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所進行的各次戰役，無論是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前的，還是在這次戰爭過程中的，都可作為明顯的例證，說明他所使用的方法，正是本書前面各章所論述的方法。希特勒在其戰爭的第一階段所使用的戰略，就是間接路線戰略，而且，他亦物質上和心理上，在戰場上和會場上，都達到了新的境界。以後，他也給自己的敵人提供了機會，使他們可以利用間接路線來反對他本人。
在戰爭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不要把敵人估計得過低。同樣緊要的是，要瞭解敵人使用的方法，識破他們的企圖。這是一個必不可少的前提，有了這種認識，才能及時預察敵人的行動，並採取預防的措施。一些愛好和平的國家，由於錯過了時機，對於希特勒在下一步將要採取什麼行動缺乏應有的關注和判斷，老是「趕不上車子」，不免大吃苦頭。任何一個國家，如果在其政府諮詢機關中設立一個「敵人研究部」，對於戰爭的各個方面，以及有關戰爭的一切問題，都認真加以研究，並及時地對敵人的下一步行動加以預測和判斷，那一定是大有好處的。
一些民主國家的政府，居然不曾事先看到希特勒所要追求的方計路線，這對未來的歷史學家來說，不能不感到大為吃驚。因為歷史上還從來沒有一個像希特勒這樣的人，他不僅野心勃勃，而且竟那樣公開明確地敘述了自己行動的根本性質，以及為達到目的將要採取的具體辦法。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一書，加上他的許多演說和個別言論，給人們提供了大量的事實，足以說明他的行動方向及其邏輯聯繫。希特勒這種非常清楚的「自我表白」，可以算是最好的證據，說明他所以取得成就，決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什麼隨和的結果。這個「自我表白」也是一個鮮明的實例，說明了一個諺語的正確性：「人們總要作些蠢事！」即使是拿破崙，也不曾像他那樣藐視自己的敵人，也不敢那樣冒險地把自己的意圖完全說了出來。希特勒在這方面所以敢於明顯地表示出無所顧忌，正是因為他認清了人們的一個通病，那就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希特勒懂得一條原則：把東西經常放在最明顯的地方，可能是進行偽裝的一種好手段，因為放在明顯位置上的東西，反而不易為人注意；有時，最直接的行動路線，反而是最能出敵意料的。這正如保密問題上的技巧一樣，儘量把大多數事情都公開發表出來，就可以使人們不去想像或者懷疑還有少許秘密的存在。
英國的第一流間諜勞倫斯曾經指出，列寧是這樣一個人，他不僅設想了一個革命，實行了一個革命，而且鞏固了一個革命。這個評語對於希特勒也同樣實用，而且還可以加上一句：他還「寫出了」一個革命。這一點是很明顯的。希特勒曾經用過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方法，從中獲益不少。他不僅學會了如何奪取權力，而且學會了如何擴張權力。列寧曾經說過，「在戰爭中，最健全的戰略，就是一直等到敵人在精神上已經渙散之後才開始作戰，這樣，一個致命的打擊才有容易完成的可能。」
希特勒曾經說過，「我們真正的戰爭早在軍事行動開始以前就在進行了。」勞希林在其所著《希特勒的自供》一書中引用了希特勒的言論。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希特勒宣稱：「在戰爭尚未打響以前，設法使敵人先在精神上崩潰，這是我最感興趣的問題。任何一個曾在前線參加過作戰的人，都會希望儘量避免不必要的流血。」
希特勒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這個問題上面以後，就使自己的思想開始與德國軍事思想的傳統趨勢分道揚鑣。一個世紀以來，德國的軍事理論一直把「會戰」看成是最主要的東西，而且率領著一大批國家，沿著一條很狹窄的路線來發展他們的理論。他們把普魯士的戰爭哲學家克勞塞維茨奉為自己的教主，全盤接受了他那些很難於領會的格言。例如：「以流血的方法來解決危機，力圖殲滅敵人的軍隊，這就是戰爭第一胎的產兒……只有進行巨大而全面的會戰，才能產生偉大的結果……血液永遠是勝利的代價……我們不要聽信，而且不想聽信那些認為不必流血便可獲勝的將軍們。」克勞塞維茨拒不承認下述的觀點：有一種巧妙的方法，可以不必大量流血而能解除敵人的武裝和制服敵人。這也就是戰爭藝術的真正體現。他痛斥這種觀點，認為是從「慈善家」幻想中販賣出來的一種思想。克勞塞維茨沒有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即這種思想的基礎是對國家的利己主義，是希望為本民族尋找一條有利的出路，而並非單純的折中妥協辦法。結果，許多將軍盲目地變成了克勞塞維茨學說的信徒，總是一有機會便去尋求會戰，再也不想預先創造一種於自己有利的形勢。所以，在一千九百一十四至一九一八年的戰爭過程中，戰爭藝術竟變成為只不過是相互屠殺的一種程式。
