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戰爭的目的時，必須明確地把政治目的和軍事目標之間的差別弄清楚。這兩種目的是有區別的，但是又緊緊地彼此聯繫著，因為一個國家決不會是為了戰爭而發動戰爭，必然是為了追求某種政治目的而進行戰爭。軍事目標只不過是達成政治目的的一種手段而已。所以，軍事目標是由政治目的來決定的。不過，這裡有一個基本的條件，那就是政治不可以要求軍事去完成它所辦不到的事情。
由此可見，對於這個問題的研究，既要從政治開始，也要到政治結束。
「目標」這一術語，儘管應用得非常廣泛，但並不是用起來非常方便的名詞。所謂「目標」，既有物理性的含義，也有地理性的含義，因此，它容易引起思想上的混亂。所以，在使用時最好有意識地把它區分一下：當問題涉及政治範疇時，我們用「目的」這個名詞，當問題涉及到武裝力量的使用時，則改用「軍事目標」這個名詞。
戰爭的目的，儘管只從自己一個方面的觀點來看，也是想要在戰後獲得一個比較好的和平狀態。因此，即令在進行戰爭的時候，也要經常想到你所需要的和平條件。對於以擴張領土為目的的侵略性國家和僅為自衛而戰的愛好和平國家來說，這一點都是一樣的，不過，它們對於「比較好的和平狀態」的看法，卻是有著很大差別的。
歷史告訴我們，在軍事上取得了勝利，它本身並不等於達到了政治上的目的。可是，負責解決戰爭問題的人，基本上都是職業軍人，因而很自然地出現了一種傾向，即往往忘記了國家的基本目的，而只注意到軍事目標。結果，在每一次戰爭爆發以後，政治目的反而會常常受到軍事目標的制約。人們把軍事目標當作是最終的目的，而不把它看成是達成政治目的的一種單純的手段。
而且還有更壞的情況。由於不理解政治目的與軍事目標之間的正確關係，不理解政治和戰略之間的正確關係，軍事目標往往被曲解了，變得過於簡單化了。
為了正確理解這個頗為複雜的問題，必須搞清楚最近二百年來軍事思想的發展，瞭解一下有哪些觀點，以及其變化情況。
差不多在一個多世紀的長時間裡，軍事思想方面的重要教條，就是把「在戰場上消滅敵人的主力」看成是戰爭的真正目的。這是大家普遍公認的，在所有的軍事條令中都寫了這一條，在所有的軍事學校裡都教著這一條。人們把它當作是軍事學說的基本規律。如果有哪一位政治家敢於對此提出懷疑，擔心軍事目標不能在所有情況下都去適應國家的目的，那麼，他馬上就會被看成是「大逆不道」。只要認真研究各參戰國家的官方檔，閱讀一些軍界領導人物所寫的回憶錄，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及其以後的這類檔和讀物，就可明顯看到上述情況的例證。
這樣絕對化的一條規律，可能使十九世紀以前的那些著名統帥和軍事學家都感到震驚。他們曾經認為，確定軍事目標，必須以現有兵力和現行政治為根據，因此要考慮到實際的需要和理智的要求。
克勞塞維茨的影響
「在戰場上消滅敵人的主力」是戰爭的真正目的——把這條原則變成教條，主要是由於克勞塞維茨的影響。克勞塞維茨的著作（死後才發表出來），對於後來的普魯士將領，特別是毛奇，有著重大的影響。普軍在一八六六年和一八七○年所取得的勝利，促使世界各國的軍隊都接受了這一原則，促使它們把普魯土的軍事制度當作了效法的楷模。因此，探討一下克勞塞維茨的理論實在非常重要。
克勞塞維茨的門徒們把他的理論推崇到了極端的高度。這是克勞塞維茨本人在生前所沒有想到的，但卻是歷史上經常出現的一種現象。
在所有各種學術領域內，多數的先知者和思想家都有一個共同的命運，那就是他們的學說總是被人誤解。克勞塞維茨的那些學生，背離了自己的老師，在戰爭目的的問題上並沒有研究清楚，他們對於其原始觀念的損害，甚至比其帶有偏見而又主觀的反對者還要嚴重。不過，也應該承認，克勞塞維茨本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多地引起了對於自己理論的誤解。他作為康得的再傳弟子，曾經學會了一套哲學式的表達方法，但是，他又不是一位真正的哲學家。他的戰爭理論，從表達方式來說，不僅過於抽象化，而且相當枯燥。所以，只習慣於進行具體思維的普通軍人，對他的理論總是難於理解。沿著他的論據線索去思考，往往會突然回頭後轉，走向與這種線索完全相反的方向。由於克勞塞維茨在表達上相當的混亂，他們不能不感到困惑，只能抓住他的一些生動的「警語」，看到這些警語的表面意義，而不能深入地去瞭解他的思想主流。
