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根據後來的實際情況看來，他的政治生涯只不過暫時中斷了一個時候，而且時間也不大長，希特勒是個很精明的人，他看到他受審判不僅不會斷送他的前程，反而能為他提供一個新的講壇，他不僅能夠在這個講壇上敗壞本身也不清白卻把他逮捕起來的當局的名譽，而且，更重要的是，也能夠第一次使自己名震巴伐利亞一邦之外而傳到整個德國。他完全知道，除了德國各大報以外，世界各國的報紙都派了記者前來慕尼黑採訪這次審判。這次審判將在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六日開始，由一個特別法庭，假勃盧登堡大街步兵學校舊址舉行。到二十四天後審判結束時，希特勒已經轉敗為勝，毀了卡爾、洛索夫和賽塞爾的前程，使他們在公眾的心目中同他一樣有罪，以他的滔滔雄辯和民族主義熱情打動了德國人民，使得世界各國報紙都在第一版上登載了他的大名。
雖然魯登道夫是被告席上十個囚徒中最有名的人，但是希特勒馬上使得公眾的注意力轉移到他自己身上。他自始至終成了法庭內注意的中心。巴伐利亞司法部長弗朗茲‧古特納是這個納粹黨領袖的老友和保護者，他儘量做到讓法官保持滿不在乎和寬大為懷的情緒。希特勒可以任意打斷證人的話，對他們反詰盤問，可以隨時為自己辯護，時間不受限制——他的第一次發言花了四個小時，而這不過是他許多次長篇發言的第一次。
他並不打算重蹈卡普政變參加者的覆轍，據他後來說，這些人曾經聲辯，「他們並不知情，沒有打算，也沒有野心。這就是資產階級世界的致命傷——他們沒有勇氣承認自己的行為——走到法官面前說，『是的，這就是我們想要做的事；我們想要摧毀國家』」。
現在面對著法官和世界報界的代表，希特勒在慕尼黑傲然聲稱：「我一個人負全部責任。但是我並不因此而成了罪犯。如果我今天以一個革命者的身份站在這裡，我是一個反對革命的革命者。反對一九一八年的賣國賊，是根本談不上叛國罪的。」
如果是叛國罪的話，那麼領導巴伐利亞的政府、軍隊和警察的三個人，同他一起共謀反對全國政府的三個人也一樣有罪，也應該同他一起站在被告席上，而不應該作為主要控告者站在證人席上，他非常狡猾地把形勢倒轉了過來，使做賊心虛、坐立不安的三巨頭處在不利地位：
「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洛索夫、卡爾和賽塞爾的目標與我們相同——推翻全國政府——如果我們的事業確是叛國的話，那麼在整個時期，洛索夫、卡爾和賽塞爾也必然一直同我們在一起叛國，因為在這些星期裡，我們所談論的除了我們目前因之受審的目標以外，別無其它。」
這三個人很難否認這一點，因為這是實際情況。要有講話裡帶刺的本領，卡爾和賽塞爾不是希特勒的對手。只有馮‧洛索夫將軍昂然為自己辯護。「我不是個亡命之徒，」他對法庭說，「我在邦政府裡佔有很高的地位。」這位將軍接著把一個老軍官對這個以前的下士，這個在狂妄的野心驅使下竟想牽著陸軍和邦的鼻子走的失意政客的全部輕蔑都發洩了出來。他說，這個寡廉鮮恥的煽動家的野心發展得多快，沒有多少日子以前還表示願意在愛國運動中僅僅充當一名「鼓手」呢！
僅僅充當一名鼓手？希特勒知道如何回答：
「小人的眼界是多麼狹窄！請相信我，我認為謀得一個部長官職並不是什麼值得努力爭取的目標。我認為以部長身分載入歷史，並不是值得一個偉大人物努力爭取的事。假使真是如此，你很有同其它部長葬在一起的危險。我的目標從一開始起就比做部長高出一千倍。我要做馬克思主義的摧毀者。我要完成這個任務，一旦我完成了這個任務，部長頭銜對我來說就只是一個荒唐的稱號罷了。」
他援引了華格納的例子。
「當我第一次站在理查‧華格納的墓前時，我對他不禁肅然起敬，因為：他不許墓碑上刻寫『樞密顧問、音樂指導理查‧馮‧華格納男爵閣下之墓』。我尊敬他，因為他和德國歷史上許多別的人都對歷史貢獻了他們的名字而不願有任何頭銜。我在那些日子裡願意充當一名鼓手並不是出於謙虛。這是最高的願望——其餘都是不足道的。」
別人攻擊他想要從一名鼓手一躍而成為一個獨裁者。他並不想否認。命運已經這樣決定了。
「天生要做獨裁者的人不是被迫的。他的願望就是如此。他不是被別人驅使向前的，而是自己驅使自己向前的。這並沒有什麼驕傲自大的地方，難道一個努力從事繁重勞動的工人是驕傲的嗎？難道一個有著思想家的大腦，夜夜思考，為世界發明創造的人是自大的嗎？凡是覺得自己有天賦義務治理一國人民的人沒有權利這麼說，『如蒙召喚，我願從命』。不！他應該責無旁貸地站出來。」
