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那一天起，德國成了一個不和睦的家庭。
保守派既不接受和約，也不接受批准和約的共和國。從長遠來說，陸軍也不會接受——格羅納將軍是例外——雖然它曾宣誓要支持新的民主政體，而且簽訂凡爾賽和約的最後決定也是它自己作出的。儘管發生了十一月「革命」，保守派仍舊掌握著經濟實權。他們擁有工業、大莊園和全國大部分資本，他們的財富可以用來、而且實際上也的確是用來資助各個政黨和從今起努力敗壞共和國聲譽的政治報紙。
和約的墨跡未乾，陸軍就已經開始規避和約的軍事限制。由於社會黨領袖的膽怯和短視，軍官團不僅能夠按照普魯士原來的傳統保持了陸軍，這一點已見上述，而且還能夠成為新德國的真正政治力量中心。直到壽命不長的共和國的最後幾天為止，陸軍一直沒有把它的命運押在任何一個政治運動上面。但是在十萬新國防軍的傑出創建者漢斯‧馮‧西克特將軍的領導下，陸軍為數雖少，卻成了一個國中之國，對德國的內外政策有越來越大的影響，最後終於達到了共和國的繼續存在要取決於軍官團的意志的地步。
作為國中之國，它對全國政府保持獨立地位。按照魏瑪憲法，像其它西方民主國家的軍隊那樣，陸軍應該從屬於內閣和議會。但是它卻沒有如此。軍官團也沒有清洗掉它的保皇反共和的思想情緒。少數社會黨領袖如謝德曼和格爾茲辛斯基主張將陸軍「民主化」。他們看到了將陸軍交還給有著極權主義、帝國主義老傳統的軍官的危險。但是他們不僅受到了將軍們的有效反對，而且也受到了他們自己的、以國防部長諾斯克為首的社會黨同志的有效反對。這位無產階級出身的共和國部長公然大言不慚地說，他要恢復「軍人對世界大戰的驕傲記憶」。合法選出的政府沒有能夠建立一支忠於它自己的民主精神、服從內閣和國會的新陸軍，這是共和國的一個致命錯誤。時間後來證明了這一點。
沒有清洗司法系統是另一個致命錯誤。司法當局成了反革命的中心之一，濫用法律來為反動的政治目的服務。「不可能逃避這樣的結論，」歷史學家弗朗茲‧Ｌ‧紐曼說，「政治審判是德意志共和國生命史上最黑暗的一頁。」一九二○年發生卡普政變後，政府對七百零五人提出叛國罪起訴，只有一個人即柏林警察局長受到了判決——五年「光榮監禁」。普魯士邦不發給他年金時，最高法院還下令照舊發給。德國某地的一個法院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裁決，要發給卡普政變軍事首腦馮‧盧特維茨將軍積欠的年金，包括他在反叛政府的時期和他逃匿在匈牙利躲避法律制裁的五年期間的年金。
而另外一方面，成百上千的德國自由主義者卻以叛國罪被判長期徒刑，只是因為他們在報上或演講中揭露了或譴責了陸軍不斷違反凡爾賽和約的行為。對於共和國支持者，無情地應用了叛國罪法律，但是對於那些企圖推翻共和國的右派，卻不是無罪釋放，就是只判以最輕的判決，這一點，阿道夫‧希特勒很快地就看到了。甚至暗殺兇犯，只要是屬於右派，而被殺者屬於民主份子，也得到法院的寬大對待，或者得到陸軍軍官和右翼極端份子的幫助，逃出法院的拘押，這種情況是屢見不鮮的。
因此，只剩下溫和的社會黨人，在民主份子和天主教中央黨人的協助下，獨力支撐這個誕生以後就搖搖欲墜的共和國。他們受到了反對者的痛恨、咒罵，有時是子彈的襲擊，這些反對者為數日眾，決心日堅。「在人民的心中，」以《西方的衰亡》（《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一書聲名鼓噪一時的奧斯維德‧斯賓格勒叫嚷道，「魏瑪憲法已註定要死亡了。」在南部的巴伐利亞，年輕的煽動家阿道夫‧希特勒理解到民族主義的、反民主的、反共和的新浪潮的力量。他開始駕馭這一力量。
