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快結束時，像一場大火一般席捲全世界的經濟恐慌給阿道夫‧希特勒送來了他的機會，他也充分利用了這個機會。像大多數偉大的革命家一樣，他只有在時勢困難的時候才能夠有用武之地，最初是群眾陷入失業、饑餓和絕望之中，後來是他們被戰爭衝昏頭腦的時候。但是在歷史上的革命家中間，他也有一點與眾不同的獨特之處，那就是他打算在取得政治權力以後才實行他的革命。他不打算為了要奪取國家的控制權而實行革命。這一目標要靠選民的委託，或者靠國家的統治者的認可——總而言之，靠合乎憲法的手段——來實現。為了要取得選票，希特勒只有利用時勢才行，而時勢在三十年代開始的時候又使德國人民陷於絕望之中。為了要取得當權者的支持，他必須使他們相信，只有他才能夠把德國從多災多難的困境中拯救出來。在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三年的動亂年代裡，這個狡猾而大膽的納粹黨領袖便重整旗鼓，著手實現這雙重目標。現在回顧起來可以看出，當時的時局和那些曾經宣誓要忠誠地保衛他們所統治的民主共和國的少數人的軟弱和混亂，都幫了希特勒的忙。但是在一九三○年開始的時候，這是一點也沒有辦法預見的。
古斯塔夫‧施特萊斯曼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三日去世。他在過去六年中間，為了要使戰敗的德國回到世界大國的行列，為了指導德國人民走向政治和經濟的穩定，在外交部長的任上，由於費盡心力，終於積勞致死。他的成就不可勝計：他使德國參加了國際聯盟，他談判了道威斯計畫和揚格計畫，把賠款減到了德國能夠從容償付的水準，而且在一九二五年，他曾經是洛迦諾公約的主要創始人之一。這個公約為西歐帶來了它的飽受刀兵之災和內爭之苦的人民一個世代以來第一次嚐到的太平寧靜的局面。
在施特萊斯曼去世後三星期，十月二十四日那一天，華爾街股票市場突然崩潰了。德國國內馬上受到了影響——而且是災難深重的影響。德國繁榮的基礎一直是主要從美國那裡借來的外債和對外貿易。一旦新債斷絕，舊債到期，德國金融結構就無法承受這種負擔。一旦在大蕭條後世界貿易一蹶不振，德國就無法出口足夠數量的東西來購買所需要的原料和糧食等必需的進口貨。而沒有出口，德國的工業就無法開工，它的產量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幾乎跌了一半。成百萬的人失了業。成千上萬的小企業破了產。一九三一年五月奧地利最大的一家銀行信貸銀行宣告破產，接著在七月十三日破產的有德國一家大銀行達姆施達特國家銀行，這就迫使柏林政府勒令所有銀行暫時停業。甚至胡佛總統提出的在七月六日生效的暫停償付一切戰時債務（包括德國賠款）的創議也不能抑止這個浪潮。整個西方世界受到了一種其領導人所不能理解的、認為不是人力所及的力量的打擊。在這麼富裕繁榮的中途，怎麼可能突然發生這種貧困和痛苦現象呢？
希特勒曾經預料到這場災難，但是他同任何其它政治家一樣，無法瞭解這場災難是什麼事情引起來的。也許他比別人更不瞭解，因為他對經濟學既沒有知識又沒有興趣。可是他對於經濟恐慌給他送上門來的大好機會卻不是沒有興趣或沒有知識的。德國人民的苦難——不到十年以前馬克貶值的慘痛經歷留在他們生活上的創傷猶在——並沒有引起他的同情。相反；在那個時期的最黯淡的日子裡，當工廠停工，當失業登記人數超過六百萬大關，當全國各大城市排隊等候配給麵包的人長達好幾條街的時候，他居然能夠在納粹黨報紙上這樣寫道：「我一生之中從來沒有像這些日子這麼舒坦，內心感到這麼滿意過。因為殘酷的現實打開了千百萬德國人的眼睛，使他們看清楚欺騙人民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史無前例的欺騙、撒謊和背叛行為。」他的同胞的苦難，不是他要浪費時間來表示同情的事情，而是他要冷酷地立即把它在政治上變成支持他自己的野心的力量。這就是他在一九三○年夏末著手要做的事。
