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在頭幾年中所以能獲得成功，其基礎不僅在於他在外交方面的許多不流血征服的勝利，而且在於德國的經濟恢復。這種經濟恢復，黨內人士甚至某些國外經濟學家都稱之為奇蹟。而且在很多人看來，也確乎是個奇蹟。失業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期的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現在已緩和了，一九三二年失業人數達六百萬人，四年以後已減少到一百萬人不到。國民生產從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年增長了一百零二％，國民收入則增加了一倍。在一個觀察家看來，德國在三十年代中期的忙忙碌碌景象很像一所龐大的蜂房。工業的機輪發出來的聲音隆隆不絕，每個人都忙碌得像個蜜蜂似的。
納粹的經濟政策多半是由沙赫特博士決定的，因為希特勒討厭經濟學，而且對此幾乎一竅不通。納粹經濟政策在頭一年在很大程度上致力於大事擴充公共工程和刺激私人企業，以此來使失業人員就業。政府的經費由發行特別的失業證券來提供，對籌集資本和增僱人員的企業則慷慨地減免它們的賦稅。
但是德國的復興的真正基礎是重整軍備，納粹政權從一九三四年起就使企業界和勞工界，還有將軍們的精力都用在這個目標上。納粹的辭彙中開始稱德國的整個經濟為Ｗｅｈｒ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戰爭經濟），這種戰爭經濟經過處心積慮的籌畫，不僅在戰時，而且在戰前的一段和平時期，也能有效用。魯登道夫將軍一九三五年在德國出版了一本題為《總體戰》（《Ｄｅｒ Ｔｏｔａｌｅ Ｋｒｉｅｇ》）的著作，這個書名在英文中誤譯為《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Ｗａｒ》（《在作戰中的國家》）。他在這部著作裡強調說，有必要在跟其它一切方面同樣的極權基礎上動員國家的經濟，以便恰當地準備總體戰。這種主張在德國人中間不是完全新的東西，因為在十八和十九世紀的普魯士，我們已經談到過，政府全部收入的大約七分之五都是用在軍隊上的，而且那個國家的整個經濟一向被認為主要是實現軍事政策而不是實現人民福利的一種工具。
現在就是由納粹政權來把「戰爭經濟」適用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了。其結果正如軍事經濟參謀部長官格奧爾格‧湯瑪斯少將所總結的：「一個國家，像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被迫那麼做的那樣，即使在和平時期也已有意識地和有步驟地把它的全部經濟力量都用來準備適應戰爭的需要，在歷史上很少有這樣的情況。」
德國，不用說，並不是「被迫」在這樣一種規模上準備戰爭的，這是希特勒有意識地作出的決定。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的秘密國防法中，他委任沙赫特為負責戰爭經濟的全權總代表，命令他「在和平時期就開始進行他的工作」，賦與他「指導經濟備戰工作」的權力。這位舉世無雙的沙赫特博士沒有等到一九三五年春天就在開始建立德國的戰爭經濟了。在一九三四年九月三十日，他出任經濟部長後不到兩個月，他向元首提出了一個《到一九三四年九月三十日為止的戰爭經濟動員工作情況報告》。他在這個報告中得意地強調說，他的部「已負責從事經濟備戰工作」。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他被任命為負責戰爭經濟的全權總代表以前四星期，他向希特勒上了一個個人的條呈，開頭的話是「迅速而充分地實現軍備計畫，是德國政治的唯一問題（著重體是他自己用的）；因此其它一切都應當從屬於這一目標」——沙赫特向希特勒解釋，因為「重整軍備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這是希特勒宣佈徵兵三十六個師的日子）以前不得不完全偽裝起來，所以必須使用印鈔機」來支付開始階段的費用。他還頗為高興地指出，從國家的敵人（大部分是猶太人）沒收來的款項以及從凍結的外國帳戶所取得的其它款項，對購買希特勒的槍炮很有幫助。他得意地說，「這樣，我們的軍備有一部分是用我們的政治敵人的錢來支付的」。
雖然他在紐倫堡受審時矢口否認他曾參迦納粹發動侵略戰爭的陰謀，他自稱他所做的正好相反，然而事實仍然是，對希特勒在一九三九年發動的戰爭，沒有一個人像沙赫特那樣在德國經濟準備方面盡了那麼多的責任。這是軍方所直爽地承認的。在沙赫特的六十壽辰，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一期的軍方刊物《軍事週報》稱頌他是「使得國防軍的重建工作在經濟上成為可能的人」。它又說，「多虧沙赫特的手腕和巨大能力，國防軍才得不顧一切貨幣上的困難而從原來的十萬人發展到目前的兵力」。
