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伯恩哈德‧盧斯特被任命為科學、教育與人民文化部部長。盧斯特是衝鋒隊的大隊長，一度擔任過漢諾威黨領袖，是個納粹黨員，又是希特勒自從二十年代初期以來的朋友。在國家社會主義奇怪顛倒的世界裡，盧斯特是極為適當的人選。他原是個小地方的失業教員，在一九三○年因有思想不穩定的表現而被共和國時代的漢諾威當局解僱。他的狂熱的納粹主義思想可能是被撤職的部分原因，因為盧斯特博士宣傳納粹思想像戈培爾那樣熱心，像羅森堡那樣糊塗。在一九三三年二月被任命為普魯士科學、藝術與教育部部長後，他曾誇口在一夜之間「使學校不再成為一個玩弄學術的機構」。
這樣一個沒有腦筋的人現在獲得了控制德國科學、公立學校、高等教育機構和青年組織的獨裁大權，因為第三帝國的教育，按照希特勒的規定，並不限於在擁擠的課堂裡進行，而且要在各級青年團體中進行斯巴達式的政治訓練和軍事訓練。大學和理工學院裡只能吸收很少數的人，因此這種教育不是頂點，頂點是在十八歲時先參加強迫勞動服役，然後應徵入伍在武裝部隊裡服役。
希特勒對「教授」，對學術生活的輕視，在《我的奮鬥》中已屢有流露。他在這本書裡表示過他對教育的一些想法。他寫道，「一個民族國家的整個教育的主要目標，決不可以只是灌輸知識，而是要造就十足強健的體魄」。但是，更重要的，他在這本書裡強調過爭取青年和訓練青年，為「一個新的民族國家」服務的重要性，這是他在成為德國的獨裁者以後仍舊常常談到的一個問題。他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六日的講演中說，「當一個反對者說，『我不會投向你那邊的』，我就平靜地說，『你的子女已經屬於我們了——你算什麼？你是要死的。但是，你的後代現在站在新陣營裡。在一個短時期後，他們就將不知道別的，而只知道這個新社會』」。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他說，「這個新國家將不把它的青年交給任何人，而是自己管青年，自己進行教育和撫養」。這不是空口說白話，當時實際發生的情況確是如此。
德國學校，從小學一年級直到大學，很快就納粹化了。教科書匆忙地重新編寫過，課程也改變了，《我的奮鬥》被奉為——用教育工作者的機關報《德意志教育家》的話說——「我們在教育方面的絕對正確的指南星」，看不到這種新的星光的教師則被清除出去。大多數教師都是感情上或多或少納粹化的，如果說不完全是黨員的話。為了加強他們的思想，他們被送到特別的學校裡去集中學習國家社會主義的原則，重點是希特勒的種族理論。
從幼稚園到大學的每一個擔任教職的人，都必須加入國家社會主義教師協會，這個協會根據法律有「責任按照國家社會主義的理論對全體教師實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體化」。一九三七年的公務員法案規定，教師必須是「黨所支持的國家的意志的執行者」，並且準備「隨時無保留地保衛國家社會主義國家」。早些時的一項法令已把他們列為公務員，從而受到種族法律的支配。猶太人不用說是禁止任教的。所有教師都宣誓「效忠和服從阿道夫‧希特勒」。後來，凡是沒有在衝鋒隊、勞動服役隊或者希特勒青年團服務過的人都不能教書了。要想在大學裡任教，必須先在觀察營裡待六個星期，在那裡，他們的見解和性格由納粹專家加以研究並報告給教育部，教育部根據申請者的政治「可靠性」發給教書憑證。
在一九三三年以前，德國公立學校是由地方當局管轄的，大學則由所屬各邦管轄。現在所有學校都置於全國教育部長的鐵腕管轄下。大學裡的校長和院長統統由他來任命，而以前是由全體教授選舉的。他還任命全體大學生都必須加入的大學生聯合會的領導人員，以及任命全體講師都參加的講師聯合會的領導人員。在老練的納粹份子嚴密控制下的國家社會主義大學講師聯合會，在選擇由誰來任教和務使所教的內容符合納粹理論方面起著決定性作用。
如此納粹化的結果，對德國教育和德國學術極其不利；在新的教科書裡，在教師們的講課中，都對歷史大加歪曲，甚至到了荒唐可笑的程度。把德國人捧成主宰種族、把猶太人說成是世界上萬惡之源的「種族學」的講授，則尤其如此。單是在有過許多偉大學者任教的柏林大學，一個獸醫出身的衝鋒隊員新校長就在Ｒａｓｓｅｎｋｕｎｄｅ（種族學）方面開設了二十五種新課程，到他真把柏林大學搞得烏煙瘴氣的時候，他竟開設了八十六項與獸醫有關的課程。
