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夏天，似乎長生不老的興登堡身體一天比一天壞，八月二日上午九點，他終於逝世了，享年八十七歲。三小時後，中午時分宣佈，根據內閣前一天制訂的法律，總理的職務和總統的職務已經合併為一，阿道夫‧希特勒已接管國家元首和武裝部隊總司令的權力。總統的職銜已予取消；希特勒的頭銜將是元首兼國家總理。他的獨裁大權至此就完全實現了。為了堵塞漏洞，他要軍隊全體官兵宣誓效忠——不是對德國，不是對憲法（他在興登堡死後不舉行繼任選舉就已違反了憲法），而是對他個人宣誓效忠。誓詞如下：
「我在上帝面前作此神聖的宣誓：我將無條件服從德國國家和人民的元首、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阿道夫‧希特勒；作為一個勇敢的軍人，願意在任何時候為實行此誓言不惜犧牲生命。」
到一九三四年八月為止，將軍們如果要推翻納粹黨政權，本來是可以不費吹灰之力的，但是他們沒有這麼做，反而承認他是國內最高的合法當局，作了這樣的效忠宣誓，從此以後使他們自己對阿道夫，希特勒個人承擔了義務，而這樣的誓言，不論對他們個人或國家多麼不光彩，他們出於軍人的榮譽感，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一定要忠實遵守的。但是這個誓言在不少的高級軍官中間也會引起良心的不安，那是當他們公認的領袖走上了一條他們所反對的並且認為可能導致國家滅亡的道路上的時候。但是這個誓言也使更多的軍官有了藉口來開脫他們個人在根據最高統帥的命令而犯下的難以名狀的罪行中的責任，這個最高統帥的本性已在六月三十日的大屠殺中表露無遺。德國軍官團的驚人錯誤之一，從這個時候起，就是這種「榮譽」衝突所產生的。作者根據親身經驗可以證明，所謂「榮譽」是經常掛在他們嘴邊的一個字眼，他們對此可以說有一種古怪的看法。在以後，他們常常為了忠於誓言這種榮譽感，而忘掉了自己作為人類的榮譽感，把他們軍官團的道德準則踐踏在污泥之中。
興登堡死後，宣傳部長戈培爾博士正式宣佈，沒有發現老元帥的遺囑，因此必須斷定他沒有留有遺囑。但是在八月十五日，也就是德國人民舉行公民投票批准希特勒接管總統職務的前四天，不是別人，竟是巴本找到了興登堡的政治遺囑，送去給了希特勒。遺囑中讚揚希特勒的話為戈培爾在公民投票最後四天的宣傳運動中提供了大好的材料，而在投票前夕又有奧斯卡‧馮‧興登堡上校在電臺發表廣播講話：
「我父親本人把阿道夫‧希特勒視為他作為德國元首的直接繼承人，我現在根據我父親的意願，呼籲德國全體男女同胞投票贊成把我父親的職務移交給元首兼國家總理。」
這幾乎可以肯定說是不確實的。因為根據最可靠的現有材料，興登堡建議在他死後讓王室復辟，作為臨終希望。但是遺囑的這一部分內容，阿道夫‧希特勒卻沒有公開。
戰後在紐倫堡訊問巴本的時候，以及後來他在回憶錄中，終於弄清楚了一些——也許不是全部——老總統遺囑的真相。雖然巴本不是一個絕對可靠的證人，他也許沒有把他所知道的全部情況都說出來，但是他的證詞是不能等閒視之的。興登堡的遺囑就是由他親筆起草的，據他說，這是應老元帥自己的要求。
「我的草稿（巴本在回憶錄中說）建議，在他死後實行立憲君主政體，我特別提到合併總統和總理職務是不適宜的。為了避免得罪希特勒，當然也有一些嘉許納粹黨政權肯定的成就的話。」
巴本說，他在一九三四年四月間把草稿交給興登堡。
「幾天後，他要我再去見他，他對我說，他決定不採用我的草稿。他覺得——應該由全國人民來決定他們希望國家採取什麼形式。因此他打算把關於他為國服務的敘述作為遺囑，而把他關於王室復辟的建議作為一個臨終希望在一封給希特勒的私人信中表示出來。當然，這說明我原來的建議的全部意義都取消了，因為關於復辟的建議己不再向全國人民提出了；希特勒後來曾對這一點充分加以利用。」
要看到希特勒如何利用這一點，沒有別的德國人比巴本處在更有利的地位了。
「在興登堡在坦能堡下葬以後，我一回到柏林，希特勒就打電話給我。他問我興登堡是否有政治遺囑，如果有的話，我是否知道在哪裡。我說，我要問問奧斯卡‧馮‧興登堡。希特勒說：「要是你能夠儘快把這個文件送到我這裡來，我將十分感謝你。」因此，我囑咐我的私人秘書卡根奈克到紐台克去問興登堡的兒子，遺囑是否仍在，是否可以讓我把它轉交給希特勒。因為我在五月底興登堡離開柏林後就一直沒有見過他，我不知道他有沒有銷毀那份遺囑。」
