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瑪憲法的起草工作結束之前，發生了一件不可避免的事，使得魏瑪憲法和它所要建立的共和國蒙上了一層陰影。那就是凡爾賽和約的起草。在戰後初期動亂不已的和平日子裡，甚至在國民議會在魏瑪開會以後，德國人民對於他們戰敗的後果似乎都還很少考慮。即使考慮了的話，他們看來也頗有自信，在按照協約國的要求驅逐了霍亨佐倫王室、「平定了布爾什維克份子、著手建立了一個民主的共和國政府之後，他們有權得到一個公正的和約，不是以他們戰敗為基礎而是以威爾遜總統的著名十四點為基礎的和約。
德國人似乎很健忘，連一年前的事也記不起來了；在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當時尚處在勝利中的德國最高統帥部曾經在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強迫戰敗的俄國接受一個「在現代歷史上沒有先例和無可比擬的羞辱的」和約，這還是一個英國歷史學家在戰爭所引起的情緒冷卻下來了二十年以後發表的看法。這個和約剝奪俄國的領土幾乎有奧匈帝國和土耳其加起來一般大，居民五六○○萬，亦即其全部人口的三十二％；三分之一的鐵路線，七十三％的鐵礦，八十九％的煤產量，五千多個工廠。此外，俄國還得付給德國六十億馬克的賠款。
一九一九年晚春的時候，德國人受報應的日子終於來到了。協約國未經與德國協商片面規定的凡爾賽和約條件於五月七日在柏林發表。對於一個到最後一刻鐘還耽溺在幻想中的國家的人民來說，這是個驚人的打擊。全國紛紛舉行憤怒的群眾集會，對和約表示抗議，要求德國拒絕簽字。在魏瑪議會期間擔任總理的謝德曼叫嚷道：「誰在這個和約上簽字，就讓誰的手爛掉吧！」五月八日，臨時總統埃伯特和政府公開聲稱，和約條款是「不能實現和不能負擔的」。第二天，在凡爾賽的德國代表團照會固執的克萊孟梭說，這種和約是「任何國家所不能容忍的」。
它有什麼地方是這麼不能容忍的呢？它把阿爾薩斯一洛林歸還給法國，一小塊領土歸還給比利時，石勒蘇益格邦一小塊領土在經過公民投票後歸還給丹麥，而這是俾斯麥在上一世紀同丹麥作戰勝利後從丹麥那裡割取的，它也把德國人在瓜分波蘭時奪去的領土歸還給波蘭，其中一部分還要經過公民投票。這是使德國人最為惱怒的規定之一，使他們不滿的，不僅因為給了波蘭一條通向海路的走廊使得東普魯士同祖國隔絕，而且因為他們瞧不起波蘭人，認為波蘭人是劣等民族。同樣使德國人惱怒的是，和約強迫他們接受發動戰爭的責任，要求他們把德皇威廉二世和八百名左右其它「戰爭罪犯」交給協約國。
賠款數目以後再規定，但是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之間先要付一筆五十億美元的金馬克，如無現款，可以付某些實物——如煤、船隻、木材、牛羊等等。
不過最傷害德國人自尊心的是，凡爾賽和約實際上解除了德國的武裝，從而，至少暫時，排除了德國在歐洲稱霸的可能性。儘管如此，受到痛恨的凡爾賽和約，不像德國強使俄國接受的和約，在地理方面和經濟方面基本上並沒有觸動德國，保持了它作為一個大國的政治統一和潛在力量。
魏瑪臨時政府，除了埃爾茲伯格一人例外（他主張接受和約，理由是它的條件是能夠輕易規避的），都堅決反對接受凡爾賽命令——現在大家這樣來稱呼和約了，站在政府背後作為後盾的是全國絕大多數人民，從極左直到極右。
陸軍怎麼樣呢？如果拒絕接受和約，陸軍能夠抵抗協約國不可避免要從西方發動的進攻嗎？埃伯特向最高統帥部提出了這個問題。最高統帥部這時已遷到波麥臘尼亞的科耳堡。六月十七日，陸軍元帥馮‧興登堡在認為德國軍事抵抗不會有什麼結果的格羅納將軍推動下答覆稱：
「一旦戰端重啟，我們能夠重克波茲南省（在波蘭），守住東部邊境，但是在西部，很難指望我們能夠抵抗敵軍的重大攻勢，因為協約國在人力上佔優勢，而且他們有能力在兩翼包抄我們。
因此，總的來說，軍事行動是否能成功，是頗可懷疑的，但是作為一個軍人，我不能不感到，與其接受恥辱的和平，不如光榮地戰死沙場。」
這位受人尊敬的總司令的最後一句話是完全符合最優秀的德國軍事傳統的，但是其誠意卻大可懷疑，因為我們現在知道了德國人民當時並不知道的一個事實：興登堡同意格羅納的看法，這個時候抵抗協約國不僅是沒有希望的，而且有造成陸軍珍貴的軍官團的消滅、甚至造成德國本身滅亡的可能。
但是協約國現在要求德國提出明確的答覆。在六月十六日，即興登堡書面回答埃伯特前一天，協約國向德國提出了一項最後通牒：必須在六月二十四日以前接受和約。否則停戰協定即告失效，協約國將「採取它們認為為實現它們的條件所必需的步驟」。
埃伯特再一次求救於格羅納。如果最高統帥部認為軍事上抵抗協約國有些微的成功可能，埃伯特答應設法使議會拒絕接受和約。但是他必須立刻得到一個答覆。最後通牒規定的限期六月二十四日來到了。下午四點三十分的時候，內閣還在開會以求作出最後的決定。興登堡和格羅納再一次商量。「你同我一樣明白，武裝抵抗是不可能的事，」年邁力衰的陸軍元帥說。但是，正如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在斯巴一樣，他當時沒有勇氣把無情的真相面告德皇，而把這件不愉快的任務交給了格羅納，這一次他又不願親自把真相告訴共和國臨時總統。他對格羅納說：「你可以把答覆告訴總統，同我去告訴沒有什麼兩樣。」再一次，這位將軍義不容辭地擔當了原來屬於元帥的最後責任。雖然他也一定知道，他這樣做最後將加倍地肯定在軍官團面前成為代罪羔羊，他還是把最高統帥部的意見在電話中告訴了總統。
既然軍隊的領導人承擔了責任——但是這一點在德國馬上被忘懷了——國民議會就鬆了一口氣，終於以絕大多數通過簽訂和約，這個決定通知克萊孟梭時，距離協約國最後通牒的限期只差十九分鐘。四天以後，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和約在凡爾賽宮的明鏡廳簽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