德國多少年代以來一直非常傑出的自然科學的教學也迅速地退化了。如像物理學方面的愛因斯坦和弗朗克，化學方面的哈伯爾、威爾斯塔特和瓦爾堡這樣卓越的教授，都解職了或者退休了。還在任教的人中，有許多則被納粹的邪道所腐蝕，企圖把這種邪道也運用到純粹科學上去。他們開始講授他們所謂的德國物理學、德國化學、德國數學。一九三七年還出現了一種叫做《德意志數學》的刊物，它的第一篇社論就一本正經地宣稱，凡是認為數學是沒有種族性的任何想法，其「本身」就包含著「毀滅德國科學的胚種」。
這些納粹科學家妄幻之深，使得即使在外行看來也是難以相信的。海德堡大學教授菲力浦‧萊納德是第三帝國較有學識、在國際上受到尊重的科學家之一，他曾問道：「德國物理學？有人會回答說，『但是，科學現在是而且永遠是國際性的』。這是不對的。實際上，科學像別的每一項人類所創造的東西一樣，是具有種族性的和以血統為條件的。」德雷斯登物理研究所所長魯道夫‧托馬希克則更為荒唐。他寫道，「現代物理學是（世界）猶太民族用來毀滅北歐科學的一種工具——純正的物理學是德國精神的產物——事實上，整個歐洲的科學是亞利安民族的成果，或者說得更確切一些，是德國思想的成果」。德國國家物理科學研究所所長約翰內斯‧施塔克教授也認為如此。他說，不難發現，「物理學研究的奠基者們，從伽利略到牛頓的偉大發明家一直到我們時代的物理學前驅們，差不多都是亞利安人，其中主要是屬於北歐種族」。
還有亞琛技術學院的咸廉‧纓勒教授，他在一本叫做《猶太人和科學》（《Ｊｅｗｒｙ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的書裡認為，有著一個要玷污科學從而毀滅文明的遍及全世界的猶太人陰謀。在他看來，發明相對論的愛因斯坦，是頭號惡棍。現代物理學有很大部分是以愛因斯坦理論作為基礎的，但這個理論卻被這個奇怪的納粹教授認為是，「從頭到尾都是旨在改變由大地產生的、鮮血結合的生命體的現實世界——就是非猶太世界，把它變成為光譜式的抽象東西，一切人種和民族的差別，一切種族的內在限度，都在非現實中喪失了；只有一種幾何學次元的非實體的多樣性還存在著，由於它的不敬神而服從法則的強制力而產生一切事物」。繆勒教授說，全世界在愛因斯坦出版相對論時對他的讚揚，實際上只是對「猶太人統治世界局面的來臨、迫使德國人無可挽回地和永遠地淪為無生氣的奴隸地位」表示高興。
柏林大學的路德維希‧皮勃貝克教授認為，愛因斯坦是「一個外來的江湖術士」。甚至萊納德教授也認為，「這個猶太人顯然不瞭解真理——在這方面，他同仔細而認真地追求真理的亞利安科學研究者成了顯明對照——因此，猶太物理學是一種幻覺，是德國基本物理學的一種退化現象」。
然而，從一九○五年到一九三一年，有十位德國猶太人因為對科學有貢獻而獲得了諾貝爾獎金。
在第二帝國時期，大學教授們，像新教牧師們一樣，曾盲目地支持保守政府和它的擴張主義目標。講堂成了培養有毒的民族主義和反猶主義的溫床。魏瑪共和國曾堅持學術要有完全的自由，這種情況帶來的一個結果是，極大多數大學教師由於反自由主義、反民主、反猶而幫忙破壞了這個民主政體。大多數教授是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他們希望德國保守的君主政體復辟。雖然其中許多人在一九三三年以前還認為納粹過於囂張殘暴，因而不願歸順，但是他們的宣教卻為納粹主義的到來準備了條件。到一九三二年的時候，大部分學生看來都醉心於希特勒了。
有些人覺得奇怪，怎麼會有那麼多的大學教師在一九三三年後對高等教育的納粹化表示了順從。雖然按官方數字，在這個政權的頭五年中被解僱的教授和講師有二千八百人，約佔全部人數的四分之一；但是，由於反對國家社會主義而失去職位的教師的比例，卻如一九三三年被瑪律堡大學解僱的威廉‧羅普克教授所說的，「非常之小」。雖然人數不多，其中卻有德國學術界的知名人士：卡爾‧雅斯伯斯、Ｅ‧Ｉ‧古姆貝爾、希歐多爾‧利特、卡爾‧巴爾特、尤利烏斯‧埃平豪斯等十餘人。其中大多數人都移居國外了，先是到瑞士、荷蘭和英國，最後到了美國。其中有一人，即逃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希歐多爾‧萊辛教授，遭到了納粹暴徒的盯梢，於一九三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在馬里安巴德被殺害。
然而，極大多數教授仍然留任，而且早在一九三三年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