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除了歷史以外，希特勒還從哪裡得到思想上的啟發呢？他在德國國內外的反對者不是太忙，就是太笨，沒有在尚不太晚的時候注意到這一點，但是他卻像許多德國人一樣，兼收並蓄地汲取了十九世紀德國思想家各種各樣不負責任和狂妄自大的思想。這些亂七八糟的思想，希特勒都是從阿爾弗雷德‧羅森堡這樣糊塗的冒牌哲學家或者他那醉醺醺的詩人朋友狄特里希‧埃卡特那裡拾來的牙慧，卻以一個初入門者的滿腔熱情來奉為至寶。更糟糕的是，他決心要把這些思想付諸實行，只要一有機會。
我們前面已經談到，紊繞在希特勒腦際的這些思想是些什麼思想：對戰爭和征服的歌頌，極權主義國家的絕對權力；認為亞利安人即日耳曼人是主宰種族的信念，對猶太人和斯拉夫人的仇視；對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的蔑視，這些思想都不是希特勒獨創之見——雖然實行這種思想的方式後來證明是他的獨創。這些思想來自在希特勒出生前一個世紀內支配德國思想界的一批無奇不有的學問淵博然而頭腦有失平衡的哲學家、歷史學家和教育家。後來事實證明，這些思想不僅對德國人，而且對很大一部分人類也帶來了極其嚴重的後果。
毫無問題，在德國人中間，曾經出過西方世界在思想和精神方面最崇高的一些人物——諸如萊布尼茲、康德、赫得、洪堡、萊辛、歌德、席勒、巴哈和貝多芬等——而且他們對西方文明都做出了獨特的貢獻。但是，正好與從俾斯麥一直傳到希特勒手中的普魯士德國的興起同時，在十九世紀開始佔優勢的德國文化的主要支柱首先是菲希特和黑格爾，後來是特萊希克、尼采、理查‧華格納，以及一批較為次要的人物，奇怪的是，在後者這些人物中占重要地位的還有一個古怪的法國人和古怪的英國人。這些人終於造成了德國在精神上與西方的分裂；這種分裂狀態至今還沒有彌補過來。
一八○七年，普魯士在那拿屈辱地被拿破崙擊敗以後，約翰‧戈特利勃‧菲希特開始在他擔任哲學教授職位的柏林大學的講壇上發表他著名的《告日耳曼民族書》。這些演講深深地激動了和鼓舞了一個陷於四分五裂的戰敗國家的人民，它們的響亮回聲即使到了第三帝國時代仍舊隱約可聞。對於一個戰敗國的意氣沮喪的人民來說，菲希特的教導是一種醉人的烈酒。在他看來，拉丁民族——特別是法國人——和猶太人都是腐朽種族。只有日耳曼人才有中興的可能。他們的語言是最純潔的，最與眾不同的。只有在他們的影響下，歷史才能展開一個新的紀元。這個新紀元將反映宇宙的法則。它將由一批為數不多的社會精華來領導，他們沒有任何「個人」性質的道德觀念的約束。這些思想就是我們上面已經看到的希特勒寫在他的《我的奮鬥》中的一部分思想。
菲希特一八一四年逝世後，他在柏林大學的講座由格奧爾格‧威廉‧弗雷德里希‧黑格爾繼任。黑格爾是一個思想敏銳、觀察深刻的人，他的辯證法啟發了馬克思和列寧，因此對共產主義思想的確立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把國家頌揚為人類生活中至高無上的主宰的思想，為俾斯麥的第二帝國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國鋪平了道路。在黑格爾看來，國家就是一切，或者幾乎就是一切。他認為國家是「世界精神」的最高表現；它是「道德的宇宙」；它是「倫理概念——倫理思想——認識和思維本身的體現」；國家「對個人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個人的至高無上的責任是做國家的一份子——因為世界精神的權利是超越一切個人特殊權利的——」
那麼個人在世界上的幸福在哪裡呢？黑格爾答覆說，「世界歷史不是幸福的帝國。幸福的時期，」他宣稱，「是歷史上空白的篇頁，因為這些時期是和諧一致、沒有衝突的時期。」戰爭是最偉大的純潔劑。在黑格爾看來，它有益於「為長期和平所腐化的各國人民的倫理健康，正如颳風使海洋去除長期平靜所造成的污穢一樣。」
任何傳統的道德和倫理觀念都不得影響至高無上的國家或領導國家的「英雄」。「世界歷史佔有一個更高的地位——不相干的道德要求絕不能與世界性歷史性的功業及其實現發生衝突。絕不能以喃喃連禱的那些個人品德了——謙虛、仁愛、寬容——來反對它們——這樣強大的一種形式（國家）必須踐踏許多無辜的花草——壓碎它的前進道路上的許多東西。」
