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一個例外，這些思想都不是什麼獨創之見，而是從二十世紀初葉奧地利政治和生活的奔騰的大漩渦中原封不動地揀來的東西。這個多瑙河畔的帝國當時由於消化不良正處在奄奄一息的狀態中。好幾世紀以來，在人口中佔少數地位的日耳曼奧地利人統治著一個擁有十多個民族的多語言帝國，把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強加在它之上。但是從一八四八年以來，他們的控制地位就在削弱之中。他們不能同化少數民族。奧地利不是一個熔爐。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義大利人分裂了出去，一八六七年，匈牙利人在所謂雙重王室的制度下贏得了與日耳曼人平等的地位。現在，在二十世紀開始的時候，各個斯拉夫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等等——都要求有平等待遇並且至少要求民族自治。各民族間的激烈爭吵成了奧地利政治鬥爭的中心問題。
不僅如此，也還有社會動盪，而這往往掩蓋了民族衝突。沒有選舉權的下層階級要求享有選舉權，工人們堅決要求有權組織工會和舉行罷工——不僅是為了要求增加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也是為了要實現他們的民主的政治目標。後來事實也確是如此，在舉行一次總罷工後，成人都普遍享有了選舉權，而奧地利籍的日耳曼人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也因此告終，因為他們在奧匈帝國奧地利這一半中只佔三分之一的人口。
對於這些情況，希特勒這個從林嗣來的年輕的狂熱的日耳曼一奧地利民族主義者是堅決反對的。在他看來，帝國正在陷到「危險的泥淖」中去。只有日耳曼人這個主宰種族恢復原來的絕對權威才能拯救。非日耳曼人，特別是斯拉夫人，而其中尤其是捷克人，都是劣等民族。必須要由日耳曼人用鐵腕來統治他們。議會必須廢除，所有民主的「胡鬧」必須結束。雖然希特勒沒有參加政治，但他非常關心地注意著奧地利三大政黨的活動：社會民主黨、基督教民主黨、泛日耳曼民族黨。一種政治上的狡猾見識現在已開始在這個不修邊幅的施粥站常客的心中萌芽，使他能夠極其清晰地看到當代各個政黨的力量與弱點，而在成熟以後，使他成了德國的第一號奸雄。
他同社會民主黨一接觸後，就對該黨有了一種強烈的憎恨。「最使我憎惡的是，」他說，「它對維護日耳曼主義的鬥爭持敵對態度，它對斯拉夫『同志』不要臉地討好賣乖——在幾個月之內，我就得到了在其它情況下可能需要幾十年才能得到的東西：看透了一個假裝成社會美德和兄弟友愛的化身的有毒的妓女。」
但是他這時已經相當聰明，知道為了要仔細研究社會民主黨在群眾中間得到成功的原因，必須抑制自己對這個工人階級政黨的反感。他最後認為他們成功的原因有好幾個，他牢記了這些原因，後來並利用它們來建立德國國家社會黨。
有一天——他在《我的奮鬥》中寫道——他看到維也納工人舉行群眾示威。「我屏息凝神地看著人群組成的巨龍慢慢地遊過去，幾乎有兩小時之久。我最後離開那個地方漫步回家時，心中極感焦慮。」
回家後他開始閱讀社會民主黨的報刊，分析該黨領導人的演講，研究它的組織，思考它的心理和政治手段，估計它的成績。他最後得出社會民主黨獲得成功的三個原因：他們知道如何建立一個群眾運動，任何政黨如果沒有群眾運動就一無用處；他們掌握了在群眾中進行宣傳的藝術；最後一點是，他們知道利用他所說的「精神上和肉體上恐怖」的價值。
這第三個教訓引起了年輕的希特勒的好奇心，雖然這肯定是以錯誤的觀察為基礎的，其中摻雜他個人的大量偏見。十年以後他將充分利用它來實現自己的目標。
「我瞭解這個運動——特別對資產階級——所造成的惡劣的精神恐怖，從思想上和心理上來說，資產階級都不是這種進攻的對手；信號一發，只要看來是最危險的敵人，它就對之發動謊言和誹謗的真正大攻擊，一直到被攻擊者的精神不能支持時為止——這種策略所根據的是對一切人性弱點的精確估計，它的結果能導致必然的勝利，其必然程度幾乎同數學一樣精確——
我同樣也瞭解肉體恐怖對個人和群眾的重要性——因為在支持者中間，所取得的勝利似乎是他們本身事業的正義性的勝利，而被擊敗的對手在大多數情況下都對繼續進行抵抗不存任何勝利的希望。」
