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黨每年九月初在紐倫堡舉行大會，在那些情緒興奮、如醉如狂的日子裡，我常常遇到一大群小販在叫賣一種明信片，上面印著腓德烈大王、俾斯麥、興登堡和希特勒的肖像。文字說明是：「國王所征服的，由親王建成，元帥保衛，士兵拯救和統一。」
因此希特勒這個士兵不僅被描繪為德國的拯救者和統一者，而且是過去這些把德國造成一個偉大國家的傑出人物的繼承者。希特勒的統治是德國歷史的延續的結果，這一點暗示對群眾不是沒有作用的。「第三帝國」這個名稱也有助於加強這種概念，第一帝國是中世紀的神聖羅馬帝國，第二帝國是普魯士擊敗法國後，俾斯麥在一八七一年建立的帝國。這兩次帝國都為德國帶來了榮譽，而魏瑪共和國——據納粹的宣傳——卻玷污了德國的令名。第三帝國如希特勒當初所保證的一樣，恢復了這種名譽。因此，希特勒的德國被說成是過去一切——至少是過去的榮譽——的合乎邏輯的發展。
但是這個前維也納的流浪漢，不論他的思想多麼混亂，也有一些起碼的歷史知識，知道德國過去也有失敗的時候，與這些失敗相對的則是法國和英國的勝利。他從來沒有忘記過，到中世紀末葉，英國和法國都成了統一的民族國家，而德國仍處於三百個左右小國割據的四分五裂狀態。就是這種缺乏民族發展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世紀末期到十九世紀中葉德國歷史的發展，使得德國歷史同西歐其它大國的歷史有很大的不同。
除了缺乏政治的和君權上的統一之外，在十六和十七世紀裡，還有宗教改革以後發生的宗教分歧這個禍害。本書沒有篇幅來充分敘述馬丁‧路德這個做了奧古斯丁教團僧侶、發動德國宗教改革的薩克森農民對德國人和他們以後的歷史的巨大影響。但是可以順便提一下，這個偉大而古怪的天才人物，這個野蠻的反猶主義者和痛恨羅馬的人，這個暴烈的性格中既有日耳曼人的許多最優秀品質又有日耳曼人的許多最惡劣品質的人（他既粗野、囂張、狂熱、偏狹、強暴，又誠實、單純、律己嚴格，對於求知、對於音樂、對於詩歌、對於良心的正直都有強烈的要求），對德國人的生活的影響，不論從好的方面或壞的方面來說，其深刻的程度和決定性的作用，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馬丁‧路德通過他的講道和出色的聖經翻譯，創造了現代德語，在人民中間，不僅造成了對基督教教義的新教理解，而且也形成了一種熱烈的日耳曼民族主義，最後還教導他們——至少在宗教方面——個人良心的至高無上地位。但是不幸的是，在主要是由於他的宣教而引起的農民暴動中，路德站在王公貴族一邊，而且他熱烈擁護政治上的專制政體，這造成了政治上愚昧的、鄉土的極權主義，使得絕大多數德國人民陷於貧困的境地，知覺驚人的遲鈍，性格特別的馴順。更糟糕的也許是，這種情況使得不僅階級之間，而且日耳曼民族的各個王室和政治集團之間的無法消弭的分裂永久存在，甚至尖銳化。這種情況使得德國在好幾個世紀內不能實現統一。
三十年戰爭和該戰爭於一六四八年結束時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給德國帶來了最後一場奇災大禍，這次打擊之甚，使得德國以後一直沒有能完全恢復過來。這次戰爭是歐洲最後一場宗教大戰，它開始的時候是一場新教和天主教兩派之間的衝突，到快結束時已變質一邊是天主教的奧地利哈布斯堡王室，另一邊是天主教的法國波旁王室和新教的瑞典王室之間的一場混亂的王室衝突。德國全境受到了野蠻的戰爭的洗劫，市景蕭條，田野荒蕪，生靈塗炭，十室九空。據估計，在這場野蠻的戰爭中，德國人死了三分之一。
而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對德國未來的為害之甚幾乎不亞於戰爭本身。站在法國和瑞典一邊的德國王公諸侯成了他們小小領域內的絕對統治者，他們為數約有三百五十個，而對這些王公諸侯而言，皇帝不過是個名義上的傀儡而已。十五世紀末葉和十六世紀初葉席捲德國全國的要求改革和啟蒙的浪潮這時受到了壓制。而在那個時期裡，大一些的自由城市都享有實際上的獨立地位；封建主義在那裡已經消亡，藝術和商業非常發達。即使在農村裡，德國農民也取得了比英法農民更多的自由。的確，在十六世紀初葉，德國可以說是歐洲文明的源泉之一。
