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晨，柏林各日報的編輯以及德國其它地方的報紙的記者，都聚集在宣傳部裡，由戈培爾博士或者他的一個助手告訴他們：什麼新聞該發佈，什麼新聞要扣下，什麼新聞怎麼寫和擬標題，什麼運動該取消，什麼運動要開展，當天需要什麼樣的社論。為了防止誤解，除了口頭訓令外，每天還有一篇書面指示。對於小地方的報紙和期刊，則用電報或信件發出指示。
要在第三帝國當個編輯，首先得在政治上和種族上是「清白」的。一九三三年十月四日的德國報刊法使新聞事業成為一種受法律管理的「公共職業」。它規定，所有編輯都必須具有德國公民資格，屬於亞利安血統，配偶不是猶太人。報刊法第十四條命令編輯們「要使報紙上不得有任何誤導群眾、假公濟私、可能削弱德國的外在或內在力量、德國人民的共同意志、德國的國防及其文化和經濟——或者有損德國的榮譽和尊嚴的東西」。這一個命令如果在一九三三年以前實施，正好會取締德國的每個納粹黨編輯和出版物。它現在卻開始清除那些不是納粹黨的或者不願成為納粹黨的報刊和記者。
最先被迫停刊的報紙之一是《伏斯日報》。這家報紙創辦於一七○四年，像腓德烈大王、萊辛和臘思瑙那樣有名的人物過去都曾二百五十七為該報撰過稿。它已成為德國最主要的報紙，猶如倫敦的《泰晤士報》和《紐約時報》。但是，它是一家自由主義的報紙，而且老闆是由猶太人辦的烏爾施坦因出版公司。它在連續發行了二百三十年後，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停刊。另一家世界馳名的自由主義報紙《柏林日報》，拖得稍微久一些，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停刊；雖然它的老闆猶太人漢斯‧拉克曼—莫斯在一九三三年春季就被迫出讓了他在該報中的股份。德國的第三家自由主義大報《法蘭克福日報》，在清除了猶太老闆和編輯後繼續出版。該報駐倫敦記者，親英份子和自由主義者魯道夫‧寇徹爾，當了編輯，而且像保守的柏林《德意志總彙報》的編輯卡爾‧西萊克斯一樣——他也曾當過駐倫敦記者，獲羅德獎學金，在牛津大學求過學，是個英國的熱情崇拜者和自由主義者——為納粹服務得很好，正像全國新聞發佈官奧托‧狄特里希一度說到以前的「反對派報紙」那樣，其忠心程度，甚至常常「青出於藍」。後面這三家報紙之所以能夠倖存下去，有部分原因是由於德國外交部的影響。外交部要這些國際上知名的報紙照常出版，來裝幌子，以便在國外造成一個好印象。它們使納粹德國既有體面，同時又幫它進行宣傳。由於德國的各家報紙都受到指示，知道該發表些什麼東西以及如何寫新聞和社論，全國報刊不可避免地會顯出單調劃一。即使是一個受到那麼嚴密的管制和生性習慣於服從權威的民族，也對報紙感到厭倦。甚至像晨報《人民觀察家報》和晚報《進攻報》那樣的主要納粹報紙，銷數也下降了。
隨著納粹出版人把報紙一家又一家地置於控制下或者接管過去，所有報紙的總銷售量就此一落千丈。在第三帝國的頭四年中，報紙的種類由三千六百零七種減少到二千六百七十一種。
但是，德國報刊失去自由和減少種類卻使黨獲得好處，至少在財務方面來說是如此。馬克斯‧阿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軍隊中曾任上士，是希特勒的頂頭上司，如今是黨的出版公司埃耶出版社社長，他成了德國報刊財務方面的獨裁者。他是全國報界領袖和德國新聞協會的主席，有合法的權力可以任意勒令任何出版物停刊，隨後又以極便宜的價格把它收購過來。在一個短時期內，埃耶出版社成了龐大的出版帝國，也許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賺錢的一家出版公司。儘管許多納粹出版物銷數下降，但是納粹黨或者黨內個人所擁有的或者控制的報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佔全部報紙銷售量二五○○萬份中的三分之二。阿曼在紐倫堡所作的供詞中敘述他經營的情況如下：
