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集團軍的垂死掙扎是在新年前後才開始的，這個故事的苦痛程度簡直令人難以置信。這些人員在無可奈何的環境中，均能視死如歸地恪盡職守，真是可歌可泣。
不過站在頓河集團軍群總司令的地位上，有一個問題卻是我所必須回答的。要求我們的軍人作這樣的犧牲是否合理或必要？其期限又應該有多長？換言之，第六集團軍的最後苦戰是否能達到任何有價值的目標？要想對於這個問題獲得一個適當的答案，就必須根據當時的情況，而不能以德國最後的失敗為判斷基礎。
十二月二十六日，第六集團軍司令把下述電報送達我們。我們馬上就將其轉呈陸軍總部，我們一向毫無掩飾地表達該集團軍的立場。（從這個時候起，包圍圈和外面的連絡就只能靠無線電和飛出來的人員。超短波的電動打字談話已經中斷了。）保盧斯上將的電報全文如下：
戰鬥損失、寒冷和補給不足最近已經使各師的戰鬥力大受影響。我應該報告下述各點：
一、本集團軍在比較長的時間內，仍能繼續擊退小規模的攻擊和應付局部危機。前提條件是改善補給並儘量迅速空運補充人員。
二、假使敵人從霍斯（第四裝甲集團軍）方面或其他方面抽調相當大量的兵力，用來對於史達林格勒要塞發動一個大規模的攻勢，則後者就不能再長期支持下去了。
三、除非先打通一個走廊，使本集團軍獲得必要的人員和物資的補充，否則決不可能執行突圍作戰。
所以我要求，並請向最高當局轉達，除非全盤的情況迫使本集團軍有犧牲之必要，否則應立即加速援救行動。本集團軍自應竭力堅守，直到最後一分鐘為止。
我同時也必須報告在今天只空運進七十噸物資。有些部隊已經開始要斷糧了。所以現在必須要採取緊急的措施。
這個報告的內容足以充分證明，保盧斯的參謀長何等荒謬，僅僅在一星期以前，他還說只要有適當的補給，則第六集團軍可以在史達林格勒過復活節。
這個文件也可以證明，當一星期以前，由於第四裝甲集團軍已經迫近該城，集團軍群遂命令該集團軍突圍時，那不僅是其可以獲救的第一次機會，而且也更是最末一次。
可是在十二月底和一月初的時候，除了局部的攻擊以外，第六集團軍的正面卻還是相當的平靜無事。其原因有二：一方面，敵人可能是希望累積其炮兵的彈藥，以便發動一個大規模攻勢；另一方面，他們正在調集一切的兵力，以求先殲滅第四裝甲集團軍並在頓河大河灣取勝。
一月八日，胡比將軍（Gen‧Hube）在晉謁了希特勒之後返防時，順便到集團軍群總部中來與我晤談。希特勒曾命令胡比從史達林格勒飛往羅曾（Lotzen），以便將第六集團軍的情況當面向他提出報告。胡比告訴我說，他曾經把包圍圈中的一切實際情形，毫無掩飾地告訴希特勒。（事實上，這與集團軍群總部的每日情況報告中所說明的內容並無太多的區別，可是希特勒在未獲更進一步的證據以前，卻不準備相信我們的報告。）
雖然如此，值得注意的卻是胡比在羅曾短暫逗留之後，他受到了希特勒的影響，而開始具有信心了——不管是真的還是假的。希特勒曾經向他宣稱，將傾全力使第六集團軍可以長期獲得補給，並且還又提到以後的救援計畫。在重建了信心之後，胡比回到了包圍圈中，但不久又奉希特勒之命，再度飛出以便在圈外指揮空運事宜。不過，甚至於他也無法改進空運的效率，因為並不是實際的組織上有什麼弱點，而是天氣不良和飛機的資源不適當。胡比有一句話最使我個人感到刺激，因為在第六集團軍正在流傳著一個謠言，說我曾經發出了這樣一個電報：「不要放手，我就會救你們出來——曼施坦因。」雖然我曾經不惜用一切手段，以將第六集團軍救出史達林格勒，但是我卻從來沒有給部隊許諾的習慣，因為是否能兌現這種諾言，我並無絕對把握，而且也不是我一個人的責任。
胡比將軍倒是一個無畏的硬漢，他居然敢向希特勒說，像第六集團軍被圍這類事情，對於他作為國家元首的威望而言是一個多麼巨大的損失。因此，他願意建議希特勒應該把他的指揮權交給一個軍人去執行——至少在東線上應該如此。由於事實上，胡比在前往羅曾時，曾經先與我們會晤，所以希特勒毫無疑問會假定胡比是受了我的鼓動才會放這個「大炮」的。事實上卻絕不是這樣。