奧斯卡在他父親死後沒有能夠馬上找到這個重要的文件，這時突然找到了。這不可能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興登堡的副官馮‧德‧舒倫堡伯爵後來在解除巴本納粹罪嫌的審判時所提供的證詞，證明了這一點。據他透露，總統在五月十一日簽署了兩個文件，他的遺囑和臨終希望。前者致「德國人民」，後者致「國家總理」，興登堡最後一次離柏林去紐台克時，舒倫堡是帶了文件同他一起走的。巴本說，他當時不知道這件事。但是，他的秘書不久就從紐台克回來，帶來了奧斯卡‧馮‧興登堡給他的兩個密封信封。
八月十五日，巴本把它們帶到伯希特斯加登交給希特勒。
「希特勒極其仔細地讀了這兩個文件，並且同我們討論了其中的內容。顯然，興登堡在那個表示他的臨終希望的文件中的建議同希特勒的打算是有矛盾的。他因此利用了信封上寫的致「國家總理阿道夫‧希特勒」這一點。他說：「故總統的這些建議是向我個人提出的。是否發表它們，我以後再作決定。」我要求他把這兩個文件一起發表，但是沒有結果。交給他的新聞秘書發表的只有興登堡敘述他為國服務的經過的一個檔案，其中就寫有嘉許希特勒的話。」
另外一個建議由霍亨佐倫王室一個成員而不是由希特勒來擔任國家元首的檔案，後來下落如何，巴本並沒有說起，也許他也根本不知道。在繳獲的成千噸重的納粹黨秘密檔案中並沒有發掘出這個檔案，因此很可能已被希特勒馬上銷毀了。
如果希特勒當初足夠大膽地和正直地發表了這個文件，結果也許不會有什麼不同。早在興登堡去世以前，他就在內閣通過一項法律，授予他總統權力。那是在八月一日，也就是老元帥死前一天。如果說這項「法律」是非法的，這一點在前奧地利下士已成為法律本身的德國也是不會造成什麼不同結果的。這項法律之不合法，是十分明顯的事。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在施萊徹爾執政期間，國會曾經以三分之二的必要多數通過一項憲法修正案，規定在舉行新選舉之前應由最高法院院長而不是總理代行總統職務。雖然授權法（這是希特勒獨裁的「法律」基礎）授權總理可以制定與憲法相違背的法律，但是它明確禁止他竄改總統制度。
但是，事到如今，法律又有什麼意義呢？在巴本看來，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他欣然從命，到維也納去擔任希特勒的公使，收拾納粹黨刺殺陶爾斐斯總理後所造成的混亂局面去了。在將軍們看來，也是沒有意義的，他們急於努力加強希特勒的軍隊。在工業家們看來，也是沒有意義的，他們已經熱心地轉向有利可圖的重整軍備的生意。老派的保守份子，像外交部的馮‧牛賴特男爵和國家銀行的沙赫特博士這樣「正直的」德國人都並沒有辭職。沒有一個人辭職。事實上，沙赫特博士在八月二日，也就是希特勒篡奪將死的總統的權力的那一天，還兼任了經濟部長的職務。
那麼德國人民呢？在八月十九日，合格選民中約有九十五％去投了票，其中有九十％——三千八百多萬人——投票贊成希特勒篡奪大權。只有四百二十五萬德國人有勇氣——或者說有願望——投反對票。
難怪九月四日納粹黨在紐倫堡舉行黨代表大會的時候，希特勒信心百倍。我在第二天早晨看到他在掛滿旗幟的盧特波爾德大廳像一個戰勝的皇帝一樣，邁步進入會場，當時樂隊高奏《巴登威略進行曲》，三萬隻手臂一齊舉起致納粹黨的敬禮。幾分鐘以後，他驕傲地坐在大講臺的中央，雙臂交叉在胸前，兩眼炯炯發光，當時巴伐利亞黨組織領袖阿道夫‧華格納宣讀了元首的文告。
「今後一○○○年中，德國的生活方式已經肯定了。十九世紀的神經緊張時代已與我們告別。在今後一○○○年中，德國將沒有其它革命！」
他是個凡人，不免一死，無法活到一千歲，但是只要他還活著，他將作為這個偉大民族歷史上最有權力、最無忌憚的專制魔王來統治他們。德高望重的興登堡已不在人世，沒有人可以非議他的權威，陸軍已處在他的股掌之中，立下了任何德國軍人都不敢輕易違反的誓言，惟他之命是從。的確可以說，現在整個德國和全體德國人民都已在他的血腥的手掌之中，因為最後一批反抗者已經被消滅了，或者說永遠消失了。
「真是好極了！」在舉行了一個星期的令人精疲力竭的遊行、演講、盛大場面的活動，對一個政界人物進行了作者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