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九二五年一直到一九二九年發生經濟恐慌，這幾年是阿道夫‧希特勒和納粹運動時運不佳的幾年。但是，他仍不屈不撓，從來沒有喪失過希望和信心，由此也可以看出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儘管他的性格容易激動，常常因此發出歇斯底里的狂言亂語，但是他卻有耐心等待，而且他也很精明，認識到這些年代中籠罩著德國的物質繁榮的氣候和安定寬舒的感覺是不適宜於實現他的目標的。
但是，他相信好景不長。他說過，就德國而論，這種好日子所依靠的不是德國本身的力量，而是別人的力量——尤其是美國的力量，德國的繁榮正是從美國的充裕的金庫中借來了大量的貸款後造成和維持的。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年之間，德國借了大約七十億美元外債，其中大多數借自美國的投資人，後者很少考慮到德國最後靠什麼還債。關於這一點，德國人考慮得更少。
共和國借了外債，用來償付戰爭賠款和擴大它的龐大的社會服務，這種社會服務成了全世界的典範。各邦，各大小城市也借了外債，不僅從事必要的建設，也從事飛機場、戲院、運動場、豪華的游泳池的建築。在通貨膨脹期間輕易償清了債務的工業部門，也借了數以十億計的外債來更新裝備和把生產過程合理化。工業產量於一九二三年跌到一九一三年的五十五％，到一九二七年增加到一百二十二％。失業人數在一九二八年是戰後第一次跌到了百萬以下——六十五萬人。那一年零售額較一九二五年增加了二十％，次年實際工資達到了比四年前高十％的數字。下層中產階級，也就是希特勒要從那裡得到群眾支援的千百萬小店主和低薪階層，在這次普遍繁榮中也分得了一杯羹。
我個人對德國的瞭解也是在這些日子裡開始的，我當時駐在巴黎，偶爾也去倫敦；當時美國正處在喀爾文‧柯立芝總統治下的令人難以置信的自滿和空虛的時代，對於一個能夠逃避這種環境而感到欣喜的美國青年來說，這兩個首都固然有其令人神往之處，但是同柏林和慕尼黑相比，就不免略為遜色了。當時德國正處在沸騰的氣氛之中。那裡的生活似乎比我在任何其它地方看到的生活更加自由，更加現代化，更加令人興奮。沒有任何地方的藝術和文化生活有像德國那樣活躍的。在當代寫作、繪畫、建築、音樂和戲劇方面，新的潮流不斷湧現，優秀人才輩出。到處都是青年人占上風。在人行道邊的咖啡座上，在華麗的酒吧間裡，在夏令營裡，在萊因河上的汽船裡，或者在煙霧騰騰的藝術家的工作室裡，你與青年人坐在一起，通宵達旦，無休無止地談論著生活。他們是身心健康、無憂無慮、崇拜陽光的一些人，他們對於人生充滿了熱情，一點沒有忌諱和拘束。從前壓制人的普魯士精神似乎已經死了和埋葬了。你遇到的大多數德國人——政治家、作家、編輯、藝術家、教授、學生、企業家、勞工領袖——都使你認為他們是愛好民主，崇尚自由，甚至是主張非戰的。
你很少聽到人們談到希特勒或納粹黨，除非是作為笑料——通常是在談到當時已以啤酒館政變聞名的那次事件的時候才提起的。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的那次選舉中，在全部三一○○萬張投的選票中，納粹黨只得了八十一萬張，在國會四百九十一個席位中只佔了十二個席位。保守的民族黨也喪失了很多選票，從一九二四年的六百萬張選票跌到了四百萬張選票，議席從一百零三席減少到七十三席。另一方面，社會民主黨在一九二八年選舉中增加了一百二十五萬張選票，總數達九百多萬，在國會中佔一百五十三個席位，一躍而成為德國第一大黨。戰爭結束以後，經過了十年工夫，德意志共和國似乎終於站穩腳跟了。
在一九二八年那一年，國家社會黨的黨員人數是十萬八千人。數目雖少，卻在慢慢增加。希特勒在一九二四年年底出獄後兩星期，就馬上去見巴伐利亞總理、天主教巴伐利亞人民黨領導人海因里希‧赫爾德博士。在希特勒保證以後行動一定要循規蹈距（他當時仍算是假釋在外）之後，赫爾德撤銷了對納粹黨及其報紙的取締。「這頭野獸已經制服了，」赫爾德對他的司法部長古特納說，「我們現在不怕放鬆鐵鍊了。」犯了這個致命的判斷錯誤的德國政治家有不少，這個巴伐利亞總理是第一批（但絕不是最後一批）中間的一個。
