帝國的一些譭謗運動，我是太熟悉了」。我們已經看到，這種譭謗運動曾經幾乎使他在一九三四年六月間送掉了性命。
巴本的解職也是對許士尼格的一個警告。他並不充分信任這個態度殷勤的前騎兵軍官，但是他很快就看出，希特勒派這個狡猾的大使來，除了來跟他搗亂以外，一定還有更壞的主意，這位大使至少像他一樣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而且是個紳士。在過去幾個月中，歐洲的外交發展情況對奧地利並不有利。自從羅馬—柏林軸心建立後，墨索里尼更靠近希特勒了，對維護這個小國的獨立也不像在陶爾斐斯被暗殺時那樣關切了。當時墨索里尼曾趕緊派遣四師部隊到勃倫納山口去威嚇德國元首。在張伯倫領導下新近採取姑息希特勒政策的英國，以及受到嚴重的內部政爭牽制的法國，最近都沒有表示有多大興趣要保衛奧地利獨立，如果希特勒動手的話。而現在，同巴本一起，德國軍隊和外交部裡過去曾對希特勒的巨大野心起著一些抑制影響的保守領袖也都去了職。許士尼格是一個心胸狹隘的人，但是，在他的限度以內，也還是個聰敏人，而且消息很靈通，對他的日益惡化的處境並不抱什麼幻想。正如他在納粹殺害陶爾斐斯後曾經感到過的一樣，現在又是進一步姑息這位德國獨裁者的時候了。
巴本雖然已被解職，卻提供了一個機會。他決不是一個挨了一記耳光而懷恨的人，如果這記耳光是上級打的。在被免職後的第二天，他就匆忙地趕到希特勒那裡去「瞭解一下情況」。二月五日在伯希特斯加登，他發現元首由於跟將軍們進行了鬥爭而「精疲力竭和心不在焉」。但是，希特勒恢復精神的力量是相當大的，這位被免職的使節很快就使他對一個建議發生了興趣，這個建議是兩星期前他們兩個人在柏林商談時曾向他提出過的：為什麼不同許士尼格親自解決一下？為什麼不請他到伯希特斯加登來親自談一談？希特勒覺得這個想法有點意思，顧不得他才把巴本免了職，就命令巴本回到維也納去安排這次會談。
許士尼格立即答應了，但是，他的地位雖然是軟弱的，卻仍提出了一些條件，他必須預先知道希特勒希望討論的是什麼具體問題；他必須預先得到保證：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簽訂的協定將保持不變。在這個協定中，德國答應尊重奧地利獨立和不干涉奧地利內政。此外，會談後發表的公報必須重申兩國將繼續遵守一九三六年的協定。這是因為許士尼格不願存到虎穴裡去播虎鬚的僥倖之心。巴本趕緊回到上薩爾斯堡去和希特勒會商。他回來時帶來了元首的保證：一九三六年的協定將保持不變，元首隻是想討論自從這個協定簽訂以來「繼續存在的那些誤會和分歧」。這並不完全符合這位奧地利總理的要求，但是他說他對答覆表示滿意。會談定在二月十二日上午舉行。二月十一日晚上，許士尼格由他的外交部次長吉多‧施密特陪同，在嚴守秘密的情況下乘專車前往薩爾斯堡，次日上午乘汽車越過邊界到希特勒的山莊去，後來事實證明，這是一次決定命運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