為了使第三帝國在進行戰爭方面作好準備，沙赫特把他的得到世所公認的金融奇才的渾身解數都施展了出來。印鈔票只是他的絕招之一。他操縱通貨的神通之廣大竟到了這樣的程度：據外國經濟學家的估計，有一個時期德國的貨幣竟有二百三十七種不同的價值。他同幾十個國家談判了（對德國）驚人有利的物物交易，而且使正統經濟學家感到驚奇的，他竟用事實表明：你欠一個國家的錢愈多，你同它做的生意也就愈多。他為一個沒有什麼流動資金和幾乎沒有財政準備金的國家創造信用的本領真是一種天才的傑作，或者像某些人所說的，是一個操縱聖手的傑作。他發明的所謂「米福」（Ｍｅｆｏ）票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米福」票是國家銀行所發行的票據，由國家予以保證，用來支付軍火製造商。這種票據，德國各銀行都接受，最後由國家銀行予以貼現。因為它們既不出現在這個國家銀行的公開報告裡，又不出現在政府的預算裡，所以對德國重整軍備的程度起了保守秘密的作用。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八年，它們專門用來支付重整軍備的費用，共發行了一百二十億馬克。財政部長施維林‧馮‧克羅西克伯爵卻感到發愁，他有一次向希特勒解釋說，這只不過是一種「印刷鈔票」的辦法而已。
在一九三六年九月，戈林代替了沙赫特成為經濟獨裁者，雖然他對經濟幾乎像希特勒一樣無知。在他的鐵腕下，開始實行「四年計劃」，德國轉入了總體戰爭經濟。這個計畫的目的是要使德國在四年後能自給自足，這樣戰時的封鎖就不會使它窒息，進口減到最低限度，對物價和工資實行了嚴格的管制，紅利限定不得超出六％，設立了巨大的工廠，製造人造橡膠、人造織物、人造燃料和由德國自己的原料製成的其它產品，並且建立了一個龐大的赫爾曼‧戈林工廠，從本國的低級鐵礦砂中煉出鋼來。總之，德國的經濟為戰爭而動員起來，企業家們雖然利潤激增，卻變成了戰爭機器中的齒輪，他們的工作受到了許多限制，需要填寫大量表單，以致於在一九三七年繼任沙赫特為經濟部長和在一九三九年又繼任沙赫特為國家銀行總裁的豐克博士不得不悲哀地承認，「同官方的通訊，現在佔了一個德國製造商的全部商業通訊的一半以上」，「德國的出口貿易每天有四萬筆交易；然而每一筆交易要填寫多到四十種不同的表單」。
工商業家原來非常熱情地歡迎希特勒政權，因為他們以為它會摧毀有組織的勞工，讓一個企業家經營無拘無束的自由企業，現在被多如山積的表單檔案壓得透不過氣來，政府又規定他們產品的種類、數量和價格，不斷增加的賦稅又負擔很重，外加受到永遠沒有完的對黨的巨額「特別捐獻」的剝削，所以變得大為失望了。弗里茨‧蒂森就是這種感到失望的企業家之一，他原是最早、對黨做過數額最大的捐獻的人之一。他在戰爭爆發時逃出了德國，承認「納粹政權毀了德國工業」。他向在國外碰到的所有人都說：「我當時真是個笨蛋！」
然而，在開頭的時候，企業家們自欺欺人地相信納粹的統治能滿足他們的全部希望。固然，「不可變更」的黨的綱領中的一些諾言，在他們看來是種不吉之兆：把托拉斯國有化，在批發貿易中分亨利潤，「把百貨商店收歸公有，並以低價祖給小商人」（第十六條條文），實行土地改革和取消抵押品的利息。但是企業界和金融界人士很快就發現，希特勒毫無一點履行黨綱中任何一條經濟諾言的意思，提出這些激進的諾言只是為了騙取選票而已。
在一九三三年的頭幾個月，納粹黨裡有少數激進份子試圖控制企業協會，接管百貨商店，建立一種跟墨索里尼企圖建立的相彷彿的勞資協作國家。但是，希特勒很快就把他們趕走，而代之以保守的企業家。希特勒早期在經濟問題方面的導師、要想取消「利息奴役」的怪人戈特弗雷德‧弗德爾獲得了一個經濟部次長的職位，但是他的上司，一生靠貸款收息的保險業巨頭卡爾‧施密特博士，不給他具體工作做，而在沙赫特繼任經濟部長後，就把弗德爾免職了。
小商人們曾經是黨的主要支持者，期望希特勒總理會給他們，很大好處，他們很快就發現，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完蛋了，被迫淪為靠工資為生者。一九三七年十月頒布的法律乾脆解散了一切資本在四萬元以下的公司，並禁止設立資本不滿二十萬元的新公司。這很快就幹掉了全部小企業的五分之一。另一方面，甚至在共和國時期就得寵的大卡特爾，得到了納粹黨的進一步加強。事實上，根據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日的一項法律，成立卡特爾成了強制性的事了。經濟部授權組織新的強制性卡特爾，或者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