《人民觀察家報》於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復刊，發表了希特勒寫的長篇社論，題目是《新的開端》。第二天，復活後的納粹黨在貝格勃勞凱勒酒館舉行第一次群眾集會，他在會上發表演講，這個地方就是一年半以前在十一月九日早上他和他的忠實信徒出發舉行他們歸於慘敗的遊行的地方。這些信徒中間有很多人這一次沒有在場。埃卡特和施勃納——里希特已經死了。戈林在流亡中。魯登道夫和羅姆已同元首決裂。羅森堡同施特萊徹和埃塞發生了內訌，心懷不滿，有意避開。格利戈爾‧施特拉塞也是如此。他同魯登道夫在希特勒身繫囹圄而納粹黨遭禁的時候曾經領導國家社會主義德國自由運動。希特勒請安東‧德萊克斯勒主持這次集會，但是這個老鎖匠、黨的創始人叫他見鬼去。儘管如此，在啤酒館裡還是聚集了四千名左右的信徒，來聽希特勒的演講，他沒有使他們失望。他像以前一樣口若懸河，講了兩小時。在演講結束時，群眾掌聲雷動。儘管有不少人開了小差，前途頗為黯淡，但是希特勒表明，他仍認為自己是黨的獨裁領袖。「我單獨負責領導我們的運動，只要我單獨負責一天，就沒有人能對我強加條件，」他又補充說，「我再一次負起我們運動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的全部責任。」
希特勒在去出席這次大會的時候，已經下定決心以後要實現兩個目標。一個目標是要把全部權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還有一個目標是要把納粹黨重新建設為一個隻通過憲法手段攫取政權的政治組織。他還在監牢裡的時候就把這種新策略解釋給他的一個部下卡爾‧盧台克聽。「我恢復活動以後，必須採取新的方針。我們將不再企圖通過武裝政變來取得政權，而是要捏著鼻子進國會同天主教議員和馬克思主義者議員打交道。哪怕在選票上要超過他們比在動武上壓倒他們所花的時間更長，至少結果能夠得到他們自己的憲法的保證。任何合法事情的過程總是緩慢的——遲早我們會得到多數選票——下一步就是得到德國了。」他在出了蘭德斯堡監獄後即向巴伐利亞總理保證，從此以後，納粹黨將在憲法的體制內進行活動。
但是，二月二十七日他在貝格勃勞凱勒酒館再次露面時，群眾的熱烈情緒還是使他感到飄飄然。他並沒有怎麼隱諱對國家的恫嚇。除了馬克思主義者和猶太人以外，共和政體也是「敵人」。在發言結束時，他高呼：「我們的鬥爭只有兩種可能的結局：不是敵人踩著我們的屍體過去，就是我們踩著敵人的屍體過去！」
根據這頭「野獸」出獄後第一次在公開場合出現的情況看來，他似乎一點也沒有被「制服」。他雖然保證以後要循規蹈矩，但是還是以暴力來威嚇國家。巴伐利亞政府立即禁止他在公開場合演講，這次禁令的期限是兩年。其它各邦也相繼效法。對於一個靠三寸不爛之舌達到目前成就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很重的打擊。一個被剝奪公開發言權利的希特勒就等於是一個失敗了的希特勒，正如一個拳師在拳擊場上被銬住了雙手一樣無能為力，至少大多數人是這樣想的。
但是他們又弄錯了。他們忘記了，希特勒除了是個演說家以外，還是一個組織家。他咽下這口不得在公開場合講話的怒氣，發憤從事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建設工作，把它組織成為一個德國以前從來未曾有過的組織。他打算把它組織得像陸軍一般——成為一個國中之國。第一項工作是吸收繳黨費的黨員。到一九二五年年底，黨員人數僅為二萬七千人。吸收新黨員的工作進展很慢，但是每年都略有進展，一九二六年是四萬九千人；一九二七年是七萬二千人；一九二八年是十萬八千人；一九二九年是十七萬八千人。
而更重要的工作是建立一個複雜的黨內機構，這個機構相當於德國政府的組織，也的確可以說相當於德國社會的組織。全國劃分為若干區，其範圍大致相當於德國國會原來的三十四個選區，每一個區有一個希特勒任命的區領袖。另外還有奧地利、但澤、薩爾、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的蘇台德等七個區。每個區又分為分區，由分區領袖領導。再底下的黨內單位是分部，在城市裡各分部又進一步分為街道支部和小組。
納粹黨的政治組織分為兩個部，政治組織第一部負責對付和破壞政府，政治組織第二部負責建立一個國中之國。因此第二部下面設有農業、司法、國民經濟、內政、勞工等部門，而且考慮到將來情況，還設有種族、文化、工程等部門。政治組織第一部設有外交、工會等部門，還沒有一個全國新聞局。宣傳部是個單獨設立的複雜機構。
雖然黨內一些粗人、街頭毆鬥和酒館鬧事的老手反對吸收婦女和兒童入黨，希特勒還是很快地給婦女和兒童也設立了專門的組織。希特勒青年團吸收十五歲到十八歲的青年，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