等到史達林格勒陷落之後，我自己又曾向希特勒建議改組最高的軍事指揮組織。因為胡比早已對他提到過同類的意見，所以希特勒也就斷然拒絕考慮這類問題。否則希特勒也許能接受我的意見，尤其在當時，他對於第六集團軍的喪失多少還有一點責任感。
一月九日，敵人向第六集團軍招降。在希特勒命令之下，這個要求被拒絕了。我對於希特勒在軍事領域中的一切決定和行動，很少有完全同意的，而對於他的這個決定卻完全贊同，因為不管從人道的觀點來看多麼殘酷，但在當時卻是一種必要的措施。
我不擬在此討論那種純粹軍人精神的觀點，即任何軍隊只要尚存戰鬥力，則絕對不許投降。若是放棄這種精神，則軍人這一門職業也就消失了。除非世界進步到了無戰爭和軍人的境界，否則這種軍人榮譽的觀念就必須維持。即使投降可以避免一種顯然是毫無希望的戰鬥，但這一點本身仍不能當作投降的理由。假使所有的指揮官在他認為他的處境已經毫無希望時就馬上投降，那麼就不會有人贏得戰爭。甚至於在絕對無希望的環境中，也常常可能死裡求活的。從保盧斯將軍的觀點來看，不管怎樣，基於軍人的責任他都應該拒絕投降。只有一個唯一的例外，那就是這個集團軍已經更無其他的用途，它的繼續抵抗根本已無目了。從這裡即可以說明希特勒的決定是合理的。不管第六集團軍的繼續抵抗就長期的觀點來說，如何沒有希望，但就全盤的戰略情況而言，它卻已經盡到了決定性的義務。它必須盡可能久地牽制盡可能多的圍攻兵力。
十二月初時，在該集團軍周圍的包圍圈上，大約發現了一共六十個敵人大單位的番號（即為步兵師、裝甲和機械化旅等），當第四裝甲集團軍進攻時，毫無疑問，其中部分兵力必然暫時被調動，但卻又有新的部隊補充進來。到了一月十九日，據報頓河集團軍群所面對著的二百五十九個敵方大單位中，有九十個是用來包圍第六集團軍的。假使第六集團軍在一月九日就投降了，那麼這九十個單位中的大部分就會像潮水一樣湧來，頓河集團軍群和整個南翼的處境將不堪設想。
這個集團軍還能打下去，即使從其本身的觀點來看，那是毫無意義的。可是它的堅持能力對於整個南翼的情況，卻具有決定性。第六集團軍能夠多牽制敵軍一天，就是多為整個東線戰場做了一份貢獻。今天固然有人認為我們最後還是失敗了，若能早日結束這場戰爭，豈不是可以使我們免受許多苦痛。不過這都是事後聰明而已。在那個時候，就軍事立場而言，並無理由認為德國會失敗。一個軍事上的僵局也可以在政治方面引起同樣的作用，所以只要德軍的南翼能夠穩定住，則這種可能性是絕對存在的。而其先決條件，就是第六集團軍應該儘量牽制敵軍到最後一分鐘。這個殘酷的需要迫使最高統帥要求在史達林格勒的英勇部隊必須作最後的犧牲。至於這位自立為王的統帥應該為該集團軍的覆亡負責，卻是另外一個問題。
在一月九日第六集團軍拒絕投降之後，俄軍即開始從各方面進攻，首先是猛烈的炮兵準備射擊，繼之以大量的坦克支援。主要的壓力是指向馬立羅夫卡（Marinovka）附近的西端突出地上，敵人已在幾個點突入了。
一月十一日，情況變得更加危急，由於缺乏彈藥和燃料，該集團軍已經無法恢復其失地。由於卡爾波弗卡谷地（Karpovka Valley）——尤其是那裡的居民地——的喪失，更使西面守軍喪失了其禦寒場所。此外，天氣狀況也使空運的希望斷絕了。
一月十二日，第六集團軍有一個特別報告足以說明其窘境，集團軍群總部也立即將其轉達陸軍總部。報告內容如下：
儘管部隊曾英勇抵抗，但是通過最近幾天來的激戰，敵人已經突入縱深，本部僅勉強堵塞了防線的裂口。已經沒有預備隊，而且也無法再編成。重兵器現在已經喪失了機動性。損失嚴重、補給不足、再加上嚴寒，已經嚴重削弱部隊的抵抗能力。假使敵人繼續用現有的兵力進攻，則要塞的正面最多只能支持幾天。以後的抵抗就只不過是局部的行動而已。
一月十二日，天氣又使空運停止了，並且也阻止了空軍支援守軍的艱苦戰鬥。
那一天黃昏時，在空軍方面負責主持空運的皮克爾特將軍飛出了包圍圈。他對城中的情況描繪了一幅驚人的圖畫，並認為該集團軍的繼續抵抗能力只有二—四天的限度。由於部隊的英勇和自我犧牲，證明了這個估計是不正確的。照皮克爾特將軍的意見，即使空運的情況改進，從今往後也不會有什麼差別，因為陸軍的兵力已經不再能填補敵