時局對他幫了很大的忙，特別是這兩件事：馬克的貶值和法國的佔領魯爾，我們前面已經談到，馬克在一九二一年開始貶值，和美元的比價跌到七十五：一，次年跌到四百：一，一九二三年年初跌到七千：一。在一九二二年秋天，德國政府已經要求協約國暫緩償還賠款。法國的普恩加費政府斷然拒絕。當德國不能交付木材時，在戰時曾任法國總統的這位頭腦死硬的總理命令法國軍隊佔領魯爾。在上西里西亞割讓給了波蘭以後，德國的這一煤鋼產量佔全國四/五的工業心臟，如今就同德國其它部分隔絕了。
這個對德國經濟起癱瘓作用的打擊使德國人民暫時團結起來，而自從一九一四年以來，他們還從來沒有這樣團結過。魯爾的工人宣佈舉行總罷工，並且得到柏林政府的經濟支援，後者號召進行消極抵抗。在陸軍的幫助下，組織了破壞活動和遊擊戰爭。法國以逮捕、驅逐出境、甚至死刑來對付。但是在魯爾，沒有一架機器的輪子轉動。
對德國經濟的扼殺，加速了馬克的最後崩潰。
一九二三年一月佔領魯爾的那一天，馬克對美元比價跌到了一．八萬：一，到七月一日，跌到了十六萬：一，到八月一日跌到了一百萬：一，到十一月，希特勒認為他的時辰來到時，馬克跌到了四十億比一美元，此後，數字就以兆計了。德國貨幣成了毫無價值的廢紙。工資薪水的購買力等於零。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一生積蓄都蕩然無存。但是遭到毀滅的還有更加重要的東西，那就是德國人民對德國社會的經濟結構的信任。德國社會歷來竭力鼓勵儲蓄和投資，並且莊嚴地保證這種儲蓄和投資能夠得到萬無一失的報償，結果卻自食其言，這樣一個社會的標準和行為還值得相信嗎？這不是對人民布下的大騙局嗎？
這場災禍不是應該怪那個向敵人投降和接受賠款重擔的民主共和國嗎？對其本身的生存頗為不幸的是，共和國的確要負一份責任。通貨膨脹本來是可以靠平衡預算來制止的，儘管平衡預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也不是辦不到的。適當增稅本來可以實現預算平衡，但是新政府卻不敢適當地增稅。說到底，一千六百四十億馬克的戰爭費用也一點不是靠直接徵稅來籌措的，其中九百三十億馬克靠發行戰時公債，二百九十億馬克靠金庫券，其餘靠增發紙幣。共和國政府不但沒有對有力量的人大大增加稅額，反而在一九二一年削減了他們的稅額。
從此以後，在大工業家和大地主的教唆下，政府有意讓馬克崩潰，為了使國家能夠逃避公債，免付賠款，在魯爾跟法國搗蛋。這樣做，對大工業家和大地主肯定是有好處的，而人民群眾卻在經濟上遭到了毀滅。此外，貨幣貶值也使德國重工業能夠用毫無價值的馬克償清債務，參謀本部為了要逃避和約中取締其存在的條款，這時已偽裝為軍隊辦公室（Ｔｒｕｐｐｅｎａｍｔ），它也注意到，馬克的貶值掃清了戰爭債務，這樣就可以使德國在財政上毫無牽累，可以從事一場新的戰爭。
但是人民群眾並不知道工業巨頭、陸軍和國家從貨幣的貶值中得到多少好處。他們所知道的只是，大筆銀行存款還買不到一把胡蘿蔔、幾個馬鈴薯、幾兩糖、一磅麵粉。他們知道，作為個人，他們是破產了。他們也知道饑腸轆轆的滋味，因為這是每天嚐到的。他們在痛苦和絕望之餘，把共和國當作這一切罪過的代罪羔羊。
這樣的時候正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天賜良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