黑格爾預料德國在恢復了它的天賦才能以後就會建立這樣一個國家。他預言，「德國的時辰」將會來到，它的使命將是振興世界。誰如果讀過黑格爾的著作，就不難瞭解希特勒像馬克思一樣從他那裡得到了多少靈感的啟發，哪怕這是經別人之手而得來的。尤其是，黑格爾在他關於「英雄」——那些由於神秘的天意而命中註定要執行「世界精神的意志」的偉大人物——的理論中似乎就以他自己的強烈的使命感啟發了希特勒，這一點我們在本章結尾時就會談到。
海因里希‧馮‧特萊希克是稍後來到柏林大學的。從一八七四年起一直到他在一八九六年去世時為止，他一直在那裡擔任歷史學教授，很受學生歡迎，講課時座無虛席，熱情的聽眾中不僅有學生也有參謀本部的軍官和容克官僚。他在十九世紀末期對德國思想界的影響很大，這種影響一直存在到威廉二世的時代，甚至一直到希特勒的時代。他雖然是薩克森人，卻是個竭力主張普魯士化的人。他比普魯士人更加普魯士化。像黑格爾一樣，他也頌揚國家，視之為至高無上，但是他的態度更加粗暴：人民，臣民，在一個國家裡不過是奴隸而已。「只要你服從，」他宣稱，「不用管你怎麼想。」
在宣稱戰爭是人類的最高自我表現方面，比起黑格爾來，特萊希克有過之無不及。在他看來，「軍事榮譽是一切政治價值的基礎；而在德國的豐富的榮譽寶庫中，普魯士的軍事榮譽是一顆明珠，其價值之高，不亞於我們的詩人和思想家的傑作。」他認為，「盲目追求和平——已經成了我們時代的思想和道德的恥辱。」
戰爭不僅僅是一種實際上的必要，它也是一種理論上的必要，一種邏輯的要求。國家這一概念意味著戰爭的概念，因為國家的本質是權力——要在這個世界上永遠消滅戰爭不僅是一種荒謬可笑的希望，而且也是極其不道德的希望。這將造成人類靈魂的許多基本的和崇高的力量的萎縮——一個國家的人民，如果執迷於永久和平的幻想，就必然要因為在超然孤立中衰敗而不可救藥地滅亡。
尼采像歌德一樣對德國人民評價不高，而且在其它方面，這個狂妄自大的天才的一些言論也與十九世紀德國沙文主義思想家有所不同。的確，他認為，包括菲希特和黑格爾在內的大多數德國哲學家都是「不自覺的騙子」。他嘲笑「康德老頭兒的塔杜夫作風」。他在《Ｅｃｃｅ Ｈｏｍｏ》（《何等的人》）中寫道，德國人「一點也不知道他們多麼卑鄙」，他的結論是，「凡是德國力量所到的地方，它都要破壞文化」。他認為，世界上所以存在「奴隸道德」，基督教徒同猶太教徒同樣要負責；他從來不是一個反猶主義者。他有時擔心普魯士的前途，在他晚年發瘋之前，甚至懷有歐洲聯邦和世界政府的思想。
但是我認為，在第三帝國生活過的人，沒有一個不對尼採的影響有深刻印象的。正如桑塔亞那所說，他的著作中可能充滿了「愉快的蠢話」和「孩子氣的咒罵」。但是納粹文人還是樂此不疲地頌揚他。希特勒常常到魏瑪去參觀尼采博物館，大事宣傳他對這個哲學家的尊敬，讓記者拍他出神地瞻仰這個偉人胸像的照片。
把尼采當作納粹世界觀的創始者之一是不無理由的。這個哲學家不是曾經用盡其精闢的警句格言，來大力反對民主和議會制度、宣傳權力的意志、讚美戰爭、宣佈主宰種族和超人的來臨嗎？幾乎在任何想像得到的問題上，一個納粹黨人都可以得意地引用他的話，而且事實也確實如此。關於基督教義：「是最大的不幸，是最重大的根本錯誤——我稱它為人類無法洗雪的污點——這種基督教義不過是社會主義者的典型說教。」關於國家、權力和人類的叢林世界：「社會一向認為美德不過是取得力量。權力和秩序的手段。國家（是）有組織的不道德——（是）打仗、征服、報復的意志——社會無權僅僅為其本身的緣故而存在，它只能充當下層建築和腳手架，為讓精選的種族得以借之上升，擔負更高的責任——所謂生活權利、工作權利、幸福權利這種東西是根本沒有的：在這一方面，人類同最低賤的蛆蟲沒有區別。」他頌揚超人是肉食猛獸，「傑出的金髮碧眼野獸，虎視眈眈地等待撲向獵獲物和勝利」。
那麼戰爭呢？在這個問題上，尼采採取了十九世紀大多數其它德國思想家的觀點。這位哲學家用舊約那種宏亮的語言來寫作《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他在書裡面喊道：「你們愛和平應以它作為新戰爭的手段，愛短期和平應勝過長期和平。我勸告你們不要工作，要去作戰。我勸告你們不要和平，而要勝利——你們說，和平是甚至使戰爭也變成神聖的事業？我對你們說：只有戰爭才使一切事業變成神聖。戰爭與勇氣所做出的豐功偉績，大大超過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