雖然他站在被告席上。很有可能由於叛國大罪而被判處長期徒刑，但是他對自己的信心，他對「治理一國人民」的天賦義務的信心，並沒有絲毫減弱。在監牢裡靜候審判的時候，他已經分析了政變失敗的原因，並且立誓要在將來不再犯同樣的錯誤。在他實現了他的目標以後回想到這些思想時，他對聚集在貝格勃勞凱勒酒館紀念政變十三周年的老部下說：「我可以平心靜氣地說，這是我一生中最輕率魯莽的決定。今天回想起來，不禁還捏一把汗——要是今天你看到我們一九二三年時的那一小隊人走過，你會問：『他們是從哪個勞動感化院裡逃出來的？』——但是命運沒有為難我們。它並沒有讓那個行動成功，因為那個行動如果成功的話，也必然會由於當時運動內部的不夠成熟和組織及思想基礎上的缺陷而以慘敗收場——我們認識到，推翻舊國家是不夠的，必須在事前先建立起新國家，並且隨時準備好——在一九三三年，問題已不再是用暴力行動來推翻國家的問題；在這期間，新國家已經建立起來，留下來要做的不過是摧毀舊國家的最後殘餘了——這只要幾個小時就行了。」
當他在審判期間同法官和檢察官以唇槍舌劍作戰的時候，他已在考慮如何建立一個新的納粹國家了。舉一端來說，下一次，他就要爭取德國陸軍贊成他，而不是反對他。他在最後發言時，就表現了同陸軍修好的想法。他沒有片言隻字譴責陸軍。
「我相信，時候總會來到，今天在街上站在「萬」字旗下的群眾到那時就會同向他們開過槍的人團結在一起——我聽說開槍的是綠衣警察，不禁感到高興，因為玷污清白歷史的不是國防軍；國防軍仍一如既往，白璧無殘。總有一天，國防軍不分官兵，都將站在我們一邊。」
這是個準確的預言，但是說到這裡，主持審訊的法官打斷了他。「希特勒先生，你剛才說綠衣警察玷污了清白歷史。我不許你這麼說。」
這個被告一點也不去理會庭上的訓斥。在使旁聽者都聽得入迷的最後一段話中，希特勒說。
「我們的隊伍日益壯大——我感到十分自豪，相信總有一天，這些堅強的隊伍會從連擴大到營，營擴大到團，團擴大到師，原來的帽章會從污泥中撿起，原來的旗幟會在空中招展，我們準備面對上蒼最後偉大的判決，到那個時候，我們又將和好如初。」
他那閃閃發亮的目光咄咄逼人地盯著法官們。
「因為可以審判我們的不是你們諸君。審判我們的應該是永恆的歷史法庭。你們會作出什麼判決，我是完全知道的。但是那個法庭不會問我們：「你們到底犯了叛國罪，還是沒有犯叛國罪？」那個法庭會判定我們，前陸軍軍需總監（魯登道夫），他的官兵，都是一心為了他們同胞和祖國，願意奮鬥犧牲的德國人。你們可以不止千次地宣佈我們有罪，但是永恆的歷史法庭的女神會一笑置之，把邦檢察官的訴狀和這個法庭的判決書撕得粉碎。因為她會宣判我們無罪。」
實際進行判決的法官所決定的刑罰——如果不是所定的罪——正如康拉德‧海頓所說，同歷史的判決相距也不太遠。魯登道夫無罪釋放。希特勒和其它被告被判定有罪。但是，儘管法律——德國刑法第八十一條——規定「凡企圖以武力改變德國憲法或任何一邦憲法者應一概處以無期徒刑」，希特勒僅僅被判在蘭德斯堡前炮臺監獄服五年徒刑。即使在當時，陪審法官也表示判得過嚴，但是主審法官向他們保證，該犯在服刑六個月後就有資格申請假釋。警察局方面想把希特勒作為外國人——他仍擁有奧地利國籍——驅逐出境的嘗試毫無結果。判決是在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作出的。不到九個月以後，在十二月二十日那天，希特勒就獲釋出獄，繼續從事推翻民主國家的活動。法律歸法律，如果你是極右派的人的話，叛國罪的後果是並不過分嚴重的，許多反共和份子都看到了這一點。
政變雖然是場大失敗，可是卻使希特勒成了全國著名的人物，而且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成了一個愛國志士和英雄。納粹黨的宣傳立刻把這次政變說成是他們運動中偉大傳奇之一。每年，甚至在他當政以後，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希特勒都要在十一月八日晚上回到慕尼黑的啤酒館裡來，同那些跟著元首參加了當時看來是一場滑稽戲的失敗政變的老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