希特勒的觀點儘管有其局限性，但他畢竟還是超過了一般公認的傳統界線。勞希林所引證的下述言論可以作為證明。希特勒說：「人們相互砍殺，僅僅是在他們使用其他辦法已不能達到目的的時候……有一種廣義的戰略，它使用的是心理上的武器……如果我可以用比軍事手段更好和更廉價的辦法來達到瓦解敵人的目的，那麼我何必一定要用軍事手段呢？……我們的戰略就是要從敵人內部去毀滅敵人，控制他們，通過他們自己去征服他們。」
希特勒對於德國的軍事學說，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賦予了新的方向和作出了新的闡述呢？只要把他的理論拿來，和魯登道夫的理論作個比較，就可以看出其寬廣的程度。魯登道夫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武裝力量的總指揮，也是希特勒的支持者，在一九二三年曾同希特勒合作，企圖採用「向柏林進軍」的辦法來奪取政權，但是遭到了失敗。
在極權國家建立起來以後，經過了差不多二十年的時間，魯登道夫反省了上次大戰的教訓，得出了他的結論，這就是未來的「總體戰」的藍圖。魯登道夫在自己的著作中開始堅決抨擊克勞塞維茨的理論，而克勞塞維茨的理論正是一九一四年德國軍事學說的基礎。按照魯登道夫的看法，德國當時的錯誤並不在於不顧後果地過分使用暴力，而恰恰是沒有足夠有效地使用暴力。他批評克勞塞維茨過分地誇大了政治的作用。為了論證這一點，他引用了克勞塞維茨的一句話：「政治意圖就是目的，戰爭只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如果沒有一定的目的，那就無法考慮手段的問題。」按照魯登道夫的看法，這是已經陳腐了的觀點。「總體戰」的原則要求：在戰時，整個民族要把全部力量都貢獻給戰爭；在平時，就要全力以赴地準備下一次戰爭。戰爭，這是「一個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表現，因此，政治應該從屬於戰爭的利益。
讀完了魯登道夫的書，我們就可以明白，他的理論和克勞塞維茨的理論之間的主要差別，就在於他把戰爭看成為一種並無最終目的的手段，如果要說他在追求什麼目的的話，那就是把整個國家都變成一座軍營。實際上，這種觀點並不像魯登道夫本人所想像的那樣新奇。古代斯巴達人就曾堅持過這個原則，其結果只不過是使他們自己陷入了癱瘓滅亡的境地而已。魯登道夫所追求的目的，無非是使整個國家變成好戰的整體，創立一個超級的斯巴達，所以他給自己提出的基本任務就是要使「整個民族團結一致」。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力圖創立一種「民族主義」的新宗教。根據它的教條，所有女人最光榮的任務就是生孩子，以來承受「總體戰的負擔」，而所有男人的任務，則是發展他們的能力以達到這個目的，換句話說，人們的任務就是生育和繁殖，以便進行屠殺。此外，為了達到「團結一致」的目的，魯登道夫主張採取古老的迫害手段，而不準任何人反對最高統帥的觀點。
魯登道夫還主張，一個國家應有一種自給自足的民族經濟制度，以求適合總體戰的要求。從這一觀點來看，他似乎也認清了軍事力量要以經濟為基礎。但是有一點卻又令人感到奇怪：一方面，魯登道夫承認，聯軍方面的封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有重大的作用，曾經給德國造成了極大的困難；另一方面，他卻始終堅信，決定戰爭結局的還是兩軍在戰場上的會戰。魯登道夫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矛盾。在這個問題上，他還對德國老牌的理論家進行讚揚，說：「克勞塞維茨一心一意地只想在會戰中殲滅敵軍。」在魯登道夫看來，這應該是一個「永遠不變的原則」。但是，希特勒的看法又有所不同。他認為，一個軍事領袖的真正目的，應該是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
在魯登道夫的心目中，未來戰爭的打法，似乎也只是把一九一八年他所發動的進攻擴大一些規模而已。他當時的那些進攻，開始的時候確曾聲勢嚇人，但是最終都沒有什麼結果。對他來說，這種進攻仍然是打的一場會戰，在火炮、迫擊炮和機關槍的掩護之下，在坦克、裝甲車的支援之下，步兵向前衝擊，一直戰鬥到最後，「以肉搏戰把敵人克服」。部隊的一切行動，都是為了達到會戰的目的；機械化的作用，只是為了加快會戰的開始。
對於廣泛採取的一般常用的作戰方法，魯登道夫沒有發表什麼反對意見，無論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