「黨於一九三三年當政後——許多像烏爾施坦因出版公司那樣的由猶太財團或者由跟納粹黨敵對的政治或宗教財團所擁有或者控制的公司，都覺得最適當的辦法是只有把他們的報紙或者資產賣給埃耶公司。買賣這種產業是沒有自由市場的，埃那出版社總是唯一的投標者。在這件事情上，埃耶出版社和它所擁有或者控制的各出版公司擴展成為德國報紙出版方面的壟斷事業——黨在這些出版企業中的投資大獲其利。說納粹報刊綱領的基本目的是消滅一切跟黨對立的報刊，這話是不錯的。」
在一九三四年內有一個時期，阿曼和戈培爾都要求拚命巴結的編輯們不要把他們的報紙編得那麼單調劃一。阿曼說，他很遺憾，「目前報刊完全單調劃一，這不是政府的措施所造成的，也不符合政府的意願」。一位魯莽的週刊編輯，《格魯恩郵報》的埃姆‧韋爾克，把阿曼和戈培爾的話當了真。他指責說，宣傳部的官僚主義和高壓手段使得報刊變得那麼乾巴巴。他的刊物立即被勒令停刊三個月，他本人則被戈培爾撤職，送到集中營去。
電臺和電影也很快被利用來為納粹政權的宣傳服務。戈培爾一直認為廣播（電視當時還沒有問世）是現代社會的主要宣傳工具。通過他的宣傳部的廣播司和德國廣播協會，他完全控制了廣播事業，使它適合自己的目的。他的任務所以比較容易實現，是因為在德國，像在歐洲其它國家一樣，廣播事業是由國家所擁有和經營的壟斷事業。一九三三年納粹政府一上臺，國家廣播公司就自然落在它的手中。
電影仍在私人公司手中，但是宣傳部和德國電影協會控制了這個企業的每一個方面。用一篇官方評論的話說，它們的任務是「使電影業脫出自由主義的營利思想的範圍——從而使它能夠接受它在國家社會主義國家裡必須履行的那些任務」。
結果是德國人民受罪，只能聽到和看到同他們的報紙和期刊的內容同樣空虛和令人生厭的廣播節目和電影。德國的觀眾，向來是默默順從別人告訴他們應該看些什麼的，但是即使是這樣好說話的觀眾也發生反抗了。納粹電影上映時門可羅雀，而經戈培爾許可在德國放映的少數外國影片（多半是乙級好萊塢影片）則門庭若市。在三十年代中期有一個時期，德國影片老是遭到噓聲，以致於內政部長威廉‧弗立克對「電影觀眾的叛逆行為」發出嚴厲警告。廣播節目也遭到了群眾極不客氣的批評，德國廣播協會主席霍爾斯特‧德萊斯勒一安德萊斯說這種吹毛求疵是「對德國文化的侮辱」，不能予以容忍。在三十年代的那些日子裡，德國聽眾仍可收聽許多外國電臺的廣播，而不致像戰爭爆發以後的時期裡那樣會有喪失生命的危險。或許有很多人曾收聽外國廣播，雖然本觀察家的印象是，隨著一年一年地過去，戈培爾博士證明了他的看法是對的，即廣播變成了這個政權的遠遠超出其它一切的最有效的宣傳工具，在改造德國人民，使他們適合希特勒目標這一點上，比任何別的宣傳工具都起著更大的作用。
我本人不久就有這種體會：在一個極權國家裡，一個人是多麼容易聽信說假話的和受檢查的報刊和廣播啊。雖然我不像大多數德國人，我每天可以看到外國報紙，特別是出版後第二天就到達的倫敦、巴黎和蘇黎世的報紙，我經常收聽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和其它外國廣播，但是由於職務關係，我每天必須花許多小時瀏覽德國報刊，收聽德國廣播，同納粹官員們談話，到黨的集會上去旁聽。我驚奇地而且往往是大吃一驚地發現，儘管我有很多機會知道事實真相，儘管我根本就不信任從納粹方面來的消息，但是多年來一再聽到捏造的和歪曲真相的報導，自會使人留下一種印象而常常受其迷惑。凡是沒有在極權國家裡住過多年的人，就不可能想像，要避免一個政權的不斷的有用意的宣傳的可怕影響，有多麼困難，在一個德國家庭裡，或者在辦公室裡，或者有時候在一家飯館裡、啤酒館裡、咖啡館裡，跟一個陌生人的偶然交談中，我常常會從看來是受過教育的和明白事理的人的嘴裡聽到最蠻橫武斷的主張。顯然，他們是在重複他們從廣播中聽到的或者從報紙上看到的荒唐意見。有時候聽到這種胡說八道忍不住也照樣要說說自己的意見，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看到一種極為懷疑的眼色，一種默然震驚的神情，好像你褻瀆了上帝一樣，於是你就會瞭解到，想要跟一個頭腦已經變了樣的人接觸，是沒有用處的，因為他認為凡事就是像希特勒和戈培爾悍然不顧事實地所說的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