氫彈的出現，並不能保障西方各國關於全面持久安全的願望得到實現。它不是一個法寶，不能消除這些國家所面臨的危險。氫彈雖然加強了西方國家的實力，但同時也給人們帶來了焦急心情，增加了他們的「不安全感」。
一九四五年投擲的原子彈，對於西方當權的政治家們來說，似乎是加速徹底勝利和保障世界和平的一個輕便而簡易的工具。正如邱吉爾所說的那樣，他們當時設想，「這就足以使戰爭結束，使世界和平。只要花費少數幾個原子彈的成本，使可顯示出驚人的強大威力。對於受苦受難的人們來說，這是一隻醫治創傷的手。在人們經受了數不清的困苦和危難以後，這似乎算得上一種奇蹟。」可是，時至今日，在自由世界裡，人們的焦慮心情反而是與日俱增。這便證明，當權的政治家們對於這個問題並沒有想透，因為那樣取得的勝利並不能保障和平。
他們的眼光始終沒有超出自己面前的直接戰略目標，即「贏得戰爭的勝利」，而且不顧歷史的經驗教訓，總認為軍事勝利即足以保障和平。從大量的歷史教訓中，可以找到一條具有決定意義的真理：純粹的軍事戰略必須接受「大戰略」的指導，因為只有「大戰略」才會有更深遠的預見和更廣博的觀點。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勝利的追逐必然會要變成悲劇，使得各種努力毫無成效。德國在軍事上的徹底失敗，必不可免地要為蘇維埃俄國控制歐洲大陸開闢道路，並使得共產主義的影響大規模地擴展到整個世界。同時，由於原子武器作了一場驚人的表演，使用這個武器以後很快就結束了戰爭，也就必然促使俄國人要在戰後發展這種武器。
從來還沒有過現在這樣一種很少安全感的和平。經過了神經一直緊張的八個年頭以後，由於熱核武器的生產，那些「獲得了勝利的國家」，更加感到不安全了。但這並不是成爭造成的後果。
即使還在試驗階段，氫彈就已比其他任何武器都更加明白地證明，用「總體戰」作為一種方法，也和以「勝利」作為戰爭目的一樣，是一種陳腐了的觀念。
對於這一點，那些一貫主張進行戰略轟炸的人，現在也都認識到了。不久以前，英國空軍元帥斯里索爾爵士發表了自己的見解。他說：「最近四十年來，我們所理解的那種『總體戰』，現在已經過時了……在我們的時代，或者說在我們這個世紀裡，若再進行世界大戰，那其結果將是集體自殺，人類的文明也將終結。」另外一位空軍元帥泰德勳爵，也早已強調了這一點，指出要「準確而冷靜地估計作戰能力」。他說：「使用原子武器的戰爭，將不是什麼決鬥，而是相互交換的自殺。」可是，他又不大合乎邏輯地補充了一句：「這種趨勢可以使侵略行徑不至於受到鼓勵。」其所以不合邏輯，是因為有一類頭腦冷靜的侵略者，他們知道自己的敵人對於不是明顯地註定要帶來災難的威脅，能夠立即作出反應，因而可以估計到對方不願意自殺的那種天然的猶豫心理。
任何一個當權的政府，對於那種並非直接的侵略，或者其他任何局部性的和有限性的侵略，是否能定下使用氫彈的決心呢？現在，就連空軍部門的那些領導者，也把這種行為稱之為「自殺」，而某一個當權的政府，難道竟敢貿然決定首先跨出這一步嗎？由此可以有定，除非某種威脅將要造成毀滅性的災難，而且這種災難比氫彈本身更為可怕，否則，決不會有人貿然使用氫彈。
政治家們把原子武器當作一種遏制侵略的因素，這種信念的基礎看來是一種完全不合現實的幻想。說得準確一些，拿使用原子武器來進行威脅，只是一種虛張聲勢的恫嚇。事實上，俄國人，尤其是克里姆林宮的主人，對於這種恫嚇並不會太認真，而那些靠近鐵幕邊緣的國家，反而會感到更傷腦筋，因為他們距離俄國很近，害怕蘇俄的戰略空軍會拿他們當作開刀的試驗品。如果說要用原子武器來保護他們，其結果可能是反而削弱了他們的抵抗決心。這種威脅的反作用，即它的「後膛爆炸力」的破壞性，早已證明是有很大害處的。
對於「遏制」政策的運用，氫彈不但無益，而且有害。它固然可減少「全面戰爭」爆發的可能性，但是卻也增加了發生「有限戰爭」的機會，並助長了間接的和廣泛的局部侵略之風。侵略者可以使用各種不同的方法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促使對方猶豫不決，使他們在採取報復措施時難於決定是否使用氫彈或原子彈。
在現時代，為了「遏制」這種威脅，我們對於「傳統性武器」的倚賴程度反而更深。當然，得出這個結論並不等於必須僅僅使用舊式武器，相反，我們在發展新式武器方面，應該是不斷推進的。
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戰略時代。它的本質與原子空軍論者的假想是有很大差別的。而那些主張原子制空權的人，就舊的時代來說，還算是一些「革命派」。我們的現代敵手所制定的戰略，基本上都包含兩重目的：首先是避免遭受優勢空軍的突擊；其次則以有力的回擊來癱瘓對方。我們愈是承認使用轟炸航空兵施行密集突擊的必要性，則愈有利於促進新型遊擊戰略的推行，其實這並不是什麼怪事。
