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年方三十的奧地利人，無親無故，無產無業，既無一技之長，也從無正常職業，在政治方面更無任何經驗，他要在德國謀政治方面的發展，前途是一點也不光明的。在開始的時候，有一個短短的時期，希特勒也明白這一點。「好多天以來，」他說，「我一直在考慮應該怎麼辦，每次考慮結果總是清醒地認識到，像我這樣一個無名之輩，要採取任何有益的行動，連最起碼的基礎也不具備。」
他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底回到慕尼黑，發現這個寄寓的城市幾乎面目全非了。這裡也發生了革命，維特爾斯巴哈朝的國王也已經退位。巴伐利亞現在落在社會民主黨的手中，他們成立了一個巴伐利亞「人民國」，以庫特‧艾斯納為首，他是生於柏林的一位流行的猶太作家。艾斯納在慕尼黑是個家喻戶曉的人物，長著一臉灰白色的大鬍子，戴著夾鼻眼鏡，頭上是一頂黑色的大帽子，個子卻特別矮小。他在十一月七日那天帶領了幾百個人，大搖大擺地經過街頭，不發一槍就佔領了議會和政府的所在地，宣佈成立共和國。三個月後他被一個年輕的右派軍官安東‧阿爾科一凡雷伯爵所暗殺。工人們於是成立了一個蘇維埃共和國，但是壽命不長。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柏林派來的正規軍和巴伐利亞「自由團」義勇軍開進了慕尼黑，推翻了共產黨政權。為了報復甦維埃槍殺十幾名人質，他們屠殺了好幾百人，其中也有許多非共產黨人。雖然在名義上暫時恢復了一個以約翰內斯‧霍夫曼為首的溫和的社會民主黨政府，巴伐利亞政治中的真正權力已轉入右派之手。
在這個混亂的時候，巴伐利亞右派是哪些人？他們是正規國防軍；他們是希望維特爾斯巴哈王室復辟的保皇派；他們是一批看不起柏林民主共和國的保守派。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成分也逐漸起了變化，主要成分已是為數眾多的一批復員軍人，他們的世界在一九一八年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也是那些無處紮根的人，他們找不到工作，也找不到回到他們在一九一四年離開的那種和平社會中去的道路；也是那些在戰爭中變得心腸狠辣、性格粗暴的人，他們擺脫不了這種根深蒂固的惡習，像希特勒（他有一個很短的時候曾經是他們之中的一個）後來說的那樣，他們「變成了為革命而革命的革命派，希望革命成為一種永久存在的狀態」。
武裝的自由團在德國各地紛紛建立，由國防軍秘密提供裝備。起初他們只是被用來在發生糾紛的東部邊境同波蘭人和波羅的海一帶的人毆鬥，但是不久就開始支持推翻共和政體的陰謀了。一九二○年三月，自由團的一個聲名狼藉的埃爾哈特旅在一個叫做埃爾哈特上尉的冒險家率領下佔領了柏林，讓一個極右派的庸碌無能的政客沃爾夫岡‧卡普博士擔任總理。正規軍在馮‧西克特將軍率領下按兵不動，共和國總統和政府則倉皇逃向西德。只是靠各工會舉行了一次總罷工，才恢復了共和政府。
與此同時，在慕尼黑舉行的另外一種軍事政變卻比較成功。一九二○年三月十四日，國防軍推翻了霍夫曼的社會黨政府，成立了一個以古斯塔夫‧馮‧卡爾為首的右翼政權。現在這個巴伐利亞首府已經成了德國國內各種決心要推翻共和國、建立一個極權主義的政體、否認凡爾賽和約的束縛的一切勢力的磁力中心；在這裡，自由團的雇傭兵，包括埃爾哈特旅的成員，得到了庇護和受到了歡迎。在這裡，魯登道夫將軍同一批其它心懷不滿的退伍軍官定居下來，在這裡，策動了多次政治暗殺，其中包括對馬修斯‧埃爾茲伯格和瓦爾特‧臘思瑙的暗殺。埃爾茲伯格是個溫和派的天主教政治家，他有勇氣在將軍們打退堂鼓的時候出來簽訂停戰協定；臘思瑙是當時才華出眾、頗有學識的外交部長，極端派痛恨他，因為他是個猶太人，同時因為他執行了全國政府的政策，設法至少履行凡爾賽和約中一部分條款。
就是在慕尼黑的肥沃的土壤上，阿道夫‧希特勒開始了他的活動。
當他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底回到慕尼黑時，他發現他所屬的那一個營處在「士兵委員會」的掌握中。這種情況使他十分反感——他說——於是他決定「立刻儘快離開」。這年冬天他在奧地利邊境附近的特勞恩施大因的一個戰俘營擔任警衛，次年春天又回到慕尼黑。他在《我的奮鬥》中談到，：他招惹了左翼政府的「不滿」，完全靠用馬槍對準三個來捉他的「惡棍」才免於被捕。在共產黨政權被推翻後不久，希特勒立刻開始他所謂的「第一次多少有點政治性質的活動」。這就是向第二步兵團調查委員會提供情報，這個調查委員會是為了要調查慕尼黑出現為時短暫的蘇維埃政權的責任屬誰而成立的。