可是現在，在簽訂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後，德國又陷於莫斯科公國式的野蠻落後狀態。農奴制度又恢復了，甚至擴大到了以前從來沒有實行過這個制度的地方。城市喪失了自治的權利。農民們，工人們，甚至中產階級的城市居民都遭到了王公諸侯的窮凶極惡的剝削，處於令人屈辱的奴役地位。對學問和藝術的探索，完全陷於停頓。貪婪的統治者對於日耳曼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是毫無感情的，他們徹底撲滅了臣民中間這種情緒的任何錶現。文明在德國停止了發展。正如一個歷史學家所說，德國「被人為地固定在一個中世紀式的混亂和軟弱的水準上」。
經過這次挫折，德國一直沒有徹底恢復元氣。接受專制統治，盲目順從像小暴君那樣統治的王公諸侯，這種心理已深入德國人的思想中。而在十七和十八世紀在英國取得迅速進展、在一七八九年在法國爆發為大革命的民主思想。議會統治思想，在德國卻根本沒有萌芽。德國人在政治上的這種落後狀態，使德國隔絕於西方其它國家，也落後於西方其它國家。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被分裂為這麼多小國家，同歐洲的思想和發展的潮流完全隔絕。因此就不可能自然地形成一個民族國家。我們要瞭解德國人民以後走上的自取滅亡的道路和決定這條道路的不正常的思想狀態，必須記住這一點。最後，德意志民族國家是靠赤裸裸的武力來形成的，是靠赤裸裸的侵略來維持的。
普魯士位於易北河之東。隨著十九世紀的消逝——在這個世紀裡，法蘭克福一些思想混亂、性格怯懦的自由主義者曾經企圖在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建立一個有點民主的、統一的德國，可惜失敗了——普魯士開始掌握德國的命運。好幾個世紀以來，這個日耳曼人的國家一直置身於德國歷史發展和文化的主流之外。它幾乎好像是個歷史的畸兒。普魯士原來是易北河以東多沙的荒地上一個邊疆國家勃蘭登堡。這些荒地都是十一世紀以後逐步從斯拉夫人手裡奪取過來的。統治勃蘭登堡的是霍亨佐倫家族，他們不過是些軍事冒險家。在他們的統治下，斯拉夫人（其中主要是波蘭人）沿著波羅的海逐步往回退，敢於起來反抗的，不是被消滅了，就是成了無地的農奴。德意志帝國法律原來禁止諸侯稱王，但是在一七○一年，皇帝默許了選侯腓德烈三世在柯尼斯堡加冕為普魯士境內的國王。
這時，普魯士已經靠自己的武功成了歐洲主要的軍事強國之一。它沒有其它國家那樣的富源。它的土地貧瘠，缺乏礦藏。它的人口稀少。它沒有大城市，也沒有工業，文化很落後，甚至貴族也很窮。無地農民的生活同牲口差不多。然而靠著堅毅的意志和組織的天才，霍亨佐倫王室終於建立了一個斯巴達式的軍事國家，它的軍隊，訓練有素，每戰必勝。它總是同當時最強的國家結成暫時的同盟，運用這種權術外交不斷擴大自己的領土。
這樣就完全人為地出現了一個國家，它不是人民力量的產物，也不是一種思想（除非是征服思想）的產物，它所以能夠維持，是靠統治者的絕對權力，是靠一批忠實執行命令的思想偏狹的官僚，是靠一支紀律嚴明的軍隊。國家歲收有三分之二一一有時多達六分之五——花在軍隊上，軍隊在國王統率下成了國家本身。米拉波曾說，「普魯士不是一個有軍隊的國家，而是一支有國家的軍隊」。用管理一個工廠那樣的效率和殘酷無情的方式統治的國家成了至高無上的一切；人民不過是一部大機器中的小齒輪。不僅國王和領操的班長這樣教導個人，而且哲學家也這樣教導個人：他們在生活中要起的作用是順從、工作、犧牲、義務。甚至康德也宣傳，義務要求壓制人情，而普魯士詩人維利巴耳德‧亞歷克西斯就歌頌人民在霍亨佐倫王室統治下受奴役。在不喜歡這種情況的萊辛看來，「普魯士是歐洲最奴化的國家」。
在現代德國要起很重要的作用的容克地主也是普魯士的特有產物。正如他們所說，他們是一種主宰種族。他們佔據了從斯拉夫人手裡征服的土地，建立了大莊園，經營農業，在莊園裡幹活的就是這些斯拉夫人，後者成了同西方農奴完全不同的一種無地農奴。普魯士的土地制度同西德及西歐的土地制度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在西德或西歐，佔有大多數土地的貴族從農民那裡收取地租或者封建的貢品，農民雖然常常處於農奴的地位，但是仍舊享有一定的權利，可以——而且事實上也如此——逐步贖回土地和人身自由。在西方，農民是社會中一個很可靠的部分；而地主，雖然有他們的種種缺點，在養尊處優的條件下，也慢慢有了一種教養，從而形成了一種文明的生活方式，這可以從他們優雅的舉止、思想和藝術中看到。
而普魯士的容克卻不是養尊處優的人。他們經營規模很大的莊園，工作極其辛勤，很像今天的工廠主。他們對待無地農民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