關於希特勒日後要加以發展的納粹策略，再也沒有比這段話分析得更加精確的了。在維也納，有兩個政黨強烈地吸引著成長中的希特勒的注意，他對它們都應用了他正在提高中的狡猾的冷靜的分析能力。他說，他最初擁護由格奧爾格‧里特‧馮‧舒納勒建立的泛日耳曼民族黨，馮‧舒納勒也是希特勒老家下奧地利希皮塔耳附近一州的人。泛日耳曼黨當時正在為日耳曼民族在這個多民族帝國中的統治地位進行最後的奮鬥。雖然希特勒認為舒納勒是個「深刻的思想家」，而且熱情地擁護他的強烈民族主義、反猶主義、反社會主義、主張同德國合併、反對哈布斯堡王朝和教廷的基本綱領，但他很快就發現了該黨失敗的原因：
「這個運動未能充分瞭解社會問題的重要性，使它失去了真正有戰鬥性的人民群眾；它參加了議會，這就使它喪失了重要的推動力量，而沾上了議會所特有的一切弱點；反對天主教會——又使它喪失了我國民族足以自豪的無數最優秀的份子。」
希特勒在維也納時代得到了一個教訓，雖然他日後在德國取得政權時還是把它忘記了，可是他在《我的奮鬥》中竭力強調過，那就是，一個政黨要想反對教會是沒有用的。他在解釋舒納勒的「脫離羅馬」運動為什麼是個策略錯誤時說：「不管一個宗教派別有多大值得批評的地方，一個政黨在任何時候都不應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在以往的全部歷史經驗中，一個純粹政治性的黨派要進行宗教改革是從來沒有成功過的。」
不過在希特勒看來，泛日耳曼黨最嚴重的錯誤還是在於它未能喚起群眾，甚至未能瞭解普通人民的心理。從他重複說明他年紀剛過二十一歲就開始在心中出現的思想的話中，我們可以看到，在他看來，這是一個最嚴重的錯誤。他在建立自己的政治運動時不能犯這個錯誤。
泛日耳曼黨還有一個希特勒不想犯的錯誤。那就是它未能爭取到國內有勢力的、地位確立不移的機構當中至少某些機構的支持——如果不是教會的話，至少也是陸軍，或者內閣，或者國家元首。這個青年明白，除非得到這種支持，否則，任何政治運動都很難——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取得政權。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決定大局的一月裡狡猾地騙取到的，正是這種支持，而且也完全靠這種支持，他和他的國家社會黨才有可能接掌一個偉大國家的統治權。
在希特勒的維也納時代，只有一個政治領袖，除了瞭解在群眾基礎上建黨的必要性之外，也瞭解這一點。那個人就是維也納市長。基督教社會黨的領袖卡爾‧盧格博士，他成了希特勒的最有影響的政治導師，雖然兩人從來沒有碰過面。希特勒一直把他看成是「歷代最偉大的日耳曼市長——比所有當代的所謂『外交家』都更偉大的政治家——如果卡爾‧盧格博士當初活在德國，他就會置身於我國人民偉大的思想家之列」。
當然，日後的希特勒同維也納下層中產階級的這個身材魁梧、性格率直、態度溫和的偶像很少相似之處。不錯，盧格作為一個在心懷不滿的小資產階級中間進行活動，並且像希特勒後來那樣利用高漲的反猶情緒作為政治資本的政黨的領袖，當時成了奧地利最有勢力的政客。但是出身低微、靠了半工半讀才讀到大學畢業的盧格，卻是一個在學識上有相當造詣的人。他的敵人，包括猶太人在內，都願意承認，他秉性高尚俠義、慷慨大度。當時在維也納成長的奧地利猶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也證明，盧格從來沒有由於他在公開場合的反猶態度而不肯幫助猶太人或者對他們態度不友好。茨威格追述說，「他的市政管理非常公正，甚至是民主的典型——在這個反猶政黨取得勝利的時候曾經心驚膽戰的猶太人繼續過著像過去一樣享有權利和受到尊重的日子」。這卻不是年輕的希特勒所喜歡的。他認為盧格太大度了，不夠重視猶太人這個種族問題，他對於市長未能擁護泛日耳曼主義感到不滿，對於他的羅馬天主教教權主義和他忠於哈布斯堡王朝的態度是否得當感到懷疑。老皇帝弗朗茲一約瑟夫不是兩次拒絕批准盧格當選為市長嗎？
但是最後希特勒還是不得不承認這個人的天才，這個人知道怎樣贏得群眾的支持，瞭解現代社會問題和宣傳與口才在左右群眾時的重要性。對於盧格對付有勢力的教會的手腕，希特勒只有佩服的份兒——「他的政策訂得極其精明狡猾」。最後還有一點，盧格「善於利用一切現有手段來爭取地位已確立不移的機構的支持，以便能夠為他的運動從這些既有的權力來源方面取得最最有利的條件」。
這一段話簡單扼要地總結了希特勒日後用來組織自己的政黨和引導它在德國取得政權的思想和手段。他的獨到之處在於他是右派政客中唯一的一個人把這種思想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