顯然，希特勒在這件事上出的力是被認為有價值的，因此陸軍繼續僱用他，派他在當地軍區司令部政治部新聞局工作。德國陸軍一反過去傳統，現在熱衷於政治，特別是在巴伐利亞，它在那裡終於建立了一個合乎自己口味的政府。為了要擴大它的保守的影響，它給士兵開了「政治訓練」班，阿道夫‧希特勒也參加了其中的一個班，而且是一個注意聽講的學員。據他自己的敘述，有一天，在聽講時，有人為猶太人說了一句好話，他就忍不住插嘴進去。他的反猶宏論顯然使他的上級軍官聽了很高興，他不久就被派到慕尼黑一個團裡擔任教官。其主要任務就是同危險的思想——和平主義、社會主義、民主主義作鬥爭；在陸軍心目中看來，這就是它在這個曾經對之宣誓要效忠的民主共和國中的作用。
對希特勒說來，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機，在他想進入的政治領域中，這是他第一次得到承認。特別是，這給了他一個機會來試驗和鍛煉他的演講本領——正如他一向所認為的那樣，這是要做一個成功的政治家必須具備的第一個先決條件。他說：「一下子，我得到了在大庭廣眾說話的機會，過去我完全無意識地靠直覺而認為具有的東西，現在得到了證實，那就是：我是能夠『演講』的。」這個發現使他非常高興，雖然這件事並不特別奇怪。他過去一直擔心他的嗓子可能由於在前線中了毒氣而永遠給毀了，現在他發現已經復原，足以使「至少在一個班的小房間裡每個角落」都能夠聽到。這一才能日後使他很輕易地成為德國最富於口才的演說家。他在電臺上演講時，幾乎有一種神奇的力量能夠用他的聲音來左右千百萬聽眾。
一九一九年九月的某一天，希特勒接到陸軍政治部的一項命令，要他調查一下慕尼黑一個自稱「德國工人黨」的小小政治團體。軍方對工人的政黨一直都很疑忌，因為這些政黨都是由社會黨和共產黨控制的，但是這個政黨卻被認為可能有所不同。希特勒說，他「完全不知道」這個政黨。但是在他要調查的該黨會議上預定要發言的一個人，卻是他所認識的。
原來在幾個星期以前，他在陸軍訓練班上聽到戈特弗雷德‧弗德爾的一次講課。弗德爾是個土木工程師，經濟學方面的怪人，他堅決相信，除了「創造性」和「生產性」的資本之外，還有一種「投機性」的資本，這種「投機性」資本就是德國大多數經濟問題的原因。他主張禁止這種資本，一九一七年，他組織了一個團體來實現這個目標，這個團體的名稱叫做「德國打破利息奴役制度戰鬥聯盟」。經濟學一竅不通的希特勒聽了弗德爾的演講後很受影響。他認為弗德爾的「打破利息奴役制度」的要求是「建立一個新政黨的基礎的基本先決條件」之一。他說，在弗德爾的演講中。「我感到有一個可以用於這場未來鬥爭的有力口號」。
但是在開始的時候，他並沒有感覺到德國工人黨有什麼重要意義。他去參加該黨集會是奉命而去的。這次集會參加的一共只有二十五人，地點是在施端納克勃勞啤酒館的一間陰暗的房間裡。希特勒從開始一直坐到散場，覺得會議開得很沉悶，一點也沒有什麼好印象。他說，這是「一個與其它許多新組織沒有什麼不同的新組織，當時的時代是這樣一個時代：任何人都對現狀不滿，都覺得有必要組織一個新黨。這種新組織遍地皆是，過不了很久又無聲無息地消失了。我覺得德國工人黨沒有什麼不同」。在弗德爾發言結束後，希特勒正要離開時，一個「教授」站了起來，反駁弗德爾的論點，並且建議巴伐利亞同普魯士脫離關係，另外同奧地利組織一個南德意志國家。這在當時的維也納是個很流行的主張，但是它卻引起了希特勒的狂怒，據他虧來自己說，此事使他站起身來對「這位有學問的先生」加以一番痛斥。話顯然說得十分尖銳，據希特勒說，那位「教授」「像隻落水狗般」夾著尾巴溜走了，而其餘的聽眾則「目瞪口呆地」看著這個無名小子。有一個人——據希特勒說當時沒有聽清他的姓名——在後面追上來，把一本小冊子塞在他手裡。
這個人是安東‧德萊克斯勒，鎖匠出身，他可以說是國家社會主義的真正奠基人。德萊克斯勒是個面有病容，目戴眼鏡的人，沒有受過正式教育，能夠獨立思考，但是頭腦偏狹，思想混亂，文章固然寫得不好，演講更是糟糕，他當時在慕尼黑鐵路工廠工作。一九一八年三月七日他組織了一個「獨立工人委員會」同自由的工會中的馬克思主義作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