德國最後一任社會民主黨總理。支持魏瑪共和國的各民主黨派聯合組成的最後一屆政府的首腦赫爾曼‧繆勒，由於各黨派在失業保險基金問題上發生的爭吵，於一九三○年三月辭職。繼任的是天主教中央黨議會領袖海因里希‧勃魯寧。勃魯寧在戰時是一個機槍連的一名上尉，曾獲得鐵十字獎章，他在國會中表示的頭腦冷靜，保守穩健的觀點頗得陸軍，特別是一位名叫庫特‧馮‧施萊徹爾的將軍的好感。後者在當時還不大為外界所知，是一個愛好虛榮、精明能幹、野心勃勃的「辦公桌軍官」，軍界人士早已承認他是一個頗有才華但是寡廉鮮恥的陰謀家。他向馮‧興登堡總統提出了勃魯寧的名字，因此新總理是個陸軍提出的人選，雖然他本人可能並沒有充分意識到。勃魯甯為人正直，大公無私，謹慎謙虛，忠誠廉潔，性格上稍許有點嚴峻；他希望在德國能夠恢復穩定的議會制政府，把國家從越來越蕭條的經濟恐慌和政治混亂中拯救出來。他在這樣努力的時候，不知不覺地卻為德國民主政治掘了墳墓，從而無意中為阿道夫‧希特勒的上臺鋪平了道路，這是這個用心善良、具有民主思想的愛國者的悲劇。
勃魯寧無法爭取到國會中多數議員批准他的財政計畫中的某些措施。他因此請求興登堡援引憲法第四十八條，根據這一條規定的緊急權力由總統下令批准他的財政法案。議會的反應是通過了一項要求撤銷總統命令的決議。於是正當經濟危機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的時候，議會制政府卻垮臺了。為了找出一條擺脫困境的出路，勃魯寧在一九三○年七月要求總統解散國會，在九月十四日舉行新的選舉。勃魯寧怎麼會指望在新的選舉後可以在國會中得到穩定的多數，這個問題一直沒有找到解答。可是希特勒卻認識到，他自己的機會出乎意料地提早出現了。
苦難深重的人民要求擺脫他們的困境。千百萬失業者要求工作機會。小店主要求得到幫助。上次選舉後達到投票年齡的四百萬左右的青年人要求至少有個能謀得生活溫飽的前途。希特勒在一次旋風式的競選運動中向這些千百萬處境困難、心懷不滿的人們提出的保證，在他們看來似乎給他們帶來了某種程度的希望。他如果上臺，將使德國恢復強大，拒付賠款，撕毀凡爾賽和約，肅清貪污，迫使金融巨頭就範（特別是如果他們是猶太人的話），一定要做到使每個德國人都有工作和麵包。那些絕望饑餓的人不僅希望得到救濟，而且也希望得到新的信仰和新的神祇，對於他們來說，這種保證不是沒有效力的。
希特勒抱的希望雖然已經夠大的了，但是一九三○年九月十四日晚上揭曉的選舉結果，卻是他做夢也沒有想到的。兩年前，他的黨得了八十一萬張選票，十二個國會議席。這一次，他原來打算選票會增加三倍，議席搞到五十個，但是在這一天，納粹黨所得的選票增加到了六百四十萬九千六百張，可以取得國會中一百零七個席位。這樣它就從國會中位居第九的最小黨一躍而為第二大黨。
在另外一個極端，共產黨得票也增加了，從一九二八年的三百二十六萬五千張選票增加到四百五十九萬二千票，國會議席從五十四席增加到七十七席。溫和的中產階級政黨，除了天主教中央黨以外，喪失了一百多萬張選票，社會民主黨也是如此，雖然選民總數增加了四百萬。休根堡的右翼民族黨的票數從四百萬降到二百萬。很明顯，納粹黨從其它中產階級政黨那裡奪過來數百萬擁護者。同樣明顯的是，從此以後，勃魯寧——或其它任何人——要在國會中取得穩定多數比以前更加困難了。但是沒有穩定多數，共和國怎麼能夠存在下去呢？
這是在一九三○年選舉以後國家的兩大支柱——陸軍和大工業家金融家集團——越來越關心的一個問題。這兩大支柱的領袖從來沒有真正接受過共和國，除非是把它當作德國歷史上一種暫時的不幸現象。在選舉勝利的鼓舞下，希特勒開始轉移注意力來爭取這兩個有勢力的集團。我們已經知道，早在維也納的時候，他從卡爾‧盧格市長的政治手腕中，知道了把「有勢力的、地位確立不移的機構」爭取過來的重要性。
一年以前，在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希特勒在慕尼黑發表過一篇演講，要求陸軍重新考慮它敵視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和支持共和國的態度。
「從事破壞的政黨是沒有前途的，擁有人民的力量、準備而且願意同陸軍聯合起來以便有朝一日協助陸軍保衛人民利益的政黨才有前途。而在另一方面，我們至今仍看到我國陸軍的軍官還在煞費苦心地考慮能與社會民主主義合作到什麼程度。可是，親愛的先生們，難道你們真的相信，你們同那個以促使陸軍賴以存在的一切基礎歸於解體為宗旨的哲學有任何共同之處嗎？」
這是想要爭取陸軍軍官支持的一種巧妙的呼籲，他們大多數人都相信，而且希特勒現在也第一百次重複指出：他們現在所支持的、而且對軍官階層及其所代表的一切都毫無感情的共和國在背後戳了陸軍一劍，把陸軍出賣了。接著他用一種對於他將來要做的事情有預言性的話，警告軍官們，如果馬克思主義者勝過了納粹黨人，他們會有什麼下場。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