克勞塞維茨對戰爭理論的最大貢獻，是他特別強調了心理因素的作用。他大聲疾呼，反對那個時代中最時髦的幾何學派戰略。他明確指出，人類的精神要比那些作戰線和作戰角的觀念重要得多。他分析了戰爭中「危險」和「勞累」對於軍事行動的影響，「勇敢」和「決斷」的價值。這些足以表明，他對此是有深刻認識的。
然而，有些不幸，克勞塞維茨的某些錯誤也對後來的歷史進程產生了相當不好的影響。
克勞塞維茨過分強調了陸軍的作用，因而未能正確估計海軍的意義。他的眼光顯得相當近視，就在戰爭的機器時代已經敞開大門的時候，他還在宣揚自己的信念，說什麼數量的優勢仍在與日俱增地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這樣的「信條」增長了一般軍人本能的保守主義思想，使他們不敢相信機械的發明有創立新型優勢的可能性。當時，徵兵制的廣泛推行，使得大量兵力的徵集有著一種很簡單的辦法。這也是促成保守思想的一個強有力的理由。由於忽視了心理上的因素，這種由徵兵制所建立起來的大軍，一旦受到襲擊，比較容易出現混亂和發生突然的崩潰。而過去的老辦法，儘管不是那樣經常和制度化，但總還是力圖以受過良好訓練的戰士來組建軍隊。
對於戰術和戰略，克勞塞維茨並沒有提供多少新奇進步的思想。在這方面，他既沒有創造，也沒有推動，只不過是把戰略戰術的思想加以系統化罷了。同十八世紀所產生的「師」制理論和二十世紀使用快速裝甲部隊的理論比較起來，克勞塞維茨的戰爭理論缺乏那種革命性的影響。
而且有一點值得特別注意。他在總結拿破崙戰爭的經驗，企圖為拿破崙戰爭找出一個理論體系時，卻把注意力放到了戰爭的某種落後形式上面，結果出現了一種「背向革命」的趨勢，反而向民族戰爭方向倒退了。
克勞塞維茨關於軍事目標的理論
在為軍事目標下定義的時候，克勞塞維茨曾使自己的戰略趨向於純粹的形式邏輯。他寫道：「使敵人無力抵抗是戰爭行為的目標」，「至少在理論上必須這樣」。他接著說：「要敵人服從我們的意志，就必須使敵人的處境比按我們的要求作出犧牲更為不利，這種不利至少從表面上看應該不是暫時的，否則，敵人就會等待較有利的時機而不屈服了。因此，繼續進行的軍事活動所引起的處境上的任何變化，都必須對敵人更加不利，至少在理論上必須這樣。作戰一方可能陷入的最不利的處境是完全無力抵抗。因此，如果要以戰爭行為迫使敵人服從我們的意志，那麼就必須使敵人或者真正無力抵抗，或者陷入勢將無力抵抗的地步。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解除敵人武裝或打垮敵人，不論說法如何，必然始終是戰爭行為的目標。」
由於受了康得的影響，克勞塞維茨的思想具有二元論的趨勢。他相信有一個完滿的（軍事）理想境界，但同時又認識到，在現實的世界裡，這種理想決無完全達到的可能。他對於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差異是有深刻認識的，指出了「軍事理想」同「現實中的情況變化」有所不同。他寫道：「在純概念的抽象領域裡，思考活動在達到極端以前是決不會停止的，因為思考的物件是個極端的東西……如果我們從抽象轉到現實，那麼一切就不同了。」從抽象的概念來說，戰爭的目的是要徹底解除敵人的武裝，但是，在實際中這個目的並不是經常能夠達到的，而且對於和平來說也並不是一個必要的條件。
克勞塞維茨這種趨向極端的態度，在他關於「戰鬥」的議論中也反映得很清楚。他把戰鬥看成是用來達到戰爭目的的手段。他一開始就特別強調，只有鬥爭才是結束戰爭的唯一手段。他說：「在戰爭中手段只有一種，那就是戰鬥。」為了證明這條「真理」，他進行了廣泛的論證。指出「一切軍事活動都必然直接地或間接地同戰鬥有關」。通過一番大道理的說教，似乎大多數人都接受了他的觀點。可是，克勞塞維茨接著來了一個大轉彎，宣佈說：「戰爭的目的並不始終都是消滅參加戰鬥的軍隊，不必經過實際的戰鬥，只要部署了戰鬥並通過由此形成的態勢，就往往可以達到戰鬥的目的。」
此外，克勞塞維茨認為，「……在其他一切條件都相同的前提下，我們越想要消滅敵人軍隊，自己軍隊的消耗也必然會越大。」
「採取這一手段的危險在於：正是因為我們企圖取得較大的效果，所以在做不到的情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