我們自己的戰略，必須以明確理解這種觀念作為基礎，而我們的軍事政策，也需要加以相應的改革。只要是以敵人的戰略為依據，我們就可以成功地制定出有效的反戰略；這裡還要附帶說明一句：想用氫彈來毀滅敵人的城市，則我們潛伏的同盟者——「第五縱隊」，也必然被一起毀滅。
曾經廣泛流行過一種現點，認為原子武器把戰略給勾銷了。這當然沒有根據，只是一種混淆視聽的怪論，原子武器雖然可使破壞力達到足以「自殺」的極端程度，但同時也產生了一種推動作用，促使人們加速反省，回復到間接路線的使用上來。而這種間接路線，正是戰略的實質，因為在這種情況下進行戰爭，必須合理使用武力，避免輕率用兵。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即已出現許多跡象，表明了使用「間接路線「的價值。而且，戰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起的作用，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戰來已經巨大得多。不過，當時大戰略的作用還不免令人失望。在現時代，原子武器既然不便於直接加以使用，那它就必然會促使侵略者去制定更加靈活的戰略。可見，事情很明顯，當原子武器正在日新月異之時，我們必須相應地發展自己的戰略藝術。嚴格講起來，戰略的歷史也就是間接路線的使用和演變的紀錄。
我的這本《間接路線》，初版於一九二九年，當時用的書名是《歷史上的決定性戰爭》。現在這個版本，是我二十五年來繼續研究的結果，特別是總結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戰略和大戰略方面的經驗的結果。
當我研究古往今來許許多多的戰役時，首先產生出來的一個思想是，間接路線要比直接路線優越得多。當時，我還只是專就戰略學的觀點來立論，只想更充分地把戰略的實質揭露出來。可是，在經過深入的研究以後，我才開始認識到，間接路線的方法，還可以有更加廣泛的應用範圍。在生活的所有一切領域之內，這種間接法可算是一條定律，也是哲學上的一個真理。情況表明，對於人生途徑上的一切問題，使用這種方法都能加以解決。每當各種相互矛盾的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人總是其中的決定因素。無論在何種情況之下，以新的觀念進行直接攻擊，總不免要招來頑強的抵抗，這樣一來，反而會使觀點的改變更加困難。如果採取出人意外的手段，把新的觀念滲透進去，或者採取辯論的方式，則實現某種觀點的改變，就會更加容易和迅速。這是因為，在辯論當中，論敵的下意識抵抗，是比較易於用迂迴辦法去克服的。無論在政治領域中，還是在男女之間的關係上，採用間接路線的方法都是一個基本的原則。在商業方面，只要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則成交的機會就會多些。在其他任何一種情況下，大家都知道，要想說服一個人接受某種新的思想，最可靠的辦法是設法使他相信，這個思想正是他本人提出來的。如同在戰爭中一樣，在制服敵人以前，應首先削弱他的抵抗力，而達到這個目的的最好辦法，就是把對方誘出他的防禦陣地。
間接路線的觀念，同人與人之間理智相互影響的所有問題都有緊密聯繫，這也正是人類歷史上一個最重要的因素。不過，它與另外一條原則卻是很難調和的，那就是：只有不顧各種利害關係和不怕一切後果而去追求真理，才有可能獲得或者接近於獲得作出具有真理價值的結論。
歷史已經證明，「先知者」對於人類的進步起過何等重大的作用，而且同樣表明，一個人如果認為自己掌握了真理，並毫無保留地把它公開說出來，那就會有實際的價值。不過，同樣也很明顯的是，這種真理以後的命運如何，則常常取決於另外一批人物。這種人就是「領袖」。他們是哲學領域裡的戰略家，將力求使真理與人們所能接受的限度調和起來。他們在這一工作中的成就，則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他們自己對於真理所掌握的程度；二是他們在宣傳真理時所具有的實際本領。
先知者將會遭到指責，這是他們註定了的命運。至於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